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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之魔1
作者：丹·西蒙斯
内容简介
 20世纪20年代，探险的黄金时代。当时，南北极都被征服，只剩第三极珠穆朗玛峰。1924年，马洛里、欧文和布罗姆利勋爵在珠峰探险时失踪。在布罗姆利夫人的资助下，一位一战退伍老兵、一个法国登山向导和一个年轻浪漫的美国男孩，一行三人为了寻找失踪案的真相，再次对珠峰发起了挑战。 在28000英尺的高峰上，他们被某个生物追逐着，一场生与死的较量就此展开 珠峰之上从来没有胜利者，只有幸存者！ 

主要人物表
  
1925年珠峰探险
 
理查         ?勇敢、无畏的上尉，参加过一战最激烈的战斗，受到不少于14次嘉奖。受人之托，毅然发起了这场珠峰挑战。
 
杰克         ?年轻、浪漫的美国男孩，醉心于登山，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这场珠峰探险。
 
让-克洛德     ?世界上最顶级的登山向导，他能否带领探险队走出“死亡地带”……
 
雷吉         ?神秘、自信、拥有深蓝色眼眸，管理着印度的大片茶园，为什么执意要攀登珠峰？

前 言
我是在1991年夏天见到杰克?佩里[1]的。
我对南极探险和探险家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1957年到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上，我就产生了兴趣。当时美国还在那里建造了几座永久基地。说实话，南极探险让当时只有十岁的我特别向往，大约1990年的时候，我隐约觉得应该写一本以南极为背景的小说。可是，一晃十五年过去了，我才正式动笔，出版了一本跟北极（不是南极）有关的灾难小说，也就是2007年出版的那本《极地恶灵》（The Terror），但1991年夏，我又向出版社推荐了一套三部曲的新书。其实，本人主要对南极探险感兴趣，对北极则兴致寥寥（可造化弄人，我这套书终究没有写成）。又过了很多年，这期间我一直在看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艾普斯雷?切瑞?格拉德等英烈在南极的探险故事，因此我对南极的兴趣也日渐浓烈。
1991年夏天，妻子的一个朋友说她认识一个真正的南极探险家。不过那人年纪可不小了，住在科罗拉多西斜坡区德尔塔小镇的一个特护养老院中。20世纪30年代，他曾跟随海军少将理查德?伯德的美国探险队前往南极。
最后卡伦表示，反正玛丽就是这么跟她说的。其实，我怀疑那位老人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就是信口开河，要么就是他吹惯了牛皮。说不定三种说法都对。
可根据玛丽的说法，这个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名叫雅各布?佩里，他曾于1934年参加美国南极探险队。当年，那次探险可谓麻烦不断，而伯德少将总喜欢一个人出风头，结果，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他独自在一个高级气象站的冰洞里待了五个月，因为炉子通风不好，他差点儿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伯德还打算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一本畅销书来着，书名倒也不难猜测，名为《孤独》。
玛丽告诉我妻子卡伦，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天，整个南极伸手不见五指，暴风雪肆虐，佩里和另外三人艰难跋涉了100英里[2]，去营救伯德少将。后来，所有人都被困住了，不得不等到十月，也就是南极洲的夏天来临才被救起。“听起来他正是你要找的人，可为你提供有关南极的信息。”卡伦说，“估摸着你专写这位佩里先生，就能写出一本书了。没准儿他跟到达北极的第一人皮里少将是同一个人呢！”
“佩里，”我说，“即便他去过南极，也不会是那个声称在1909年到达北极的罗伯特?皮里少将啊。”
“为什么不能？”卡伦说，“这可说不准。”
“首先，他们的名字就不一样，一个叫佩里，一个叫皮里。”我说。玛丽非要和我较真儿，我有点儿不高兴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无论谁对我的写作内容指手画脚，我都会来气。于是我特地强调，“皮里少将”和玛丽说的那个住在德尔塔的小老头儿“佩里”先生，根本不是同一人。
“还有，”我说，“皮里少将现在应该一百三十岁左右了。”
“行了，行了。”卡伦说着举起双手，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们早已对这种信号有了共识，意思是夫妻双方谁也别不依不饶，紧盯对方的错误不放了。“我承认我错了还不行吗？可这位佩里先生没准儿真有精彩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还有，”我打断他的话，老实说，我还真有点儿一根筋，“罗伯特?皮里少将1920年就死了。”
“这个雅各布?佩里仍在德尔塔活得好好的，”卡伦说，“不过也是个行将就木之人了。”
“行将就木？你是说因为他这么大年纪了吗？”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活到八十九岁或者九十岁了，大可归类为“行将就木”的范畴。见鬼，1991年的时候，要是谁超过六十岁了，我都会认为他来日无多。（不怕告诉你们，我承认，2011年我写这篇愚蠢的前言时，已经六十三岁了。）
“不，不只是因为他的年龄，”卡伦说，“玛丽在电邮中还说他得了癌症，当然，他还能四下走动，不过……”
之前卡伦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电脑旁浪费时间，把候选书名敲进电脑里。现在我已经关掉电脑了。
“玛丽真说过他在1934年时跟伯德去过南极？”我仍不放心。
“是啊，她真这么说了，”卡伦说，“我知道你对他有兴趣。”虽然我的心思被妻子猜中了，但她说话的时候并没有自鸣得意。“其实你离开办公室几天也好。从这里走州际公路到大章克辛只要五六个小时的车程。到了德尔塔，你可以跟盖伊和玛丽一起过夜。”
我摇摇头。“我开那辆马自达去。到时候我过了I-70高速公路，穿过卡本代尔，再翻过麦克卢尔山口。”
“你那辆马自达能翻越麦克卢尔山口吗？”
“等着瞧好了。”我说，假如我在第二天早上就跟佩里先生聊上，当天就可以回家了，这样看来，这次行程就是两天，我思忖着该在旅行包里塞什么衣服。我有一件乐斯菲斯旅行袋，正好可以放在那辆马自达的小行李箱里。我心里盘算着还得带上我的尼康相机。（当年数码时代还没开始呢，至少没有数码相机这玩意儿。）
幸亏我一心想着要驾驶我那辆崭新的1991年产马自达车走山路，这才有幸见到了雅各布?佩里先生。
*
科罗拉多的德尔塔是个大约六千人口的小镇。我按照之前计划的路线来到那里，从哥伦伍德温泉离开I-70高速公路，往南行驶，然后拐入卡本代尔的65号公路，沿着那条狭窄的双车道，翻过高高的隘口，路过马贝尔和佩奥尼亚偏远的居民点，不由得感觉这座小镇被群山环抱。德尔塔位于格兰德台地南部的宽阔河盆中，当地人还称那座山为“世界上最大的平顶山之一”。
杰克?佩里在德尔塔所住的地方压根儿就不像养老院，更不像二十四小时特护的养老院了。在几笔联邦补助金的帮助下，玛丽将曾经辉煌、现已破败的酒店翻修了，并跟隔壁一个空荡荡的仓库合并。看上去就像一个1900年的四星级酒店，怎么看也不像是养老院。
我发现雅各布?佩里在三楼有自己的房间。（玛丽对养老院的一项翻新便是安装了电梯）玛丽向他介绍，并解释我前来采访他的原因——丹是名小说家，准备写一本与南极有关的书，听说了杰克的事，她如是说——佩里先生邀我进去。
房间和老人似乎很搭调。佩里的房间很大，屋子里有张双人床，整理得十分利索，往窗外望去，掠过屋顶和小镇低矮的商场，北边便是群山和格兰德台地。高至天花板的书架上满满当当地放着硬皮书，我注意到许多书都是介绍世界各地的山脉的，书架上还有不少纪念品：卷在一起的老式登山绳、北极探险者经常佩戴的克罗克斯玻璃护目镜、一个破损的皮质摩托车头盔、一个老式的柯达相机，还有一把旧冰镐，木柄要比现代的冰镐长得多。
至于杰克?佩里，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有八十九岁的高龄了。
当然，岁月在他身上有了明显的痕迹，过去近九十年的岁月压得他的脊椎有点儿弯曲、变形，让他矮了一两英寸[3]，但他的身高仍然超过6英尺[4]。他穿着一件短袖斜纹粗棉布衬衣，我发现他的二头肌也因为年龄的关系萎缩了，但它们仍然十分健硕强壮。尽管岁月不饶人，但他的上半身依旧充满力量，呈倒三角形，看起来孔武有力，看来当年没少锻炼过。
几分钟后，我注意到他左手的小指和食指不见了。看起来像是旧伤了，指关节骨头残根上的肉已经变成棕色，跟他手上其他部分和前臂上的皮肤一样饱经沧桑。尽管如此，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手的灵活性。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佩里先生还玩起了两根细细的皮鞋带，每根都有18英寸长，我惊讶地发现他能系很复杂的结，一只手拿着一根绳子，两只手同时打结。那样的结应该是航海结或是专业攀岩结，而我用两只手都没办法打出这样的结来，再借我支童子军也不行。佩里先生无所事事地打着手中的结，均是单手完成，接着他又心不在焉地用左手剩下的两根手指和大拇指把结解开。看起来像是老习惯了，可能是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既没有注意完成的结，也没有注意打结的过程。
我们握手时，我感觉我的手指消失在了他那双有劲的大手里。不过，他可没像地头蛇那样，想故意给我个下马威，用力捏我的手。他握手的力度恰到好处。他的脸在高纬度和空气稀薄的日光下晒过多年，紫外线已经进入他的表皮细胞——让伤疤留下了永久的褐斑，而在这些褐色的伤疤中，还有一些可能是做黑素瘤小手术时留下的。
老人仍然有头发，只是剪得特别短。我能透过他那稀松的白发看到褐色的头皮。他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了两排牙齿，只是下面和后面掉了两三颗而已。
佩里那双湛蓝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那双眼睛似乎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全然没有快九十岁的人那种浑浊、无神的感觉。佩里的蓝眼睛充满好奇，眼神专注、勇敢无畏，像是有几分……孩子气。我跟初出茅庐的作者一起合作时，无论他们多大，都会提醒他们，描述笔下角色时，不要跟电影明星或者名人比较。这样的方法是偷懒，也会耗费时间，实在老套。不过，我当时没办法向妻子卡伦描绘佩里先生的那双湛蓝的眼睛。五年后，我们一起观看电影《皇家赌场》，那是新的007系列电影的第一部，丹尼尔?克雷格饰演詹姆斯?邦德，我当时兴奋地小声说：“看，佩里先生那双湛蓝的眼睛就有那么蓝。事实上，丹尼尔?克雷格活脱脱就是一个年轻版的佩里。”
卡伦在漆黑的电影院里瞥了我一眼，说：“嘘。”
再回到1991年，我在德尔塔的特护养老院时，不知为何，我非常羡慕佩里架上和桌上的那些老古董，一时半会儿没有回过神来，才发现角落里放置了一个长木柄冰镐和一些石头样品。他后来告诉我，这些是从各种不同的山峰下收集来的。架子上还有被岁月侵蚀后失去光泽的黑白照片，以及一台小型照相机——那是一款柯达相机，拍照之前需要展开，十分古老，但并未生锈，看起来保管得极好。
“里面还有胶卷……有些年头了，”佩里先生说，“但从没冲洗过。”
我摸着那个小相机，转身看着老人。“难道你不想看看里面的照片吗？”
佩里先生摇摇头。“照片不是我拍的。事实上，这个照相机不是我的。但德尔塔那个药房老板说里面的胶卷也许仍然能够冲洗出来。也许有一天我想看看里面的照片。”他向我指了指内置式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我看到桌子上散落着一些颇为用心的画作，画的是植物、岩石和树。
“我很久没接受过采访了。”佩里先生说，脸上像是露出自嘲的笑，“即便是在几十年前，我在媒体面前几乎也没话说。”
我以为他在谈论1934年伯德的那次探险。我搞错了，真是蠢得可以，而且，我当时甚至没有去求证。如果我有记者最基本的刨根究底的本能，那无论是我的生活还是这本书都会大为不同。
我居然又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谦虚地说（对我这么一个自我主义者来说，确实如此）：“我很少采访别人。我自己写书通常都会求助图书馆，包括那些学术图书馆。你介意我记笔记吗？”
“请便，”佩里先生说，“你只对我在1933年到1934年间跟伯德的那次南极探险感兴趣吗？”
“是的，”我说，“我很想写一本以南极为背景的悬疑惊悚小说。你若能跟我说说南极的探险故事，肯定会对我有帮助。特别是那种恐怖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佩里又笑了，“惊悚小说？除了寒冷、黑暗和孤独外，你的小说中会有邪灵之类的元素吗？”
我微微一笑，但不由得有些尴尬。如果没有冗长的文字为背景，书中的情节往往会很荒谬。说实话，有些情节即便将背景交代清楚了，也会显得很愚蠢。没错，我想过在书里安排一些恐惧的大家伙，让它们去追赶、杀戮，然后吃掉书中的角色。只不过我还没将这种恐怖的家伙设定好。
“差不多吧，”我承认道，“就是那种大家伙，会让主人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玩意儿，比如从又黑又冷的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东西。那玩意儿会将爪子伸向主人公的南极小屋，或者被冻住的船等等。反正就是那种饥肠辘辘的怪物。”
“比如杀人企鹅。”佩里建议道。
我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虽然我的妻子、经纪人、编辑也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每次，我说会写一本南极惊悚小说时，他们都会问：“写什么呀，丹？你书中的怪物是那种身形巨大、变异的杀人企鹅吗？”这点子够烂的，大家都想一块儿去了。（直到现在我才承认，我真想过把它设计成大反派。）
“其实，”佩里说，可能注意到我脸都红了，“企鹅群栖地恶臭的粪便还真是要人命。”
“这么说来你真去过企鹅群栖地了？”我问，将笔放在研究笔记上。我感觉自己像吉米?奥尔森[5]。
佩里先生点点头，再次笑了，但这次他那双湛蓝色的眼睛似乎是在搜寻内心深处的某段记忆。“我的第三次探险，也是最后一次探险的冬天和春天是在罗伊德小屋度过的……本想在那里研究附近企鹅的群栖地以及动物行为。”
“罗伊德角的小屋……”我惊讶地说，“岂不是沙克尔顿的小屋？”
“没错。”
“我以为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小屋是个博物馆——游客皆不得入内。”我试探性地说。当时，我实在太惊讶，甚至都忘记记录了。
“现在的确是博物馆了。”佩里说。
我感觉自己真是个十足的白痴，赶紧埋头记录，以掩饰自己的失态。
雅各布?佩里语速很快，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难堪。“对于英国人来说，沙克尔顿堪称他们的民族英雄，等到1935年冬天，海军上将伯德将军派我前往南极观察企鹅的群栖地时，那里已经跟博物馆差不多了。英国人有时也会使用那个小屋，他们偶尔也会派鸟类学家前往那里观察企鹅的群栖地，那里一直储藏着食物，所以，倘若附近基地的美国人或者其他人遇到麻烦，都会用那个小屋避难。但是，我奉命去的时候，很久没人在那里过冬了。”
“我真没想到英国人竟然允许美国人在沙克尔顿的小屋里待上几个月。”我说。
佩里先生咧嘴一笑。“不是这样的。他们才没有这么做呢。伯德上将从来没有征得过英国人的同意。他只是派我和另外两人去了那儿，我们用两个雪橇带去了七个月的供给——第二天，那两个人再乘雪橇，带着他们的狗回到了伯德的基地。对了，我是用撬棍将关着的门和百叶窗撬开的。我本可以把狗留下来陪我过冬。但实际情况是，伯德上将不愿见我，所以他才将我打发得远远的。只要我能熬过冬天就好了。伯德上将喜欢做科学试验不假，但事实上，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观察或者研究企鹅。”
我把这些统统写了下来，尽管不大明白，但总觉得他说的这些很重要。我也不知道如何将沙克尔顿的小屋用在我那本连名字都没有、且尚未构思成形的悬疑小说里。
“沙克尔顿和他的手下在1906年建造了那个小屋。”佩里先生说。他柔和的声音中带着些许沙哑，有些刺耳。我从后来的谈话中得知，那是因为他在去年冬天的手术中摘除掉了部分左肺。但是，尽管声音有些沙哑，他的男高音听起来仍然很悦耳。我想，在做手术之前，佩里先生肯定有副讲故事的好嗓子。
“沙克尔顿手下的人在1908年离开了小屋……我到那里的时候，里面还留下一辆大汽车，”他说，“可能是因为那里的东西不容易生锈、老化得比较慢吧。我不知道沙克尔顿遇上厚厚的雪时，那玩意儿能不能开10英尺远，但英国人对那些机械装置情有独钟。伯德上将也喜欢那玩意儿。总之，那年南极的早秋，我被他们留在了那个小屋里。当时是1935年3月。同年十月初，也就是南极的早春时分，我终于被人接走。我的工作是前往罗伊德角一个很大的企鹅群栖地观察阿德利企鹅。”
“但那可是南极的冬天。”我顿了顿说，总觉得自己接下来说的话肯定会特别傻，“我总以为阿德利企鹅不会……我是说，不会在一个地方过冬。我以为它们会在十月的某个时间到达那里，然后在来年三月初带着它们的小企鹅离开。我是说，那些幸存下来的小家伙。我说错了吗？我一定是弄错了。”
雅各布?佩里又笑了。“你说得完全正确，西蒙斯先生。我到那里的时候，只能看到两三只企鹅摇头晃脑地跳进海里——那时候正值罗伊兹岛的三月初，很快小屋附近就会结冰，无冰水面差不多在数十里之外，我是在十月份的春季被人接走的，当时，阿德利企鹅还没返回群栖地再度交配，养育幼仔。我没法观察企鹅的习性。”
我摇摇头。“我不明白。你不是奉命去那里……天哪，花了七个多月，差不多八个月的时间……去罗伊兹岛的群栖地观察企鹅，可那里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企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阳光。你不是生物学家或者科学家吧，佩里先生？”
“不是，”佩里先生再次咧嘴笑，“我在哈佛大学学的是英文，主要研究18世纪、19世纪的美国文学，当然也包括不少英国文学。1923年我毕业时，亨利?詹姆斯正炙手可热。詹姆斯?乔伊斯是一年前，也就是1922年出版了《尤利西斯》。而他那本《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则是六年前出版的。我当时花了一年时间在欧洲滑雪、登山——二十一岁那年，我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1924年，我看了马多克斯?福特《国际观察》上的一篇故事，遂而决定立即离开瑞士，前往巴黎，见到他在文中写的那个年轻人，把我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
“你去了吗？”我问道。
“是的，”佩里先生笑道，“当时，海明威是《多伦多星报》驻欧洲的通讯记者，要说对付我这种头脑发热的人，他还真有一套。我是在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的，那个地方很小，脏兮兮的。他立即叫我去楼下的咖啡厅喝咖啡，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过了几分钟，他看了一眼手表，便说他必须回去工作了，将我这个正做着作家梦的人留在了咖啡厅里。”
“你把你写的故事给他看了吗？”
“当然，他看了三部，每部都只翻了翻前几页，便说让我不要放弃自己的正职工作。可这根本不是你想听的，对吗？人老了就喜欢唠叨。”
“挺有意思的。”我只嘟囔了这么一句，但我同时又在想，天哪，你居然见过欧内斯特?海明威，还被他告知你不是当作家的料。这是什么感觉？要么就是佩里在吹牛？
“还是回到你感兴趣的话题吧，西蒙斯先生，谈谈1933年到1935年间南极的事——我被伯德上将聘用，做了一名杂工，因为我有登山的经历。在探险期间，探险小组的科学家会在各大山峰做些研究工作。我压根儿就不懂科学，对企鹅也不怎么了解，现在还是不太了解，尽管养老院里的电视经常播放自然纪录片。但在1935年，这都不是问题，因为伯德上将只想把我打发走，直到那年春天，当所有人都要离开南极时，他们才来接我。”
“所以，你在又冷又黑的地方待了七个月？”我傻乎乎地说，“你到底做了什么让他这么不待见你？”
佩里先生用一把非常锋利的小折刀切开一个苹果，递给我一块。我接了过来。
“我救过他的命。”他嘴里吃着苹果，平静地说。
“对哦，玛丽说1934年，伯德上将孤身一人被困在一个高级气象站里，你跟几个人一起救了他。”我说
“没错。”佩里先生说。
“看来是因为他被人救了后觉得没面子，就把你赶去了罗伊兹角的小屋，也让你体验体验孤独的滋味？”我实在是搞不懂。
“差不多吧，”佩里说，“只不过我没有像伯德上将一样，差点儿一氧化碳中毒……也没有像他一样要求救援。他有个无线电，每天都会联络小美利坚站。我却没有。我跟基地毫无联系。”
“前一年八月，你参加营救伯德的小分队时，”我说，看了一眼跟玛丽的聊天笔记，然后又看了看参考书（1991年的时候，可没有谷歌），“当时正值南极的冬天，你和另外三人行驶了100英里。当时，如同迷宫一般的冰隙不是被风吹塌，就是被大雪覆盖，一路看不到几面警告旗。100英里的路程，几乎一片漆黑，你们驾驶着一辆雪地牵引车，你那玩意儿就跟一辆加了金属盖的福特T型车差不多。而且，就只有你和三个来自小美利坚站的救援人员。”
佩里先生点点头。“波尔特博士、韦特先生和我的顶头上司E.J.德玛斯掌管雪地牵引车。是德玛斯坚持让我跟去，开那辆雪地牵引车的。”
“这算是你的探险任务吗？”佩里又给了我一块美味的苹果。
“作为杂工，与那些该死的雪地牵引车有关的工作都是我的事。夏天，如果那些科学家要离开小美利坚站，我就得帮他们开车，”老人说，“我想是因为德玛斯先生觉得我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将车开进冰隙中吧。后来，我们得知大部分警告冰隙的旗子都不见了，我们不得不打道回府，但立即又出发了——尽管当时的天气更加恶劣了。”
“我怎么觉得听起来还是伯德上将想惩罚你呀。”我说，感觉嘴中的苹果又脆又鲜，“居然让你孤身一人待在一个地方长达七个月之久。”
杰克?佩里耸耸肩。“还不是因为‘救了’上将——他讨厌任何人用到这样的字眼儿，让他挂不住面子。不过他没办法对波尔特博士和韦特先生怎么样——他们可是探险队里的大人物，他将德玛斯先生也派去一个遥远的、他几乎见不到的地方参加任务。他派我先去参加夏天的探险任务，后来，又让我在罗伊德角待了整整一个冬天。最后，伯德上将在报告中甚至都没提我参与救他的事。我的名字也没在大多与南极有关的史书中出现。”
听到伯德上将竟是一个卑鄙小人，我感到十分震惊。“在大冬天被派往罗伊德角跟单独拘禁有什么区别？”我说，压抑不住内心的怒气，“连无线电也没有吗？我看是伯德上将被关押三个月后变成了疯子——他自己倒是每天用无线电跟小美利坚站联系。”
佩里先生咧嘴笑道：“没有无线电。”
我越想越不明白。“他让你在罗伊德角沙克尔顿那个地方待了七个月，其中还有五个月是全黑的？！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佩里先生摇摇头，但无论是他的表情还是他说话的腔调都没有半点儿生气或是怨恨。“我不是说过我是被探险队聘用前往那里登山的吗？我们救了伯德之后，被要求和他一起待在他在高级气象站挖的地下室里。我们是8月11日到的，一直待到10月12日。然后伯德和波尔特博士医生一起乘‘朝圣者’号飞走了——我终于参加了夏天的探险，让我有机会用我的登山技巧帮助那些科学家。”
“‘朝圣者’是飞机吗？”我说。
佩里完全可以说，既然是说飞走了，这玩意儿不是飞机是什么？难道是只大信天翁吗？但他只是礼貌地点点头，说：“他们开始探险时有三架飞机，‘大福克’……”他停了下来笑着说，“是‘福克’飞机，西蒙斯先生，F-O-K-[6]……”他将这架飞机的名字拼写了出来。
我咧嘴笑道：“我明白了。不过，你叫我丹就可以了。”
“那你得叫我杰克。”他说。
直呼“杰克”，我还真有点儿说不出口。跟那些名声在外、头衔很响或位高权重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一般不会觉得他们有多了不起，但在雅各布?佩里先生面前，我却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对我来说，即便嘴上多次以“杰克”相称，但我在心里仍旧尊称他为“佩里先生”。
“总之，”他继续说，“我们有架大福克，名叫‘蓝色刀锋’……不过，我们到达南极后，他们第一次想让这架飞机飞离地面时就撞毁了，对了，我应该说飞离冰面才对。他们还有一架更大的水上飞机，名字是威廉?霍利克，但那家伙好像时常需要维修。所以，十月份天气刚稳定下来，那架叫‘朝圣者’号的单翼机便被派去接伯德上将和波尔特博士了，我们到达他那里后，将他冰川下地下室的通风设备修好了。我记得在我们等待的那几个星期中，波尔特博士会经常观察星星、流星，测量气压。伯德病得不轻，整天昏昏沉沉的，什么也做不了。一氧化碳对上将的脑子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影响。八月份，在‘朝圣者’号将伯德上将和波尔特博士接走后，我、韦特和德玛斯便开着那辆雪地牵引车回到了小美利坚站……我也恰好赶上了他们前往海恩斯山脉的探险。”
“你加入探险队就是为了去南极爬山吗？”玛丽敲门进来后给我俩端来了两杯柠檬水，但也短暂地打断了我们的思路。柠檬水是自制的，味道好极了。
佩里先生点点头。“登山算是我的看家本领，也是我参加那次探险的唯一原因。嗯，就是登山。对了，我还会开车，那些设备玩得也很溜……所以，冬天来临，不用登山的时候我就帮德玛斯折腾那些雪地牵引车……但我去南极就是为了登山。”
“你登过很多山吗？”我问。
佩里再次咧嘴笑了，那双蓝色的眸子像在沉思。“1934年夏天，上过麦金莱峰……可不是麦金利山，但南极附近的那座山峰名字跟它很像。还登上过海恩山山脉上几座没有命名的山峰……科学家去那里寻找苔藓和地衣，我将他们安全送达山脊后，便登上了山峰，下山后我再帮他们整理设备。1934年夏天，我爬上了福特山脉的伍德沃德山，后来又征服了雷亚山、库伯山和桑德斯山。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些山都提不起我的兴趣。山上到处都是冰雪，还有许多冰隙、冰崖和雪崩。让-克洛德可能会喜欢。”
“让-克洛德又是谁？”我问道，“是伯德探险队中的成员吗？”
佩里先生的眼神之前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中，这时他凝神看着我，笑道：“不，不是。他只是我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登山者。凡是跟雪啊、冰啊、冰川啊，或者冰隙有关的东西他都喜欢。对了，我还登上过幽冥山和恐怖山。”
“这最后两座是火山吧。”我是想告诉他，对南极我并不完全是个门外汉，“是以两艘英国船的名字命名的，对吗？”
佩里先生点点头。“是由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在1841年命名的，他也被认为是真正发现南极的人，尽管他们并没正式踏入过南极大陆，‘幽冥’号是他的汽船，而‘恐怖’号则是由罗斯的副指挥官弗兰西斯?克罗泽指挥的。”
我把这些统统记下来，也不知道我这些材料对我正在构思的变异巨型企鹅袭击沙克尔顿南极小屋的那本书有何用途。
“几年后，克罗泽成了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探险队的副指挥官，而‘幽冥’号和‘恐怖’号都迷失在了北方的冰原里。”佩里先生心不在焉地说，像是结束了刚才的回忆。“我说的是英国人的破冰船，”他笑着说，“可不是火山，那两座山仍然在那儿。”
我抬起头。“船沉了吗？我是说‘幽冥’号和‘恐怖’号，几年后沉了吗？”
“比这个可要糟糕，丹。那两艘船完全消失了。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弗朗西斯?莫伊拉?克罗泽还有127名船员。他们本想前往西北航道和加拿大的北边，可所有人都……失踪了。那里的荒岛上留下了一些坟墓和人骨，但至今仍然没有船或者大部分船员的遗体。”
我胡乱地把这些统统记下来。其实我对北极以及与之有关的探险都不感兴趣，但一百多号人和两艘船居然凭空消失了？我叫他重复了克罗泽船长的全名，然后写下来，佩里耐心地将克罗泽的名字拼出来，像是把我当成了小孩。
“总之，”佩里先生说，“因为伯德上将见到我不怎么高兴，可能是他一看到我，便会想起在他那个言过其实的‘高级气象站’，想起因为自己的过失差点儿被一氧化碳毒死，后来还让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的事吧。所以，第二年，也就是我在南极的最后一个冬天，伯德上将并没有让我跟其他人在主基地过冬，而是命令我从三月份到十月份独自待在沙克尔顿在罗伊德角的小屋‘观察企鹅’。”
“应该是说观察已经离开的企鹅。”我说。
“没错。”佩里先生交叉双臂，咯咯地笑起来，我发现他的前臂仍然强壮，上面还有几道青灰色的疤痕，是旧伤了，“但那个时候是秋天，还不是特别冷。我每天都能闻到企鹅群栖地的恶臭。不过，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对你来说那是真真切切的惩罚啊！”我再次对他说，想到这种孤独的滋味，我仍然觉得恐惧，继而转为对伯德卑鄙行为的愤怒，“我说的惩罚可不是指企鹅粪，而是指那种被单独拘禁的滋味。”
佩里只是对我笑了笑。“我挺喜欢的。在沙克尔顿小屋过冬的那几个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里又黑又冷，没错……有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因为那个小屋的保暖设施做得并不好，并不适合一个人居住，小屋到处都是缝隙，在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风真是无孔不入……但感觉很好。我用帆布和沙克尔顿以前的板条箱在门边做了个小房间，这样，我待在里面会感觉暖和一些。虽然有些早晨，睡袋开口处的狼獾皮几乎都会覆盖着一层白霜，但那种体验……不错。真的不错。”
“那年冬天你登过山吗？”我问。话刚一出口我便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些愚蠢。他能在零下六七十度，一片漆黑的环境下爬山吗？
令人吃惊的是，他再次点点头。“1908年，沙克尔顿的手下就登上过幽冥山——至少上过火山口的边缘。”他说，“我独自一人上过三次，不过走的路线都不一样。有一次还是晚上。哦，虽然他们将第一个在冬天登上幽冥山的荣誉给了一个叫罗杰?米尔的英国登山者，他于六年前，也就是1985年登上了幽冥山，但我在1935年冬天就上过幽冥山两次。不过，书上可没有记录，可能有人会记载这些，但我懒得提及。”
他陷入了沉默，我也不说话了，也不知道这个慈祥的老头是不是在我面前信口雌黄。接着，他站起来，抬起那把木柄旧冰镐，说：“1991年1月，也就是几个月前……麦克默多站一个叫查尔斯?布莱克默的钢铁工人花了17个小时登上了幽冥山。他的事迹在各种高山期刊中都有记录，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官方的新纪录。”
“你在五十六年前登山时留意过时间吗？”我问。
佩里咧嘴笑道：“十三小时十分钟。不过，我以前也留意过。”他笑了笑，然后摇摇头，“但这个可帮不了你的研究，丹。关于南极探险，你到底想了解些什么？”
我叹了口气，意识到作为一个采访者，我实在太不合格了。（从某种程度而言，作为一个人我也很不合格）“你能告诉我些什么？”我说，“我是说我想了解一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佩里摸了摸下巴。他下巴上的白须硬邦邦的，传出明显的刮擦声。“呃，”他轻轻地说，“当你看着地平线附近的星星时……特别是碰上特别冷的天气……那些星星会四处跳动。时而跳向左边，时而跳到右边……同时还会跳上跳下。我觉得是地面或者冰冻海洋上有大团超冷空气所致，像正在移动的镜头一样……”
我飞快地在纸上写着。
佩里先生咯咯笑道：“这样的小事对写小说有帮助吗？”
“这可说不准。”我说，继续记录着。
后来，那些在地平线上跳动的星星出现在了我的那本《极地恶灵》第一页的结尾和第二页的开头部分，小说十六年后才得以问世，写的是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在西北航道的那次灾难，跟南极毫无关系。
但《极地恶灵》出版时，佩里先生早就罹患癌症去世了。
*
我后来获悉，佩里先生参与过几次著名的登山探险，比如他去过阿拉斯加的好几座山峰，前往南美探险，攀登乔戈里峰，当然还有1991年夏天我们聊过的他跟伯德上将在南极探险的三年。“采访”期间，我们聊得不错，谈到了旅行、勇气、友谊、生、死，还有命运——聊了差不多四个小时。其间我一次也没问到点子上，我是说没有问及他1925年在喜马拉雅山的探险经历。
我们的长谈即将结束之际，我看得出佩里先生累了。而且，他说话时的呼哧声更加明显了。
发现到我注意到他声音中的异样后，他说：“去年冬天，医生帮我切掉了我一块肺。我得了癌症。肺的其他部分可能也感染了，但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了，所以，到时候肺可能不是我致死的原因。”
“对不起。”我说，那一刻我真的词穷了。
佩里先生耸耸肩。“嘿，如果我能活到九十岁，我就赚到了，丹。你是没办法体会我现在的心情。”他咯咯笑道，“我得肺癌其实挺荒唐的，因为我从不抽烟。这辈子连一根都没抽过。”
我不知道该如何接他的话。
“说起来还真是讽刺，我搬到德尔塔就是为了离那些山近一些，到那里只需几分钟路程。”佩里先生继续说，“可现在我哪怕爬一座小山丘也会气喘吁吁。即使是在小镇边缘的草地上走几百英尺，也让我觉得跟爬上28,000英尺以上的山峰一样喘。”
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说，得了肺癌是很可怕的事。只不过我当时实在太愚钝了，也没问他什么时候，在哪里爬过28,000英尺以上的高山。一座超过8000米的山，大约就是25,000英尺高，这样的高度足以称为死亡地带了。登山者每待一分钟，他的身体就会更加虚弱，会咳嗽、气喘、呼吸短促，登山者甚至没办法通过睡眠补充能量（在那么高的情况下，睡觉已经成为奢望）。我后来想，不知道佩里先生是用28,000英尺这个高度形容他现在的呼吸有多困难，还是真冒险登上过这么高的山峰。我知道南极最高的山文森峰也不过16,000多英尺。
我还没来得及问个聪明点儿的问题，佩里先生便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是在抱怨，只是喜欢这样的讽刺。如果这个操蛋的世界真有上帝，那就太他妈的太讽刺了。对了……你是作家吧。”
“是的。”我小心翼翼地说。新近认识的人，他们接近作家的一般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他们：第一，帮他们找个经纪人；第二，帮他们出版书；第三，找个经纪人帮他们出版书。
“你有自己的经纪人吧？”佩里问道。
“嗯？”现在，我说话的语气更加谨慎了。尽管才跟佩里聊了四个小时，但我非常崇拜他，不过业余写作就是业余写作。那种东西压根儿就没办法出版。
“我一直都想写点儿什么……”
他终于开口了。从某种程度而言，听到这番熟悉的话我感到很失望。跟许多新认识的朋友聊天时，他们的话题经常会绕到这上面来。但我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要是他以前没把书写好，现在他差不多快九十岁了，而且即将死于癌症，还有什么机会写作呢？
佩里先生看着我脸，看懂了我的心思，然后大声笑道：“别担心，丹。我不是叫你帮我出版书。我可没打算出版。”
“那你想干什么？”我问。
他再次揉了揉脸和下巴。“我想写点儿东西，希望有人看到。这样可以吗？”
“可以呀。这也是我写作的原因。”
他摇摇头，我总觉得他有点儿不耐烦。“不是。你写东西是想让许多读者了解你的想法。我只想找一个读者。能够理解、相信我所写的东西。”
“你是说家人吗？”我问。
他再次摇摇头。我察觉到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他也是难以启齿。
“我唯一的家人就只剩下一个侄孙女了，也许是曾侄孙女，我也弄不清她到底跟我什么关系。她住在巴尔的摩还是什么地方。”他轻声说，“我从没见过她。真是见鬼，我甚至都没见过她母亲或者奶奶。但玛丽和养老院有她的地址，不知记在哪里。说将来等到我离开后，就可以将我的东西都寄到那里去。丹，如果我真写了，我希望它能被真正理解它的人看到。”
“是小说吗？”
他咧嘴笑道：“不是，但我相信读起来会像小说一样。可能像那种二流小说吧。”
“那你开始写了吗？”
他再次摇摇头。“没有，这个机会我等了几十年了……见鬼，我都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等到死神叩响我的门时，我才会有动力。这不，它正在敲门呢。”
“无论你想给我看什么，我都会觉得非常荣幸，佩里先生。”我说。说这话时，我特别真诚，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通常来说，我看那些业余爱好者写的东西时，总会觉得上面跟粘了鼠疫杆菌似的。但此刻我却意识到，无论这个老人写什么，我都特别想看，虽然我当时觉得他写的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伯德的那次南极探险经历吧。
雅各布?佩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久久看着我。那双蓝色的眼睛莫名地触动了我，他那八根满是伤疤、硬邦邦的手指似乎正敲击着我的脑门。那种感觉并不愉悦，却十分亲切。
“好吧，”他终于说道，“要是我真写了什么，我一定会寄给你。”
我早已经将印有我地址等信息的名片给了他。
“不过有一个问题。”他说。
“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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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起两只手，即便他的左手失去了两根手指，但他的手仍然极为灵巧。“我完全不会打字。”他说。
我笑了。“如果你将手稿交给出版商，”我说，“我们会帮你找个打字员，帮你打出来。我也可以为你效劳。只不过……”
我从我那个磨损得厉害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莫莱斯基牌的米色空白日记本，里面共有240页。这本空白的日记本外面裹着一层柔软的“皮”，上面有个皮质的双环，可以放笔。我已经将一支削好的铅笔放在环里。
佩里先生摸着皮质的封面。“这也太昂贵了……”他想将笔记本还给我。
“昂贵”这两个词让我十分受用，但我摇摇头，将那本皮封日记本重新塞到他手里。
“你花了好几个小时跟我聊天，这东西算是我聊表心意。”我说。我本想在后面加上“杰克”的称呼，但仍然没办法直呼他的名字，“我真的想送给你。我很期待能够拜读你的作品。而且我向你保证，到时候我一定诚实地做出评价。”
佩里先生仍然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翻着皮封日记本，咧嘴笑道：“等你拿到书后，我肯定已经进黄土了……丹。所以，你只管批评就是。反正你也伤不到我的自尊。”
我一时语塞。
*
2011年夏末，我写下本书手稿的前言时，离1991年跟雅各布?佩里的谈话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1992年5月末，玛丽在德尔塔医院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佩里先生辞世了，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我问玛丽，佩里先生是否有东西留给我时，她似乎很惊讶。他所有的遗物——其实也不多，就是那些书和旧物——都已经打包好，送去给他住在巴尔的摩的侄孙女了。当时玛丽并不在养老院里，而是在丹佛的医院里。是她的助手邮寄的包裹。
九个星期前，也就是2011年晚春，距离我的德尔塔之行差不多二十年后，我收到UPS的快递，寄件人叫小理查德?A.杜巴戈，家住马里兰州卢瑟维尔-蒂莫尼姆。我以为是一包希望我签名的旧书，有些读者没经过我允许就把书送来让我签名让我特别恼火，我本想原封不动地将包裹寄回去。不过，我还是用美工刀狠狠地将包裹划开了。卡伦看了配送单上的信息，说我们从未收到过从卢瑟维尔-蒂莫尼姆寄来的书，这把我逗乐了，她很快便上网查了（卡伦的确热衷于地理）。
但里面寄的并非是让我签名的旧书。
包裹中有十二本莫莱斯基牌的笔记本。我仔细地翻看，发现上面正反面都写着字，字很小，标准的草写体，书写者的手强劲有力。
即便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那是佩里先生写的，直到我翻到日记本的最后一页。
日记本的皮封仍在，上面还有一个二号铅笔的笔头，但皮封已经破烂不堪，经过佩里先生长年累月的触摸，它被油脂浸透已经变黑。在十个月漫长、枯燥的写作过程中，显然，他每写一本就会把这个皮质封皮换上去。
里面还有封打印的信。
 
亲爱的西蒙斯先生：
我母亲莉迪亚?杜巴戈于今年四月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我找到了这个盒子。这是1992年由她的一位远房亲戚——雅各布?佩里先生所在的特护养老院寄给她的，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那里度过的。母亲似乎并不太了解，也从没见过她的这位伯祖父，看起来我母亲只是扫了几眼盒子里的东西，估计也就选了一两件物品在每个星期举行的车库甩卖中出售，其余的东西都原封未动。我相信，她应该从没打开过包裹中的笔记本。
最上面一本笔记本中的第一页是一封信，不过那封信不是写给母亲，显然是写给德尔塔特护养老院经营者“玛丽”的，信中要求将这些笔记本，还有一部柯达袖珍相机寄给你。上面还有你的地址，所以，我这才将这个迟来已久的包裹寄给你。
如果二十年前你就在等待这些物品了，耽搁了这么久，我万分抱歉。母亲是个健忘的人，在中年时就是如此。
因为这些笔记本是要寄给你的，所以我决定不看里面的东西。不过我还是扫了几眼，发现母亲的这个亲戚真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里面有地图，还画了山，还有一些别的素描，颇具专业水准。
我再次对母亲的疏忽大意和迟来的包裹表示歉意，我相信雅各布?佩里先生当年是希望它能及时送到你那儿的。
  
小理查德?A.杜巴戈敬上
 
我将盒子拿到书房，拿出那摞笔记本，下午便开始看起来，读了个通宵，到了第二天早上，看了大约九本。
雅各布?佩里的遗愿令我考虑了好几个月。后来，我决定出版雅各布?佩里的终稿（也是唯一一份手稿）。我觉得他花了生命最后的十个月辛苦写出这些手稿，肯定是希望它出版。我还相信这也是他选择我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的原因。他知道我能判断手稿值不值得出版。我确信，雅各布?佩里的手稿——也就是这本书——绝对值得出版。
第二版，也是限量发行的版本中会有佩里先生亲笔写的书稿，里面包含佩里先生加在文本里的几十幅素描、肖像画、认真画出的地图、山上的景色、老照片还有其他东西。这个版本只有文字，但我觉得这已经足以讲述雅各布?佩里从1902年到1992年的故事，足以让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作为他的编辑，我只是校正了一些拼写错误，并且在文本中加了少数说明性的注释。佩里先生让我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和编辑，是因为他信任我并希望我能够竭力让读者读到这份奇怪却格外美丽的遗作。
我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愿望。
不过，现在我只能向上帝核实了。

登山者
<h4>
	1</h4>
	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我们三个在马特洪峰顶吃午饭的时候，得知了马洛里和欧文在喜马拉雅山失踪的消息。
	那是1924年6月末的一天，天气很好，那则消息登在三天前的一份英国报纸上，报纸是意大利布勒伊一间小旅馆的厨师用来包我们那份厚厚的冷牛肉山葵新鲜三明治的。我的帆布背包里揣着这份轻飘飘的报纸，直到登上马特洪峰仍浑然不觉，但是很快，这则消息就会像沉重的石头一样压在我们胸口。跟报纸一同放在包里的还有用山羊皮囊装着的酒、两个水壶、三个橘子、一根100英尺长的登山绳和一大包意大利香肠。我们并没有及时发现那份报纸，或者看到上面那则足以改变我们命运的消息。我们的心思全在山峰和周遭的景色上。
	我们在六天的时间里，反复攀登马特洪峰，但一直没有登顶，理由恐怕只有“教会执事”[7]知道了。
	从策马特镇上山的第一天，我们登上了霍恩利山脊——那也是1865年温伯尔走的路线——同时还得避开像无数伤疤一样分布在山面的固定绳索和缆绳。第二天，横穿茨姆特山脊时，我们用了相同的方法。第三天，我们经霍恩利山脊瑞士的一侧，再度横穿那座山，穿过岩体松散的北面峭壁，累得够呛，我们攀登的地方就在山峰下面，也是理查坚决反对我们上的那座山峰。接着，我们沿意大利一侧山脊往下，于黎明时分到达我们设在朝南面对布勒伊绿色高地上的帐篷。
	五天后，我才意识到，我们走的是当年的登山者走过的路线，拜他们所赐，马特洪峰这才出名。当年二十五岁的爱德华?温伯尔行事果断，在登山方面堪称专家，他临时组建了一个三人登山队，包括英国传教士查尔斯?哈德森（来自克里米亚半岛的牧师）、哈德森新收的十九岁门徒——道格拉斯?哈多，还有信心满满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他刚刚通过英国陆军部的考试，而且名列前茅，在118名竞争者中领先第二名近500分），他当时年仅十八岁，是昆斯伯里第八任侯爵之子，他到阿尔卑斯两年了，还是个新手。除了温伯尔那个由水平参差的年轻人组成的登山队外，还有他请来的经验和水平差距颇大的三个向导：“老彼得”陶格瓦尔德（其实他也只有四十五岁，却被当成了老人）、“小彼得”（二十一岁），还有经验极为丰富的迈克尔?克罗泽，他三十五岁，是来自夏蒙尼的向导。事实上，他们只需叫克罗泽一人作为向导便可，但温伯尔早先答应要雇用陶格瓦尔德父子，而这名英国登山家向来言而有信，即便整个登山队的人员组成已经相当臃肿，另外两个向导完全是多余的，他还是信守诺言。
	教会执事一直在向我们介绍让-安托万?卡尔的勇气和成就，此人既是温伯尔的朋友，也是竞争对手，还是他以前的登山拍档。不过，直到我们登上意大利山脊我才体会到这点。我们攀行的那些复杂路线就是卡尔开拓的。
	我们拥有自己的登山帐篷，也就是温伯尔帐篷，这种帐篷就是当年那个久负盛名的著名登山家在这座山上设计的，因此名字沿用至今。山的两边是低矮的冰川，帐篷就搭建在冰川上方的草地上。我们每天傍晚之前都会登上一侧山脊，天黑之后，我们通常会围着一小堆火随便吃点儿东西，轻声交谈，然后舒舒服服地睡几个钟头，再起来登山。
	我们登上了马特洪峰的福吉恩山脊，但在靠近山顶时，我们还是绕过了那些陡峭的悬壁。这算不得失败。因为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希望想出办法征服那个从未有人踏足的悬崖，但因为既没有设备，也缺乏技巧，决定还是不去垂直攀登了。（这个悬崖于1942年，也就是十八年后终被阿弗雷德?佩里诺、贾科莫?奇亚拉和路易斯?卡雷尔征服，路易斯?卡雷尔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卡雷尔”，如此称呼他是为了向那位著名的前辈表示敬意）正是我们的谨慎才没有人员伤亡，要知道，考虑到1924年的装备和登山技巧，登上福吉恩山脊的悬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件事情还让我想起了初次跟三十八岁的英国人理查?戴维斯?迪肯，以及二十五岁的法国人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在艾格尔峰北面山脚下见面时的情形，当年，我们还没登上异常凶险的艾格石壁。但此事暂时不表。
	实际上，被他众多朋友和登山伙伴称为“教会执事”的理查，以及刚刚成为夏蒙尼向导协会成员、也许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登山互助会成员的让-克洛德均同意，让我参与耗时几个月、横贯冬、春、夏三季的阿尔卑斯山之行。我确实很享受在哈佛求学的时光，但是跟理查和让-克洛德（我后来干脆将克洛德为唤作“J.C.”，反正他似乎也并不介意我叫他的绰号）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却是目前为止我这一生中最具挑战性、也最激动人心的经历，真的让我受益匪浅。
	至少在珠峰的梦魇开始之前是这样的。当然，我又扯远了。
	在马特洪峰的最后两天，我们在凶险的西面登上部分山脊，然后又借助绳索下来，研究登山路线，计划该如何登上真正危险的北面，那也是阿尔卑斯山难以克服的地区之一。（七年后，弗朗茨和托尼?施密特在北面露营一晚后，终于登顶成功。他们一路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往山里，完成北面登山的壮举后，他们又骑车回家）对我们三个来说，现在只能算勘探任务。
	最后一天，我们终于为北面那个看似无法征服的“茨姆特之鼻”悬崖制定出了登山路线，然后再次撤了下来，横穿至意大利山脊，最后，理查允许我们登上最后的几百英尺。六月末，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终于登上了狭窄的山峰。
	在马特洪峰的那一个星期，我们登山的时候遭遇了倾盆大雨、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雨夹雪、能给岩石披上雨凇的冻雨，还遭遇了大风肆虐的天气。最后一天，山峰上天朗气清，万籁俱寂。因为风不大，理查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他的烟斗。
	马特洪峰的山顶是个狭窄的山脊，如果你从略低、稍微宽一点的“意大利山峰”和高而狭窄的“瑞士山峰”之间走过去，也就百来码[8]长。在过去的九个月里，理查和让-克洛德教会我一个道理，所有漂亮的山都不会让你犯难。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意大利这侧是高达4000英尺的峻峭岩石，而瑞士这边则是陡峭的雪坡和岩石嶙峋的山脊，这些山脊落差达数百英尺，人若掉下去，很有可能尸骨无存。山脊线上白雪皑皑，我们的平头钉靴在上面走过，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马特洪峰的山脊并非那些兴奋的记者所宣称的（现在他们仍然这么认为）“刀刃山脊”。我们在山脊的雪地里留下的脚印证明了这一点。要是山脊真的如同覆盖大雪的刀刃一样，我们的靴印肯定会留在两边，因为在真正的刀刃山脊上行走，肯定会像只笨拙的鸭子一样，慢慢悠悠地摇摆，一条腿在西边，另一条腿在东边。要是脚一滑，估计能把你的蛋蛋给扯了，但是我们并没有，上帝保佑，那可是在4000英尺高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刀刃山脊”上稍宽一点儿的地方，也就是垂直的雪檐上玩让-克洛德所谓的“跳绳游戏”。在这种大雪覆盖的刀刃山脊行走时，我们可能绑在一起，倘若我们前面或者紧跟在你后面的登山者滑到了另一边，你的第一反应（因为在大雪覆盖的刀刃脊上几乎找不到保护点[9]）——你多次训练后形成的“本能反应——定会跳向山脊线的对面，如此，你们两人都会悬挂在4000英尺高的山脊上，甚至更高的地方，到时候，你肯定会祈祷，首先：绳子可千万不能断，要不你们两个都得完蛋。其次，你俩的体重可千万不要差太多。
	这么做还真是管用。我们在勃朗峰的刀刃脊上练习过无数次。但是，那个山脊对于失败后的惩罚，或者说对于绳子断裂后的惩罚，只会让当事者滚到50英尺下的雪地里，而不是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落。
	我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20磅[10]，所以，当我跟可怜的让-克洛德（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35磅）玩“跳绳游戏”时，理论上来说，他会像上钩的鱼一样从大雪覆盖的山脊线那边翻过来，这样，我们两个都会滑下雪坡。但是，因为让-克洛德习惯背最重的背包（他使用他那把长冰镐的时候速度最快，也最有技巧），所以，平衡的问题还好解决，高应力麻绳会嵌入垂直的雪檐中，直到勒到下面的岩石和坚硬的冰块上。
	但是，正如我说的，马特洪峰长长的山脊比法国的大马路还要宽，至少走在上面没什么问题，在某些地方可以成纵队走过。如果你艺高胆大，或者真傻得可以，你可以手插口袋，心不在焉地玩这个游戏。理查就是这么做的，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他的旧烟斗，点燃了，在上面来回踱步。
	理查平日沉默寡言，甚至可以好几天不说话。这天上午，他显然豪情大发。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示意我和让-克洛德成纵队跟在他后面，去远端的山脊。我们在那里可以俯瞰意大利山脊，之前走过的路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甚至还看到了温伯尔走过的路线，后来，他决定走看似更有难度（事实上，因为那边有大冰块突出的角状物，反而容易些）的瑞士山脊。
	“他和卡雷尔的登山队去过那儿。”理查说，然后指着一条尖塔状的狭窄山脊下面三分之一处的线路，“经过多年的努力，温伯尔终于比他的老朋友和那个意大利向导要早两三个小时到达山峰。”
	当然，他讲的是温伯尔和他手下六个登山队员于1865年7月14日首次登上马特洪峰的情形。
	“温伯尔和克罗泽有没有用石头扔他们？”让-克洛德问道。
	理查看着我们的这位法国朋友，想确定他是否在开玩笑。接着两人都笑了。
	理查指着我们左边的峭壁说：“温伯尔一门心思只想引起卡雷尔的注意。他和克罗泽大声叫喊着，往北坡扔下了石头，当然啦，他们并没有朝意大利人正在攀登的山脊扔。但在卡雷尔和他的队员听来，觉得那动静如同加农炮弹。”
	我们三个人看着下面，像是看到了意大利向导和他的同伴正吃惊地望着上面，眼睛里满是绝望。
	“卡雷尔认出了老朋友温伯尔那条宽松的白裤子。”理查说，“卡雷尔认为他还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登上山峰，当时，他和他的队员已经爬过山脊最艰难的部分，但看到温伯尔已经登顶后，他转身领着他的队员下去了。”理查叹了口气，深深地吸了口烟斗，然后望着我们下面的群山、峡谷、草地和冰川。“两三天后，卡雷尔登上了马特洪峰，依旧是从意大利山脊那边上去的。”他轻轻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尽管英国人显然取得了胜利，成为第一批登顶马特洪峰的人，意大利人也成了第二批登顶者。”
	“没错，他们的确赢了，可却是如此的悲剧。”让-克洛德轻轻地说。
	之前，我们将背包堆在了狭窄山脊最北端的几块大石头上，回到那里后，我和让-克洛德开始准备午餐。这是我们在马特洪峰的最后一天，兴许也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后最后一次一起登山……没准这辈子都没机会了。我特别希望不是这样的结局。我只想跟这些新结识的朋友完成欧洲的“游历”，攀登阿尔卑斯山。但理查很快就要去英国办事了，J.C.也不得不回到夏蒙尼向导协会履职。每年，夏蒙尼的向导都会依照夏蒙尼山谷诡异的传统，带上具有兄弟情谊的神圣绳子在那里聚会。
	我不再去想分离抑或是永别的离愁别绪，也没再去拿午餐，我迫切地想把这些景致尽收眼底，牢牢记住，这种感觉比腹中的饥肠辘辘更甚。
	空中万里无云。离我们130英里外的海滨阿尔卑斯山清晰可见。最先由温伯尔和向导克罗泽登上的艾克林斯国家公园庞大的轮廓像一头大白猪一样映衬在天空中。我稍稍往北边望去，看到罗纳河远端奥伯郎特高高的山峰。西边，所有低矮的山峰在勃朗峰的对照下都相形见绌，山顶上的皑皑白雪反射着太阳光，晃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我稍微将脸转向东边，望着那边一座接一座的山峰，有的是我过去九个月跟我的新朋友登上过的，有的则等着被人征服，有的则永远不会有人涉足了——那些奇形怪状的白色山顶在远处模糊成崎岖不平的地平线，笼罩在一片薄雾中。
	查理和让-克洛德吃着三明治，不时抿一口水。我停止观望，也不再胡思乱想，开始吃起东西来。冷牛肉的味道美极了。面包坚硬的外皮很有嚼劲。山葵将我的眼泪都辣出来了，勃朗峰变得更加模糊。
	我往南边望去，由衷地赞叹温伯尔在他那本经典的作品《1860—1869年登阿尔卑斯山记》中所描绘的景色。我是前一天晚上才在布勒伊上面的帐篷借助蜡烛看过的，这会儿仍能清楚地记得里面的内容，爱德华?温伯尔于1865年7月14日第一次描绘了马特洪峰的景致，而我则于1924年6月末贪婪地看着温伯尔这段景色描写：
	那里有阴郁的黑森林、生气勃勃的草甸、翻腾的瀑布和静谧的湖泊，有肥沃的土地、未曾开花的荒原、阳光明媚的草原，以及寒冷的高原。那里有最崎岖的山峰，最优雅的轮廓，有险峻、陡峭的悬崖，缓缓起伏的山坡，有岩石嶙峋、白雪皑皑的大山，忧郁而庄严，或是闪闪发光，或是银装素裹，城墙、炮塔、顶峰、金字塔、圆顶、锥体和尖顶，形态万千！真可谓巧夺天工，天从人愿。
	看得出来，爱德华?温伯尔一定是个浪漫的人，19世纪中晚期，众多黄金时代的登山家皆是如此。跟1924年那种简洁、现代的风格相比，他的文采是那样的绚丽、古典。
	但是，我经常被人诟病毫无浪漫可言，坦白说，我的确如此。这是性格使然，也许，我就是个这样的人。虽然，我是一名哈佛毕业生，专业还是英文，准备创作自己“伟大”的旅行见闻和小说——当然啦，我只会以那种简洁、现代的风格创作——但我还是能惊奇地发现爱德华?温伯尔19世纪的文字是那样华丽，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眼眶再次湿润了。
	1924年6月的这天，看到这段五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我怦然心动，看到情感丰富的爱德华?温伯尔对景色的描写，我的灵魂更是被其俘虏。这位伟大的登山家第一次登上马特洪峰，看到这样的景色时才二十五岁。而我两个星期前才刚刚庆祝完自己的二十二岁生日，如今也有幸能一览这美丽的景色，我感觉自己离温伯尔和一众登山者如此之近，他们中有些人被诟病为愤世嫉俗，有些人跟我一样不谙浪漫，此刻，我正从这个山脊，从这块低矮圆石的顶端往南望向意大利。
	整个秋天、冬天和春天，我都跟让-克洛德和理查攀登阿尔卑斯山，每次攀登完一座山峰，我们都有一个问答环节。提问时，我们从来不会表现得高高在上，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过程的，因为我能从两位登山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自打我从美国来到欧洲后，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登山者，多亏了让-克洛德和理查彬彬有礼的教导——有时候他们也会开些善意的玩笑，但在教导我的过程中，他们从来不会卖弄学问。我知道我正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登山家，应该说是一名世界一流的登山家，而且我也成为一个小兄弟会中的一员。除此之外，理查和让-克洛德会对我谆谆教诲，包括山峰上的问答指导，帮助我学会如何去爱我刚爬过的山。即使在跟那座山的亲密接触中，她可能凶险异常，我也应该爱她，比如遇上风化的岩石、雪崩、攀爬的时候连个手点[11]也没有，掉下去便会粉身碎骨；比如，被迫在壁架上露营，狭窄的壁架上甚至都无法垂直放下一本书，我们却还要在冰冷的天气里挤在那里，有时还会碰上冰雹风暴、雷暴，晚上，我那个冰镐的金属嘴在电暴下闪着蓝色的光，为了不让自己睡过去，掉入万丈深渊，你还得在下巴下夹一根蜡烛。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艰难险阻，理查，特别是让-克洛德一直都在教我，要爱我们攀登过的山，爱真实的她，即使跟她在一起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对她的爱仍要矢志不渝。
	马特洪峰的问答教学是由让-克洛德发起的，比以往都要简短。
	每座精彩的山峰总有让你爱慕的东西。而马特洪峰就是一座了不起的山。你爱这座山峰的峭壁吗？
	不爱。马特洪峰的峭壁，特别是我们耗费了大部分时间的北坡，都不值得爱。那上面到处都是碎石。掉落的岩石犹如雨下，还有雪崩。
	那你爱岩石吗？
	不爱。岩石太过奸诈。反复无常，还会撒谎。用锤子将岩钉敲入岩石中，你肯定听不到正常的钢铁相撞声，听不到铁器撞击岩石的声音，一分钟后，你用两根手指就可以将毫无用处的岩钉拉出来。马特洪峰的岩壁太恐怖。登山者知道，所有的山都有随时倒塌的危险，因为它们垂直露在外面，无遮无挡，就会不可避免地被风、被水、被天气和重力腐蚀，但比起大多数山峰，马特洪峰的碎石要更加不稳定。还指望我爱上岩石？没门！
	你爱山脊吗？
	不爱。马特洪峰最著名的山脊：意大利的福吉恩山脊和瑞士的茨姆特山脊要不就是太危险——不断有岩石掉落，雪崩时有发生，要不就是太温顺——上面安装了为女性登山者和一把年纪的英国老人使用的缆绳。爱这样的山脊？绝不。至少在爱德华?温伯尔之后就不爱了，当时这里还无人涉足。
	可你爱这座山。这点你很清楚。那你到底爱它什么？
	我爱它。马特洪峰能为登山者解决许多问题，但是，跟没有登上过的艾格尔峰北坡，以及其他一些我见过或者听过的山峰不同，马特洪峰能让每个出色的登山者干净利落地解决每个问题。
	马特洪峰上是一堆坍塌的碎石，但它的峭壁和山脊却是那样的美。她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演员，在心酸的外表下，卸去令人心酸的妆容后，年轻时的面颊和骨架仍然有其值得炫耀之处，仍然经常能看到昔日近乎完美的容貌。山峰独自矗立在那儿，跟其他的山并无关联——也许，它是整个阿尔卑斯山最干净、最值得记忆的地方。去让一个从未见过山的小孩画一座山，她会用蜡笔画出马特洪峰。那座山峰就是那样深入人心。北面垂直的上沿往外弯曲了一部分，像一片碎浪板，那座山像是随时都在动似的。那个陡峭的崖壁能够自己酝酿天气，形成大块的云彩。那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山。
	你会爱它的魂魄。
	没错。它的魂魄不由得你不去爱。爱德华?温伯尔那个忠诚的向导让-安托万?卡雷尔受爱国情感驱使，背叛了他。1865年7月14日，他领着菲利斯?乔达诺登上了意大利山脊，此举是为了让所有意大利人享有最先登顶的荣誉。二十五岁的温伯尔绝望地冲到策马特，希望从另一边的山脊上山，跟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那个匆忙组建的登山队。
	从那日起，四个死去的灵魂从岩石上用最大的声音对我喊话，任何一个登山者都必须学会聆听他们，爱他们，尊重他们踩过的每块岩石、睡过的板石，在温伯尔等七个登山队欢呼过的狭窄山峰上发出胜利的欢呼，集中注意力从四人掉落致死、现在仍然凶险的万丈山崖下山。
	我的朋友，你会喜欢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是的。我的确喜欢这样的景色。尽管登山让我的肌肉酸痛，手上血肉模糊。但这样做绝对值得——身体上的痛楚早已忘却。映入眼帘的只有景色。
	我吃着东西，眺望风景，让-克洛德为我设计的问答教学圆满完成，这会儿，他摊开三明治干酪布外的报纸。
	“马洛里和欧文在登顶珠峰的时候遇难了。”他用轻柔的法国口音大声读了出来。
	我停止咀嚼。查理不是在捣实烟斗里的烟丝就是在掏里面的烟灰，这会儿，正在平头钉靴上敲打烟斗。听到这话后，他也僵在了那里，他将靴子放在膝盖上，那个空烟斗则靠在靴子上，直勾勾地盯着让-克洛德。
	让-克洛德说：“伦敦，1924年6月20日，珠峰委员会极为遗憾地收到了一封来自……”他不说了，将那张皱皱的报纸塞到我手里，“杰克，这是英文报纸，你来读。”
	我十分惊讶，不明白让-克洛德为何不继续读下去了。据我所知，他的英语读写均十分流利，我接过报纸，在膝盖上抹平，接着大声读了出来：
	伦敦，1924年6月20日，珠峰委员会极为遗憾地收到了一封来自诺顿上校的电报，电报是6月19日下午4点50分从帕里镇发出的。
	马洛里和欧文在最后一次登山中殒命。那天，登山队余下的成员均安全到达营地。在其余人员离开后，两名追随者在最后一天丧生于珠峰的雪崩中。
	珠峰委员电报诺顿上校，对探险队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两位英勇的登山队员的牺牲肯定跟恶劣的天气情况和大雪脱不了干系，登山行动从开始一直受到恶劣天气阻碍。
	我继续读着报纸，那份报道既表达了对遇难者的哀悼，又算是一篇传记：
	这起悲剧事件的遇难者，乔治?莱?马洛里是唯一参与过前两次探险的人，而作为他们新招募的队员A.C.欧文在三年前就开始想登上这座山，最后却被这座山索了命。就在几天前，我们才刚刚发表马洛里亲自撰写的有关这次探险第二次失败的文章……
	那次失败是因为风雪，登山队不得不从最高的营地撤下来。
	但那只是暂时的挫折，我们绝没有失败。
	这是马洛里写给《泰晤士报》的话。接下来的几段，大抵上是说尽管天气寒冷、大风肆虐，随时都会雪崩，预示着今年的登山季节即将结束，季风即将到来，但马洛里并不甘心。
	我停下来，看着两位朋友，想知道他们会不会示意我不要继续读下去，把报纸递给他们，但让-克洛德和理查只是盯着我，等着我继续。
	微风轻起，我紧紧地抓住皱巴巴的报纸，继续读着那篇长文的第二栏。
	马洛里的整篇文章都充盈着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这次行动，”他说，“暂时耽搁下来，只是为了更精彩的高潮。我们很快达成了意见。第三次行动中，我们将从绒布冰川上，不管结果如何，这都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他在文中写到了这次行动成功的概率，还说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我们预计，”他接着写道，“珠峰不会对我们手下留情”，哎，果不其然，珠峰索去了他的命！
	我放下报纸，理查和让-克洛德坐在那里等着，从理查的肩头望去，一只很大的乌鸦悬在微风中，它的身体几乎停在了5000英尺高的稀薄空气中。
	我跳过了一些散文式的批评，继续念道：
	马洛里向来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登山者”，他有决心登上珠峰（“唉！”我不由得在心里叹息了一声，但并没有说出来），在C.G布鲁斯将军、E.F.诺顿少校以及一些前辈的努力下，他们征服了阿布鲁奇公爵创下的22,000英尺高的纪录，现在正往远处独立的乔戈里峰进发。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自然是三十七岁的乔治?莱?马洛里，他做事果断，是个攀登珠峰的老兵了；年轻的安德鲁?欧文，年仅二十二岁，居然跟我一样大！他们于6月8日早上离开了他们的高地营，应该带上了氧气设备。之后，两位英雄只露过一次面，也就是几小时后，他们的队友诺埃尔?奥德尔看到他们“精力充沛地往山顶攀登”。后来，云层迫近，暴风雪来袭，马洛里和欧文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将《泰晤士报》上的报告大声读了出来，他们是那天晚上失踪的。当时，奥德尔已经上到了危险的六号营地，那天晚上，他朝高海拔的山上大声叫喊，认为马洛里和欧文可能会趁黑下山。马洛里将他的火把和提灯留在了六号营地的帐篷里。即便在这种恶劣天气下幸存了下来，他也没办法给下面的人发出信号。
	根据《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五十个小时过去了，即使一直不肯放弃希望的诺尔?奥德尔也放弃了，将两个睡袋成“T”型放置，以便让低营地上带有望远镜的人看到。这个信号是他们之前约定好的，意指无须继续搜寻了，两名登山者永远失踪了。
	我终于放下报纸。风势渐大，不停地吹打着它。下午，蓝色的天空已不见那只乌鸦的踪影，下午的天色正逐渐变暗。
	我摇摇头，感觉我那两个朋友身上强烈的感情，但对其内心真实、复杂的想法并无所知。“后面的情况大抵相同。”我沙哑地说。
	理查终于挪动了身子。他将冰冷的烟斗放在那件花呢夹克的胸袋里。“他们说还有两个人遇难了。”他轻轻地说。
	“什么？”
	“第一段就写到了登山队还有两名队员遇难。可到底是哪两个，又是怎样遇难的？”
	“哦。”我笨手笨脚地摊开报纸，手指从头挪到尾，指到最后一段。文章写的不是马洛里就是欧文。但我终于在最后找到了另外两人的信息。在这儿呢。文章说：
	根据德国探险者布鲁诺?西吉尔的说法，登山队的大部分人都离开了珠峰的大本营，身负为德国人攀登珠峰执行侦察任务的西吉尔看到了三十二岁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此人是莱斯特第五任侯爵的兄弟，还有另外一名德国登山者——西吉尔认出他是科特?梅耶，两人是在五号和六号营地之间被雪崩卷走的。布罗姆利勋爵是诺顿上校探险队的非正式成员，跟同探险队从大吉岭前往珠峰大本营。虽然季风季节已经来临，诺顿上校的探险队早已从山上撤了下来，他们当时认为布罗姆利勋爵和梅耶打算最后一次去搜寻乔治?马洛里和桑迪?欧文的下落。最后，布罗姆利爵士和那名德国登山者的尸体都没找到。
	我再次放下报纸。
	“一名世袭的贵族死在珠峰上，报纸上竟然只有寥寥几句。”让-克洛德咕哝道，“上面写的全是马洛里，全是他和欧文的报道。”
	“我们在英国称他为‘珀西勋爵’或‘珀西瓦尔勋爵’，”理查轻声说，“‘布罗姆利勋爵’是他的兄长，他是一名侯爵。就算珀西?布罗姆利是第二位继承人，他其实也不配做一个贵族。乔治?马洛里虽然出身贫寒，但确实是那次探险中真正的贵族。”他站起来，把手插进裤子口袋里，低着头，漫步走到狭窄的山脊那头。他看起来就像在校园里心不在焉地行走的教授，正思考他所研究领域的疑难问题。
	理查走远后，我小声对让-克洛德说：“他认识马洛里或者欧文吗？”
	让-克洛德看着我，往前探了探身子，尽管理查已经走远，但他还是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欧文，杰克。但他认识……马洛里，理查认识他很多年了。战争开始前，他们曾在剑桥的同一所大学上学。战争期间，他们曾多次一同上过战场。理查曾于1921年受马洛里之邀参加一次侦察活动。1922年，他们还曾一起在珠峰勘探。但今年无论是马洛里，还是登山俱乐部，都没有邀请他。”
	“天哪！”我以为已经慢慢了解我这两位新朋友及登山伙伴。现在我才发现，我压根儿就不了解他们。“原本在珠峰上失踪的可能是马洛里和理查，而不是年轻的桑迪?欧文。”我小声对J.C.说。
	让-克洛德紧咬嘴唇，看起来像是确保理查仍远远地在意大利山脊那边似的，他似乎正入神地盯着某个地方。
	“不，不是这样的，”让-克洛德小声说，“在前两次探险中，马洛里和理查有几次都……怎么用英语地道地说‘跌落’呢？”
	我以为他是想形容两个人用绳子绑在一起，往下掉时的情形，尔后我才恍然大悟。“应该是‘争吵’[12]。”我说。
	“是的，是的，而且，恐怕两人吵得还很凶。我确定，自打他们从1923年的那次探险回来后，马洛里没有跟理查说过话。”
	“两人为什么事情争吵呢？”我小声说。现在又起风了，将山峰上的小冰块吹到我们脸上。
	“第一次探险……正式的说法应该叫作侦查探险活动，但马洛里等人的真实目的是在到处都是冰崩和冰川的大本营找到前往山里的最快路线，然后尽快开始登山。我知道理查和马洛里都相信他们可能在1923年的那次探险中登顶成功。”
	“他们野心可真不小。”我喃喃道。理查仍在山峰远端的意大利山脊上。风从他那个方向吹来，越来越大，我怀疑即使我们大声喊，他也未必能听见我们说话。但我和让-克洛德继续快速小声地说着。
	“所以，马洛里坚持认为前往珠峰北坳的最佳路线是从东边出发，往上翻越卡塔山谷。但那里却是一个……用英语如何说‘culdesac’？”
	“死胡同。”
	让-克洛德咧嘴笑了。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挺喜欢这种半生不熟的英语。“是的——死胡同。马洛里领着所有人绕过那座大山，走了一个又一个的死胡同——他甚至让布洛克上到西绒布，他们差点儿穿过边境，进入尼泊尔境内，寻找往南登上珠峰的路，最后他们认为南面的冰川和冰崩，再加上那些山脊根本没办法登山。最后只能从北坡上去。”
	“我很怀疑。”我小声说，与其是在对J.C.说，不如说我在自言自语。
	“无论怎样，几个月就这么白白浪费了。”让-克洛德说，“至少在理查看来，时间的确浪费了——他们不停地往东边、西边勘探，该测量的都测量了，该拍照的也都拍照了。却仍然没有找到前往北坳的路。”
	“我看过一些照片。”我说，一边瞥了一眼，确保理查仍然在山峰远端。他看起来像是一动没动。“照片挺漂亮的。”
	“是的。”J.C.说，“最初那批照片，是马洛里登上一座较高的山峰，找了个绝佳的观测点拍摄的，但是他将照片底片放错了。结果什么都没拍出来。那些照片都是布洛克等人拍出来的。”
	“可是这些跟马洛里和查理的争吵有什么关系。”我问，“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我想，彼此肯定也十分尊重……后来却形同水火。”
	让-克洛德叹了口气。“大山附近的大本营最初设在一个小峡谷的进口处，那里有一条河穿过平原。他们肯定不下百次地从那条河边走过，但并没有实地勘探。理查就想探查一下这条河，看能不能找到前往北坳的路线，但马洛里每次都会反对他，坚持声称这条河流向东绒布冰川，在那里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一侧的山谷有个入口，上面铺着碎石，以及以前的冰川留下的像尖塔一样的积雪，走在上面很容易。理查告诉他们，这个山谷可能会再次蜿蜒横向西侧（事实上的确如此），这样他们就会顺一条安全容易的路线去到北坳了。马洛里表示反对……当时他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什么这几个星期的勘探白白浪费了，无论是往东还是往西的路线都耽搁了。而且，马洛里和登山俱乐部还认为夏天的季风季节才是登珠峰的最佳时间。但是，到了六月，天还是没完没了地下雪，就连马洛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时间非常糟糕，就连勘测都不行，更别说爬山了——暴风雪太频繁，怎么说来着，越往上越猛烈。”
	“1923年他们就为这事争吵吗？”我小声说。
	让-克洛德近乎凄凉地笑了笑。“最后一块砖……不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最后压垮骆驼的是什么东西来着？”
	“稻草。”
	“最后一根稻草是理查不断催促，说什么应该爬上嘉措拉，去那里勘查。马洛里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无用，拒绝了理查的要求。”
	“嘉措拉是哪里？”我问道。1924年6月我对珠峰的地理几乎完全不了解。我只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边界，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只有通过西藏才能去那里，真要是登山的话，只能从北坡上去。说得具体些，上到北部山脊上面的东北部山脊和北坡，前提是探险队的照片都是真实的。
	“嘉措拉是通往西侧，将康雄冰川和东绒布冰川分开的高隘口。”J.C.说，“他们遇上了名副其实的极地大暴风雪，雪都到了他们腰部……是这么说的吗，杰克？”
	“齐腰高。”
	“齐腰高的雪越积越深，即使到达平原地区后也什么都看不见，他们还以为到达山顶了。在暴风雪中就连搭建帐篷也成为奢望。马洛里对时间的浪费异常暴怒。但是，到了早上，天放晴了，从嘉措拉大雪覆盖的营地可以看到前往北坳的完美路线：可以直接从山谷上去，然后再经山谷的侧面（在他们勘查的过程中，这条路线理查据理力争过多次）穿过冰雪覆盖的地方，上到另一边的山侧凹地，然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上到北坳。从那里直接前往北山脊，再一路上到高高的东北山脊。但季风季节的雪会把他们活埋了，风势异常恐怖，即使他们勘查到了一条不错的路线，可以去到一个1000英尺高的冰墙，从那里上到北坳，但当时已经错过了登顶的时机。9月24日，他们不得不从山上撤下来，因此，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登上珠峰。”
	理查刚才一直在抽烟斗，但现在他正将里面的烟灰敲出来，随时都会回到我们这边。
	“想必这就是他们争吵的原因。”我小声说，“所以今年理查才没有跟马洛里一起去珠峰探险。”
	“不是。”让-克洛德耳语道，急急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是因为在第二次探险行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意外——1923年那次探险过后，他们在英国没待几个星期就又回去登山了。理查也被邀请了，但对方并不情愿。1923年，不知何故，马洛里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被复制后在登山者之间传开了。里面的内容我大抵能记得——不过后来我还是查看了马洛里到底怎么写的。内容大抵如下：
	尽管我跟他相识多年——我们在剑桥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特别是在放学后我们去威尔士登山期间，但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他很喜欢摆架子，跟个土财主似的，就像一个被溺爱的诗人，不仅不时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偏见，而且有时候态度相当傲慢。有时候，如果有人跟他意见不合，他会真的充满恨意。我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喜欢那个别人给他取的绰号，他第一次来到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时，总共也就五十个同学。我相信‘教会执事’这个绰号定能满足他膨胀的自我。露丝，总而言之，上次探险之后。我感觉再也不应迁就他，也不会再迁就他了。他知道的倒不少，但就是固执己见、冥顽不灵，要是别人知道了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一点儿都不高兴。要是他幸运地猜中了某件事情，比如他找到了嘉措拉隘口的路线，他会把自己的运气当成本事，好像他才是领导者，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你的记忆力真不错，朋友。”
	让-克洛德一脸惊讶。“这不奇怪！你们美国的学生不也经常被要求背诵动辄上百页的诗歌、美文和其他材料？要是没背出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对吗？在法国，记忆能力跟学习能力是画上等号的。”
	理查往这边看了过来，表情仍显茫然，显然是在努力思考什么。但我确定他马上就会回来。
	“快。”我对让-克洛德说，“告诉我1922年那次探险，也就是那次所谓压垮他们之间友谊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
	我承认这句话我说得有点语无伦次，但让-克洛德看着我，好像我突然开始说起了阿拉姆语。
	“1922年，他们感觉有很大机会登顶。”让-克洛德说，这时，理查开始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他们爬上威严的冰墙，上到北坳，然后横跨那里到达北山脊，经北部山脊前往东北山脊，再从那里登顶。但是，恐怖的大风逼着他们从那边的山脊下到北坡。他们登山的进场非常缓慢，也充满凶险。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大本营。但在6月7日那天，尽管季风季节的大雪越积越深，马洛里仍然觉得这条路线可行，坚持要再上北坳，认为他们仍然可以登上顶峰。”
	“理查反对再领着挑夫和登山队员上北坳。他认为已经变天了，今年登顶珠峰的机会已经没了。更重要的是，比起马洛里，理查对冰雪状况的了解比他多得多，而马洛里在冰川上和阿尔卑斯山探险的次数实在有限，理查说现在很可能会有雪崩。就在一天前，一些勘探北坳的登山者借助他们留在冰墙上的绳梯下山时发现过去两个小时里，那里有过宽约50米的雪崩，淹没了他们的足迹。理查因此才拒绝登山。”
	这个理查现在离我们也就50英尺远，要不是大风呼啸，淹没了我们的声音，我们肯定早就停止说话了。但是让-克洛德还是匆匆说完了最后几句。
	“马洛里骂理查是懦夫。6月7日那天早上，马洛里领着一行十七个人前往北坳，所有的夏尔巴人都用绳子拴在一起。他们果然在北坳200米下面遭遇了雪崩，出事的地点正是理查警告他们的斜坡。九名挑夫被一起卷走了，马洛里离雪崩发生的地方也就几米，但即使是他也被卷入雪浪中。后来，两名挑夫被挖了出来，但另外七个人全都丧生，遗体被埋在冰隙中，就是那个雪崩差点儿把他们带过去的地方。不出理查所料，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试图穿越松散板状雪坡的行为无异于疯狂之举。”
	“天哪。”我小声说。
	“情况就是这样。”让-克洛德同样震惊，“自从两年前的那个六月后，两个老朋友再也没说过话。理查也没被邀请参加今年的探险。”
	我什么也没说。要不是他和马洛里吵架了，理查很可能被邀请参加这次重要的探险——也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探险。想到这个，我感到真是造化弄人。而如今，倘若报纸写的东西可信，这起事故俨然成为了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世纪悲剧。我想到人只有在悲壮死去后才会留下不朽的名声，事实上的确如此，想起了《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等许多报纸是如何评价乔治?马洛里的。
	过去的四天我们错过了这一切，我们只顾着爬山、下山、睡觉，再爬山。
	“怎么会……”我欲言又止。理查看起来马上要过来了。风越刮越大，撕扯着他的羊毛夹克和领带。我已能听到他那平头钉靴发出的声音，那双鞋显然跟上个星期马洛里和欧文穿的极其相似，鞋子在雪地上“嘎吱”作响，我看到它们在马特洪峰的山脊薄薄的雪上留下浅浅的印迹。
	他的手插在羊毛裤的袋子里，右上口袋里的烟斗已经冰冷，理查定定地看着让-克洛德，轻声说：“我的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去攀登珠峰，你愿意去吗？”
	我以为让-克洛德会开个玩笑——尽管报纸的消息令人伤感，但他向来爱开玩笑，不过，他只是久久地抬头看着我们那个事实上的领导人，不发一言。理查那双清澈的灰色眸子闪着令人不安的光芒，他不再看着J.C.，而是抬起头，像是正入神地盯着远处的某个点，我回头望了望，还以为那只高飞的乌鸦回来了。
	“我愿意去。”让-克洛德终于回答，“珠穆朗玛峰很大，离夏蒙尼山谷十分遥远，我作为这里的向导，需在这里履职，而且这里还有不少老主顾等着我，相对于那些尚未被世人所知的山，我觉得这座山更具英国特色。我认为它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成为冷血的人类杀手，我的朋友理查?迪肯。但是，我愿意去，我的朋友，要是我有机会去征服那头野兽，我会去。是的，我一定会去。”
	我等着理查问我同样的问题，不过，我并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他并没有问我。
	理查只是在风中大声喊：“我们从山坡上下去，然后经瑞士山脊前往策马特。”
	这让我有些小小的意外。我们更好的装备，比如帐篷和睡袋都放在意大利山脊，也就是布勒伊上面的高坡上，而且我们的很多物资也都在那边。好吧，这么做只意味着我们还要长途跋涉经过托尔杜雷山口往回走。作为三人中最年幼的那个，我只有听话的份儿。不过，我只是希望能够在策马特租到一头骡子。
	于是，我们开始沿突然变得陡峭的山坡往几乎垂直的阴暗山脊走去，爱德华?温伯尔上山时候就曾将那里称作“危险地段”，后来他们下山时，那个“危险地段”还真是名副其实，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所以，当理查说“我们将绳子连在一起攀爬这段如何？”时，我跟让-克洛德（克洛德有片刻的犹豫，几乎不易察觉，但我还是看出来了）同时吓了一跳。
	我们在攀登峭壁和山脊时，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将绳子连在一起。要是谁掉下去就糟了——理查就曾掉下过。这里的大部分山脊和大块岩石都无需拴绳子，就比如我们现在倾斜往下的北坡山岩，因为太过凶险，所以不能将绳子拴到一块儿。那里几乎没有露头[13]或者突出物，最上面的登山者没法将安全圈扔过去，绕在上面——1924年，阿尔卑斯山的登山者都是这么做的。
	我将不同的登山绳展开，放在肩膀上，放出一条最短的绳子。接着，我们三个将绳子全都绑在腰间，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20英尺。顺序自然无需讨论。让-克洛德第一个，他在冰雪中的经验最为丰富，而且面对即将攀爬的陡峭岩壁时，他也非常厉害；我第二个，因为我是三个人中最没有经验的，但我有一双强壮的手臂；理查殿后，他是咱们的“备用大锚”。要是我和让-克洛德掉下去，排在第三位的理查就是我们的安全栓……可是，要想在如此凶险的岩石上拖住下落的队友，恐怕这个世界上谁也没这个本事。再说了，如果真出事，我们的那根细麻绳肯定早就崩断了。
	但这条具有兄弟情谊的绳子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全，尽管绳子很细，可以说只是象征性地发挥一下作用。被我们当作定海神针的理查也是如此。我们走过瑞士山峰的边缘，开始下山。
	*
	我的腿还没有小心翼翼地落在又湿又陡的狭窄岩壁上时，我发现居然还有别人以前固定在那儿的绳索，还有一根金属缆绳，被挂在或用登山钉[14]固定在山坡边缘的远端。有几根绳子是今年夏天一些热心的向导系在那儿的。其余的绳子都有些年头了，因为年代久远，天气寒冷，以及在高纬度太阳光的作用下，绳子慢慢地发生了化学和物理变化，都快被风化成粉了。是那些“当事人”，也就是那些登顶高峰的游客，攀爬岩石、冰块，以及面对变幻莫测天气的门外汉会借助的绳子。有些人会利用它们从几乎垂直的峭壁悬崖上快速滑下，但也许这根绳子承受了你的快速下降的体重，下一根可能就会突然断裂，你就会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到大石头上，或者掉到冰川下面的冰隙里。
	仅凭观察是没有办法判断哪根麻绳是新的、安全的，哪根绳子又是旧的、已经腐烂的，在上面攀爬将是致命的。这个时候，向导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三个下降的时候，根本没有理会那些绳索。让-克洛德领着我们往边缘靠去，那里时常会有岩石跌落，即使是在六月份，小雪崩也时常发生。在我们沿着峭壁往下降落的几分钟时间里，他尽可能让我们避开掉落的岩石和雪崩，在靠近山脊的地方寻找更加坚固的落脚点。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线呢？为什么在临近结束时，我们还要重走道格拉斯爵士和温伯尔登山队其他成员于1865年7月14日遇难时的路线呢？
	许多对登山稍微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下山会比上山更危险，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登山者跟山的关系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登山或者下山途中攀爬岩石的时候。往上攀爬时，登山者会展开身体紧靠岩壁，身体和面颊都会亲密地贴在岩石上，要伸出手指摸索壁架，或者寻找岩石上的支点，登山者的整个身体都会寻找哪怕最小的壁架、缝隙、楔形物、悬壁、石块，就如同跟山亲热一样。而在下降的过程中，登山者惯常的做法是脸朝外，这样，登山者更容易看到下面和旁边几码或者几米远的狭小壁架和落脚点。登山者会背靠着岩石，他的脸会转向（注意力亦会如此）身体下面，他们所看到的景色是空旷的天或地，而不是让人安心的坚固岩石或者厚厚的积雪。
	对于菜鸟来说，下山更让人害怕，即使对于老手来说，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在下山时丧命的人要比上山时多得多。但即使我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跟在J.C.后面，即使我不解为什么理查要建议我们走这条让温伯尔登山队多半成员葬生的死亡路线，我最纠结的问题依然是：理查为什么不问我是否愿意去登珠峰？
	当然，这个问题有些愚蠢，没什么实际意义：我没钱加入登山俱乐部喜马拉雅山探险队。（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钱人参与的体育俱乐部，我在二十一岁时获得的那点儿遗产现在被我花得差不多了，也正是因为这笔遗产，我才能前往欧洲登山）而且，这是一家英国登山俱乐部，一般不会邀请美国人。英国登山者和他们的老男孩校友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由一名英国测量员以一名英国地图制作者的名字命名的珠穆朗玛峰是英国人的骄傲。不管美国人的登山技术有多高超，他们也绝不会邀请。
	再说了，我跟那些试图登顶珠峰的英雄相比，经验还差得远呢。在哈佛上学那阵，我倒有过许多攀爬经验，老实说，我爬的山比我上的课还多。暑假的时候，我曾三次前往阿拉斯加进行小规模的探险，但这些经历再加上我跟让-克洛德以及理查这几个月的登山经历还不够，或者说如果要攀登世界上最高，可能也是最凶险的山峰，我的技术还不到家。我的意思是说，乔治?马洛里可刚刚死在珠峰上，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被他那个身体条件出众，但是年轻、相对缺乏登山经验的安德鲁?欧文（昵称桑迪）掉下去的时候拖累而丧生的。
	最后，就在我们又下降几米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连接我们三个人的绳子基本上都是比较松弛的，倘若真有那么一天，登山俱乐部突然邀请我这个道行尚浅又穷困潦倒的美国人陪他们参加接下来的珠峰探险，我不相信自己还会有勇气去攀爬珠峰。（我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去的。一旦英国人一心想完成某个壮举，他们一般不会轻言放弃，尽管他们的英雄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乔治?马洛里在登山的时候牺牲了，但英国佬向来顽固。）
	就在这时，我和让-克洛德已经到达了温伯尔登山队第一次成功登顶后，四名成员下落时惨死的地方。
	*
	我暂停现在的叙述，是想告诉读者，我知道现在突然讲述1865年7月的那次事故会有些奇怪，那起事故毕竟离1925年的这次探险差不多有六十年了。但是，你到时候就会知道，温伯尔登山队在攀登马特洪峰时发生悲剧事件看似与此毫不相干，但正是这起事故促使迪肯、克洛德和佩里组成了喜马拉雅山探险队，尽管这次探险任务极不正式，也几乎无人报道。
	温伯尔探险队一行七人在爬山的时候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在下山的时候分成了两组。爱德华?温伯尔和他那个经验丰富的向导迈克尔?克罗泽不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是累迷糊了。他们的第一根绳子拴了五个人，而登山经验最丰富的克罗泽紧跟在向导后面，后面则跟着完全没有经验的哈多，接下来是经验相对丰富的哈德森，最后面的是十八岁的登山好手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
	几名同伴下山的时候，剩下的三个人仍然站在瑞士山脊的顶端。接着，他们也用绳子拴在了一起，第一个是“老彼得”，接下来是“小彼得”，最后就是爱德华?温伯尔。两个平庸的向导加上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成功登顶后的下山者当中包括五名英国人，一个算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是颇具有天赋的业余登山者，另外三个则完全是新手。两名来自瓦莱州的人（陶格瓦尔德父子）只能说差强人意，而最具天赋的当属来自萨瓦的迈克尔?克罗泽。按照正常的逻辑，应该由经验极其丰富的克罗泽领导这支探险队，做决定和领头的都应该由他说了算，但是，尽管他带头领着登山队通过了峭壁上面的“危险地段”，指挥这支登山队的仍然是温伯尔。而克罗泽也从来都没闲着，尽管哈德森能帮上很大的忙，偶尔会帮忙扶着道格拉斯爵士，甚至手把手地将他的脚放在合适的壁架和支撑点上，而克罗泽在下落的时候每一步都要帮助战战兢兢、身体条件一般的哈多。不仅如此，他还得寻找位置最佳、最安全的下山路线，然后下到更容易的山脊上。
	于是，他们七个下到了山峰和弯曲的崖壁之间的“危险地段”，也就是刚才我和让-克洛德和迪肯刚下来的地方。
	但是，就在“危险地段”的上方，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道格拉斯爵士大胆地提出一个十分可行的建议，所有人应当用绳子拴在一起下山，就跟他们之前成功登顶时所做的一样。我不知道温伯尔或者克罗泽为何不早做决定。
	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能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马特洪峰下面的这个“危险地段”就在山峰下面，底下还有个波浪形的悬壁，即使1924年，已经有了固定绳索，下山的路线也已确定，大部分松动的岩石都被登山者踢到山崖下了，在这里下山也极为不易。当年温伯尔下山的时候，这个“危险地段”比现在还要凶险，尤其是那种“客观存在的危险”，比如岩崩，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地段最大的危险就是这里的壁架、指攀支点、落脚点都特别小，且很难找到，根本没有用作安全点的突出大圆石和扁平石块。
	所以，当七个登山者，特别是那几个业余爱好者见温伯尔跟陶格瓦尔德父子拴在一起后，他们顿时信心大增，其实老彼得和道格拉斯爵士之间的绳子根本不够结实，后来发现，这种安排真的不能额外增加多少安全系数。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尽管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当事人就在策马特接受了讯问，尽管后来温伯尔等人撰写文章、在报上讲述此事，甚至还出过一些书，尽管报纸上有关这起事故的报道不计其数，但没人确定他们掉落的先后顺序。
	看起来最大的可能是最没有经验、年仅十九岁的道格拉斯?哈多不小心踩空了，跌落下去，尽管当时克罗泽还在手把手地帮他，但哈多还是重重地撞在了克罗泽的身体上，将这名向导从他站立的地方撞了下去。更有经验的查尔斯?哈德森牧师和登山技巧出众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站在狭小的岩壁上，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两人带了下去。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七人登山队中的四人就这样滚落下去，当场殒命。
	绳子上剩下的三人，老彼得仍然跟道格拉斯以及另外几个正往下掉落的人拴在一起，上面还有“小彼得”和爱德华?温伯尔，经验丰富的温伯尔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因为老彼得的绳子拴在一个牢固的安全点上，他是唯一有机会阻止他们往下跌落的人。而且他站在一个相对较宽的落脚点上。不仅如此，尽管整个登山队身处“危险地段”，但也只有他站在那个为数不多的几块凸出岩石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绳索套在那块岩石上。他上面的小彼得和温伯尔一只手抓住岩石，另一只手拼命抓住绳子，防止摔落。
	绳子迅速绷紧了。四个人下落，以及另外三人加速下滑带来的身体冲击太大，其中老彼得面临的冲击力为甚。绳索从他的手中滑过，在上面留了一道很深的伤痕，数周才消退。（后来，老彼得逢人便会愧疚、沮丧地给他们看他那只受伤的手。）
	但是，尽管老彼得将绳索缠在了那块露头上，或者，正是因为绳索缠在了石头上，它才啪的一声在空中断了。事隔很久以后，爱德华?温伯尔告诉一名记者，他清楚地记得1925年绳子恐怖的断裂声，到死都不会忘记。
	温伯尔在书中写道：
	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我们亲眼目睹了不幸的同伴背朝下，摊开手，往下滑落的情形，他们也在拼命自救。他们尽管当时并没有受伤，但很快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眼前消失，从马特洪峰冰河下的一座座峭壁跌落下去，当时的高度差不多为4000英尺。
	整个高度差不多有1英里，人掉下去需要一段时间，幸运的是（如果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当的话），他们还没掉到底下就已经死了，或者早就粉身碎骨了。我不止一次地从一些登山者口中获悉，美国和欧洲有人曾这样描述过这种恐怖的事情：登山者漫长的跌落时间可能长达几小时。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这些描述无一例外地提到下落过程并不连续，人会撞在岩石上、雪上和冰块上，一路会流下很多血，冰镐也会砸得粉碎，衣服和靴子都会被鲜血染红，整个身体会裂成碎片。
	根据温伯尔（他还责怪当时已经吓得胡言乱语的陶格瓦尔德父子耽误了行程）的叙述，他的朋友掉下去一个半小时后，温伯尔和陶格瓦尔德父子才来到组成山脊的天然石板梯上。从那个角度，他们没办法看到朋友恐怖跌落后形成的血路，他们的尸体肯定不停撞击大石头，在峭壁上弹来弹去，最后从马特洪峰陡峭的北坡跌落，掉到坚硬的冰川上。
	最后，温伯尔花了两天时间才软磨硬泡地说服策马特的向导去“寻找同伴的尸体”。当地向导全部来自一家关系密切的向导工会，他们显然比这名虽有天赋，但仍是业余登山爱好者的英国人更加清楚，人从这里跌落后，“尸体”还会剩下什么。而且，向导显然也更加清楚温伯尔所谓的“只要爬到山脚下就行”意味着什么。去马特洪峰北坡的山脚下非常危险，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比登山还要危险，山脚下有隐藏的冰隙，随时都会坍塌的冰塔，还有由陈冰组成的极不稳定的尖顶和倾塔，以及冰石组成的迷宫，人在里面迷路几个小时，甚至达数天之久都是常事。
	但温伯尔最终还是找到了志愿者，他们给“志愿者”钱，大部分向导都勉强同意星期一（星期日他们必须留在策马特做弥撒）前往那里。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尸体。
	温伯尔后来承认，他满心期待，柔软的积雪和近一公里的垂直掉落地带能给他的同伴带来奇迹，也许还会有一两个生还。
	别说生还了，几乎可以用尸骨无存来形容。
	找到的三具尸体散落在北坡下面的冰块和岩石上，“救援者”周围一直有岩石落下。不过，向导四散找地方躲避时，温伯尔和另外几名英国人站在原地没动。其实，英国人站在冰川上的行为只能用愚蠢和固执来形容，岩石和圆石像冰冷的流星一样纷纷在他们周围掉落。
	起初，谁也没办法从一堆支离破碎的尸体里分清谁是谁，就连温伯尔也不行。但后来这个英国人通过迈克尔?克罗泽的一点点胡子，认出了他的朋友兼向导。克罗泽的胳膊和腿都断了，大部分头骨也都破碎了，但一部分下颚保存了下来，胡须的颜色跟克罗泽的吻合。岩崩有所减轻的时候，其中一名向导回来了，他是迈克尔?克罗泽的旧友，认出了一只撒落在好几码远外的前臂上的伤疤，还有一只手落在一块冰石上，上面伤疤更多，他的朋友记得很清楚，这些伤疤就是克罗泽手上的。
	说来真是奇怪，克罗泽被肢解的躯干上那条裤子只是稍微破了一点，在整个下落的过程中，口袋里还保存着六枚金币。
	有人还发现了克罗泽的十字架，如果没戴那玩意，他绝不会爬山，那个十字架就像颗十字形的子弹一样，深深地、牢固地嵌在他的下颚里。其中一个叫罗伯特森的人觉得克罗泽的家人可能需要，于是打开小折刀，把十字架挖了出来。
	哈德森的尸体仅是通过他的钱包辨认出来的，里面还有一封他妻子寄给他的信，哈德森下落的过程中，这封信完好无损，而他的胳膊、腿和头都没了。温伯尔还找到了哈德森的手套，接下来，他走过满是鲜血的冰川深处，才找到一顶英式宽边遮阳帽，那是温伯尔不久以前才送给克罗泽的。
	哈多的大部分尸体撒落在克罗泽和哈德森中间。
	后来，再次发生了岩崩，向导们跑去躲避，温伯尔站在尸体旁边，这才发现绳索仍然拴在克罗泽和哈多剩余的躯干上，哈多和哈德森的尸体同样也被绳索连接着。
	他们没有发现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的尸体。有记录说，他们那天找到了道格拉斯爵士的一只靴子，但里面并没有脚，还有人说温伯尔发现了道格拉斯登山时系的一条皮带。还有传言说是一只手套。
	直到那个时候温伯尔才发现，拴前面三个人的绳索更粗，更结实，而老彼得跟道格拉斯拴在一起的绳索要细得多，也轻得多，真正的登山者一般不会使用这种绳索。当时温伯尔坚信，老彼得故意使用一条不那么坚实的绳索，以防下面四人掉下去。几年后，这名英国著名的登山者曾直言不讳地发文谴责过这名老向导。
	但是，事实上，所有绳索，包括拴七个人的细绳子，也就是老彼得系在肩膀上、跟道格拉斯相连的那根绳子，无论是当天还是平日里，他们根本不会多想，也没担心过。在悲剧发生以前，爱德华?温伯尔也没有担心过绳子的厚度、抗张强度，没有计算过不同直径绳子的断裂点和绳子的构成。
	后来，无人找到过十八岁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的尸体，而这也让这起悲剧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弗朗西斯?道格拉斯那个年迈的母亲昆斯伯里夫人因为儿子的遗体都没找到而悲痛欲绝。
	事实上，情况甚至更糟。昆斯伯里夫人很快得了幻想症，认为她那个年轻的儿子仍然还在马特洪峰的某个地方活着，也许被困在冰洞里了，靠吃青苔和同样被困的野山羊，喝着冰洞里面掉下的雪水幸存了下来。也许——但最大的可能还是昆斯伯里夫人幻想的——她深爱的儿子弗朗西斯只是受伤了，没办法独自下山，也许是他甚至没办法给下面很远的人发出信号。她还跟一位到访的老友说，也许弗朗西斯掉到冰川上幸存了下来，他没有跟那些死得很惨的人拴在一起，甚至现在仍在哪个冰隙里，想方设法避免被冻死。
	之前差点儿加入温伯尔，参加那次著名登山行动的廷德尔教授后来返回马特洪峰，参与了系统搜索道格拉斯爵士尸体的行动。他给昆斯伯里夫人写了封信，承诺“为了让您安心，无论有多困难、多危险，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您那个勇敢的儿子，将他带回祖国和家乡”。
	但是，道格拉斯的母亲对谁想带回儿子弗朗西斯的尸体并不感兴趣，她知道他还活着，希望能找到儿子。
	她到死都深信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仍然活着，只是被卡在了高高的马特洪峰北坡，或者在山脚冰川下面冰蓝色的洞穴里徘徊。
	*
	所以，我们下到“危险地段”，理查招呼我们停下休息会儿，我和让-克洛德都在离他下面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了，我们两个感觉越来越冷（这个时候，北坡已经完全笼罩在一片阴影中，风咆哮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冷），我当时在想，理查到底想干什么。也许是因为年岁不饶人吧，虽然理查比二十二岁的我身体更坚实，但他毕竟马上就要三十七岁了（乔治?马洛里殒命珠峰时恰好也是这么大）。
	“就是这个地方，”理查轻轻地说，“克罗泽、哈多、哈德森和道格拉斯正是从这个边缘掉下去的……”他指着下面40英尺或50英尺的地方，马特洪峰独特的拱形悬壁永久地变成了一处索命的地方。
	“妈的，”让-克洛德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和杰克都知道，你也清楚我们的想法。别告诉我们，理查?迪肯，你以前不就是个老师吗，现在居然在没有固定绳索的情况下，把我带到这样一条凶险的路线上，离你右边30步远的地方，我们有得是路可以下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钉好登山钉，将一根新绳索穿在上面。别告诉我们，你带我们从这里下去，只是想告诉我们这段所有喜欢阿尔卑斯山和这座山的人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都知道的历史。我们还是别说话了，赶紧从这个该死的山坡上下去。”
	尽管知道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我们按照刚才的计划，轻松、自信地朝右边走去，来到相对安全的石块上，那里有个向上的梯子，也是温伯尔没有走意大利那侧（往下的石块）而转走瑞士山脊后说过的路线，尽管在那里会继续面临岩崩和冰块滑落的危险，但我们还是从那里下山。按照让-克洛德惯常的说法，是“小菜一碟”。
	还好没发生什么意外，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我们能到达3260米，也就是11,000英尺高的宏利小屋，小屋坐落在一个狭窄的壁架上，嵌入在山里面，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小屋。下降三分之二的距离后，我们来到了早已安排好物品的储藏处。（我们的储藏处主要包括一些额外的食物和水，还有可以在小屋休息的毯子，这里差不多也是当年温伯尔的登山队在上山时将背包留下的地方。也不知道幸存下来的三个人下山，拿起遇难的四个朋友的背包，背下山时心中是何种滋味。）
	我发现自己感觉特别病态、特别沮丧——不仅仅是攀登马特洪峰后身体感到虚弱的缘故，而且最近几个月来，我一直都在跟这两个人登山，但现在都结束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回到波士顿后试着找份工作吗？学文学的都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找份教职，这样的工作会让那些一年级新生都感到无聊透顶，他们对所谓的文学压根儿就提不起任何兴趣，想到我将来也会在学校的十八层地狱中不得翻身，便更感郁闷了。让-克洛德看起来也相当痛苦，但他有份让人艳羡的工作，他可以回去继续做他的夏蒙尼向导。他跟理查是挚友，显然不用歇太久就会继续登山，至于我，跟他们的关系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这时，理查像白痴一样咧嘴笑起来。我好像从来没见理查?迪肯咧开大嘴笑过，当然，我倒见过他面带讽刺的笑。但像正常人一样咧嘴大笑，更别说笑得像个白痴一样？我还真没碰到过。他的笑怎么看也不对劲儿。还有他的声音，虽然听起来明显让人察觉到他的兴奋，但说话的语速却很慢，颇有几分剑桥生抑扬顿挫的意味。说话的时候，理查故意认真地看着我们两个——他平日里也很少这样。
	“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他轻轻地说，“雅各布?威廉?佩里，你们愿意在1925年春天和夏初的时候陪我去攀登珠峰吗？经费已经全额到位。就我们三个人，再加上一些必要的挑夫，其中包括一些经常攀登高峰的夏尔巴人，他们可以帮我们建立高地营地，不过他们只是挑夫。登山的只需三个人——就是我们三个。”
	当时我和让-克洛德觉得这事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或者是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我们本该大声喊：你不是开玩笑吧，还是去骗那些雏鸟吧，英国佬。但这话刚才可是理查说的，所以，我和那名年轻的法国夏蒙尼向导面面相觑了好几秒钟，然后不约而同地转头看着理查，表情格外严肃。
	“愿意。我们去。”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2
在世界上最漂亮的9400英亩[15]土地中央，永久地停留着一颗破碎受伤的心。
 
从伦敦坐车到布罗姆利在林肯郡的庄园一共花费了我们两个小时，因为我们本就比预定的时间早，又不想太早去往那里，于是还在桑迪吃了午餐。但正午时分，当时仍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几分钟，我们到达了斯坦福德枢纽站。现在，离目的地也就几英里远了。我承认，自己竟然紧张得想吐。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晕车的经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夏日，坐在敞篷式旅游车里，微风习习，送来农场和森林芳香的气味，路旁景致宜人，头顶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
斯坦福德枢纽站又叫“木匠旅馆”，英国人还就喜欢这样混淆视听，我们将车转左，拐入一条狭窄的小巷。接着，一个十英尺高的砖石墙在我们左边出现了，挡住了我们2英里以内的风景。
“那堵墙是干什么的？”我问正在开车的理查。
“这墙将布罗姆利的庄园圈起一小部分。”叼着烟嘴的理查说，“鹿园在墙的另一边，布罗姆利夫人不希望她那些被驯服的鹿跳到墙外受伤。”
“也是为了防偷猎者吧，我想。”让-克洛德说。
理查点点头。
“布罗姆利的庄园有多大？”我在车后座上问道。
“呃，我想想，”理查说，“我好像记得前任侯爵，也就是已故的布罗姆利爵士曾经留出了大约8000英亩的农田——大部分都是休耕地，是用来捕猎的，还有大约900英亩林地，大部分是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原始森林。鹿园、花园和庭院什么的也就留出400英亩，所有这些均由为数不少的林木工人和园丁全年照料。”
“一共差不多有10,000英亩。”我傻傻地说，转头看着那堵高墙，像是突然能看穿它似的。
“差不多。”理查同意我的看法，“事实上，远不止9400英亩，我们经过的斯坦福德村其实也属于布罗姆利庄园，住在斯坦福德里面的村民以及斯坦福德附近140栋左右的房舍也都属于那个庄园，另外还包括斯坦福德里里外外的好几十个商用地产，布罗姆利夫人现在还拥有、管理着部分庄园。他们说这是从前的地主时代，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希望自己的脑筋能够转过弯来。这样的私人领地我自然也见过不少。当年我在哈佛上学的时候，暑假会去登山。有一次我去了西部攀登落基山脉，火车经过不少牧场，我估摸着得有50万英亩，没准有100万英亩。有人告诉我，在我们家乡马萨诸塞州，不到一英亩的牧场就能让一头牛吃得饱饱的，而在东科罗拉多或者怀俄明州，同样一头牛需要40多英亩的牧场才不至于饿死。那里的大牧场生长的多半是山艾、银鲛，如果牧场有小溪的话，小溪边上还会长些古老的杨木，但大部分牧场都没有小溪。按照理查的说法，布罗姆利的庄园有900英亩古老的林地，可这些林地用来干什么呢？可能是用来狩猎，或做消闲散步之用。那些驯服的鹿会在那片专属的园区闲庭信步，如果它们在太阳底下走累了，就得找个遮阳的地方。
墙蜿蜒往南，我们开着车又往前面行驶了一小段距离，然后左转，沿满是车辙的马路上驶去，然后毫无预兆地从一个古老的拱门进入庄园。车行驶在一条宽阔的碎石路上，那里没有房子，没有花园，从这里到地平线那头郁郁葱葱的山丘之间没有任何引人兴趣的东西，理查将我们的旅游车停在树荫下，领着我们往一辆马车走去，司机长着大胡子，马车由两匹白色的马拉乘，在一条狭窄的柏油路上等着，小路蜿蜒进入绿色的庄园深处。马车的两侧和后面装饰得非常豪华，看起来像是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游行设计的。
司机跳了下来，为我们打开无顶的马车车门。他看起来年龄着实不小了，没准还真参加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游行呢。我非常羡慕他那又长又白的八字胡，这让他看上去有点儿像一只又高又瘦的海象。
“欢迎回来，迪肯少爷。”老人说着关上了门，“恕我冒昧，先生，您看上去非常健康。”
“谢谢，本森。”理查说，“你也是。很高兴你仍然在这里做管家。”
“哦，我现在只掌管入口的马车了，迪肯少爷。”老人敏捷地跳到马车前面，拉住缰绳和鞭子。
我们一路沿着一条巷子驶去，马车的车轮（铁制的轮，而非橡胶的）在柏油路面上轰隆行驶，两匹大马马蹄嘚嘚，在这种情况下，本森肯定没办法听到我们正常的说话声。但我们还是将头凑在一起，说话声几乎跟耳语差不多。
让-克洛德说：“迪肯少爷？你来过这里呀，我的朋友。”
“上次我来这儿还是十年前的事了。”迪肯说，“因为布罗姆利家的小主人珀西瓦尔玩游戏时耍赖，我一拳打在他的长鼻子上，结果被他们的一个男管家揍了。”
其间我一直都左顾右盼，想将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修剪得非常整齐的草坪，山丘、树林、灌木，还有一个有好几英亩宽的湖，微风习习，水面荡起涟漪，波光粼粼。马车往南边行驶，我终于看到了正式的花园，还隐约看到地平线上有一栋高高的建筑物。但这么一栋独立的建筑物实在太过宽敞，造价也太过昂贵，即便是布罗姆利的府邸也显得太奢华——所以，想必那里应该是个村庄吧。
“莫非你跟布罗姆利一家是世交？”我小声说。这样的问题有些无礼，但我感到很意外，甚至有些震惊，问题就脱口而出了。之前理查坚持要我去他在萨维尔街的裁缝那儿，特地为这次会面买件定制的西服，我从来没穿过这么合身的衣服，或者从来没感觉那么好过。而且，理查还坚持帮我付款，但因为我跟理查一起在欧洲待了好几个月，清楚他本人没那么多钱。现在我却在想，出了斯坦福德的下一个9000公亩的庄园是否叫作迪肯府邸。
理查摇摇头，放下烟斗，自怜地笑笑。“我们家以前倒是有点儿声望，不过到头来却没有钱留给我这个令人失望的子孙。当今放弃贵族头衔是不合法的，否则，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放弃。实际上，自从我参战归来，对这个贵族头衔一直都是避之不及。不过，上个世纪的时候，我偶尔会来这里跟查尔斯?布罗姆利玩，他跟我差不多大，还有他弟弟珀西，他没什么真正的朋友和玩伴，你很快就会知道原因了。但这一切都随着我在珀西瓦尔鼻子上的那拳结束了。后来，反而是查尔斯来看我了。”
我知道理查跟乔治?马洛里同年，都是1886年出生的，但因为他的头发仍然黝黑，身体也非常健壮，在登山方面很多都比我和让-克洛德做得好（我相信我以前提及过），比如登山技巧，冰天雪地里的经验，耐力。我从没想过理查?迪肯在上个世纪还生活了十四年……也没想过他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生活了十五年。
马蹄嘚嘚，我们继续往前行驶。
“所有访客都要将车停在大门口，再坐马车进去吗？”J.C.大声问马车司机本森。
“哦，不是的，先生。”老人头也没回地回答道，“要是布罗姆利府邸或者布罗姆利公园举行聚会或者接待客人，就得如此。当然啦，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少见，开车来的司机可以直接驾车进入庄园。我们有些身份高贵的来访者，包括前女王和现任国王都是如此。”
“乔治国王五世也到访过布罗姆利府邸？”我说，美式的鼻音中透着乡下人的震惊。
“哦，是的，先生。”本森开心地说，用鞭子轻轻抽打两匹白马的屁股。
我只知道现任英国国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换自己家族姓氏的，从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改成了更具英国特色的温莎王室，此举是为了撇清他们跟德国的关系。但恺撒仍然是乔治五世的表亲，他们的关系还很亲密。而且，他们的相貌也十分相像。如果他们在互访的时候交换勋章，把衣服换了，我敢说他们能在神鬼不觉的情况下互相统治对方的王国。
我曾问过理查有关现任国王的事，他只是说：“雅各布，我的老伙计，他的时间恐怕不是花在打猎上就是集邮上。要是乔治陛下有第三样嗜好，或者还擅长别的什么，那我也不知道。”
“还有别的英国皇室成员参观过布罗姆利府邸吗？”让-克洛德大声问道，想让司机本森听清楚。
“哦，是的。”司机这次从穿着黑色制服的肩膀上回过头来，“1557年，布罗姆利府邸开始动工，也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横空出世的前一年。自府邸建成之日起，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都来过，并在这里住过。伊丽莎白女王在这里有个专属公寓，别人都没住过。所谓的‘乔治府邸’只在1844年的几个月里用作度假套房，伊丽莎白女王回来过多次。据说女王陛下非常喜欢安东尼奥?贝利奥画的天花板。”
马车继续往前行驶，我们再次沉默了一会儿。
“是的，许多国王、王后，威尔士的王子以及别的皇室成员都喜欢在布罗姆利府邸举行聚会，或是在这里过夜，甚至长时间在此度假。”本森补充道，“但最近几年，皇室成员来的次数少了。布罗姆利勋爵，也就是家族的第四任侯爵十年前去世后，比起来这里看望这些寡妇，国王陛下也许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先生……”
“在珠峰失踪的珀西?布罗姆利不是还有个兄长吗？”我小声问理查，“就是那个莱克斯顿的第五任侯爵？他是莱克斯顿的第五任侯爵吗？”我对理查说。
“他就是查尔斯。我跟他很熟。他在‘一战’的时候因为毒气致残，后来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实际上，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从来没有出去，已被护士照顾多年。所有人都认为查尔斯时日无多，今年某个时候，珀西将接任莱克斯顿的第六任侯爵。”
“他是如何中毒的？”让-克洛德小声问道，“英国军队到底将布罗姆利勋爵安排在哪里？”
“查尔斯曾经官拜陆军上校，在许多残酷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但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和政府的一些要人，以及一些士兵参加了红十字代表团，去往前线，向当局汇报战况。”理查轻轻地说，“英国人在其前线跟德国人安排了三个小时的停火协议，但出现了意外，一枚炮弹几乎在他们身边爆炸……结果发现是芥子气。大部分政府要人都预先准备了毒气罩。但对查尔斯来说没什么用处，因为他最致命的伤并没有在肺上，芥子粉随着弹壳嵌入了他的身体里。这样，有些伤口——特别是暴露在芥子气粉末的伤口再也无法治愈了。每天都得清理伤口，天天受罪。”
“该死的德国人。”让-克洛德嘶声骂道，“永远都不要相信他们。”
理查不无苦涩地笑了笑。“毒气弹是英国人发射的。只是英国人的毒气弹发射的距离短了些。有人并没有接到停火协议的通知。”马车的车轮声和马蹄声继续响起，不到一会儿，理查补充道：“实际上，当时的炮兵负责人还是乔治?马洛里，那发毒气弹要了六名红十字要人的命，还将可怜的查尔斯?布罗姆利爵士害成了残疾，不过我听说马洛里当时并不在场……他回英国本土疗伤去了，好像是病了还是什么。”
接着，理查更加大声地说：“本森，你能跟我们说说庄园西侧供皇室成员进出的门吗？”
我瞥见我们前面有一个正式的花园，田野和低矮的山丘修剪得极为整齐，地平线上尖顶、尖塔林立。对于一栋独立的房舍来说，尖顶和尖塔实在繁多，即使对于一个村庄来说也太多。我们像是正驾车行驶在一个郁郁葱葱的城市里。
“当然可以，迪肯少爷。”马车司机说。他那白色的长须微微抽动，我即使坐在后面也能看到，也许因为他正在微笑。
“自从17世纪以来，伊丽莎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和乔治国王五世等人总会被安排在临近傍晚的时候来。当然，诸位，这也得看皇室成员是否方便，因为西侧有好几百扇专为欣赏日落设计的窗户。我觉得玻璃专门处理过，它们全都闪着金光，先生，你或许会觉得每扇窗户后面像是燃烧着明晃晃的火。即使是在冬天的傍晚，无论是女王还是国王都能感受到最温暖、最诚挚的欢迎。府邸西墙的中心有扇金门，除了皇室成员外无人可以进入，对了，准确地说，那扇金门应该只能称为黄金雕刻的门，因为只在几扇漂亮的外层雕刻着金饰，这也是为伊丽莎白女王第一次来访特地设计、建造的。当时布罗姆利勋爵还没有死，1598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随行人员应该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诸位，侧翼的中间有个漂亮的庭院，那里非常隐秘。不过，到时候你们跟布罗姆利夫人喝茶的时候应该可以瞥见部分庭院，据说莎士比亚的剧团曾在这里演出过好几次。庭院进行了专门的设计，说话声和别的音效能够非常自然地放大，可供好几百名观众欣赏戏剧表演。”
我很不知趣地打断了他的话：“让-克洛德，理查，看看山丘上那个古老的遗迹。看起来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小城堡，要么就是个要塞，现在已经被破坏了。塔楼周围全是蔓生的常春藤，石头也已经坍塌，一堵破损的墙上有个哥特式的高窗，里面还长出了古树。真是神奇，也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
“应该不到一百年。”理查说，“是那种装饰建筑，杰克。”
“什么？”
“就是那种没什么用处的装饰建筑。17世纪到19世纪风靡一时——期间风格有些反复。我想这应该是上一位布罗姆利夫人在18世纪晚期建的装饰建筑，她要求在山丘上建立这样一座中世纪的城堡，这样，她骑马经过时便能看到了。大部分景观在那之前已经重新设计过了，我想应该是在17世纪晚期的时候由全能布朗[16]设计的。”
“谁？”让-克洛德问道，“这个绰号用在登山好手身上倒是不错。”
“他的真名叫兰斯洛特。”理查说，“但所有人都叫他‘全能布朗’。他被认为是18世纪最伟大的园艺师，我想想看……他设计的花园和庭院，我都数不过来，英国几乎两百座顶级的乡村别墅、府邸以及像布莱尼姆宫这样的皇室庄园的园艺都是他设计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母亲曾经告诉过我全能布朗曾在1760年的时候跟汉娜?莫尔说过一番话，当年，他们两个都很有名。”
“汉娜?莫尔又是谁，她是干什么的？”我问道，也没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尴尬。英国这个国家比我想象的要陌生。
“她是一名宗教作家，阅读极为广泛，而且她还是一名非常慷慨的慈善家，在1830年去世之前，她一直都在致力于慈善事业。总之，全能布朗将他那些复杂的花园和庭院称之为‘语法景观’，他带着汉娜?莫尔去看庭院时，可能其中也有她的庭院，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请布朗为她设计乡村别墅，而里面的园林设计全是按照她自己的要求设计的，我现在还大致记得母亲引用布朗的话，二十年前母亲去世之前，一直对园艺情有独钟。”
我觉得这会儿就连坐在驾驶位的本森也在听了，因为他的身子比之前更向后倾，甚至没有拉缰绳了。
“‘瞧瞧，’万能布朗可能指着如同浑然天成，但实际由他设计的景观说，”理查说，“‘我打算在这里加个逗号，至于这里’——他会指着一块大石头、倒伏的橡木或者看起来比较自然的元素说，那些东西可能离花园有一百码的距离，可能就在花园里，‘这里的风格转换必须明确，因此我要在这里加个冒号，为了让景观看起来不是很满，要分隔开来，所以我要在这里加一个括号。这里得加个句号，然后我才开始设计别的主题’。”理查顿了顿说，“他大抵会这样说话。母亲跟我聊全能布朗的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我能从他沉思的眼神中感觉他像是正在聆听母亲的声音。
“也许山丘上的那座装饰用的城堡就是个分号。”我傻傻地说，“不，等等，你不是说过全能布朗是不会设计这种无用的装饰建筑的吗？”
“即使给他100万英镑[17]，他也不会设计这玩意儿。”理查笑着说，“他的专长是设计精致的花园，就连最专业的眼光也看不出那是个花园。”理查指着部分林木繁茂的山坡说，那里各式各样的灌木、倒伏的树干和野花让人称奇。
就在这时，马车驶过一个低矮的小坡，我们稍稍往右拐去，马蹄声依旧在柏油路上嘚嘚响起，我们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那些颇为正式的花园现在已经清晰可辨，花园要么被笔直的车道和环形车道包围，要么横穿而过，车道上铺着纯白色的砂砾，要么就是碾碎的牡蛎壳，说不定还有珍珠呢。花园和喷泉令人叹为观止，但花园那头的布罗姆利府邸第一次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立即从马车上站了起来，望过本森的肩膀，不由得脱口而出：“我的上帝。”
我的行为可能不是特别有礼貌。但我刚才的感叹却像极了美国信奉正统基督教派的人说的话（我在波士顿的家人均是论教派的信奉者）。
布罗姆利府邸是那种正统的都铎式大厦，我之前也提到过，这栋大厦由第一任布罗姆利勋爵设计，他曾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财政大臣，于1550年开始建造这座房子。理查后来告诉我，当年英国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建了好几栋“奇屋”，布罗姆利府邸只是其中一栋，但我忘记所谓的“奇屋”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还告诉我，虽然布罗姆利的第一任勋爵和他的家人于1557年，也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出现的头一年第一次搬进了庄园宜居的房舍，但布罗姆利府邸前后建造的时间超过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外加四个世纪，即使不算那些修修补补，就连我这个对建筑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也能简单地算出，住在里面的王公贵族对这个庄园的改建肯定不下千次了。
“这栋房子……”我听到年老的本森一字一顿地说，他的声音轻柔，却很自豪，“在内战时受到了损毁，克伦威尔的手下都是禽兽，他们的行径跟土匪无异，即使对那些最精致的艺术品也毫不留情，但第五任侯爵将损毁的南侧用窗户封起来，建了一个不错的画廊。我听说里面灯火辉煌，除了寒冬腊月，里面甚是迷人。17世纪晚期，第八任伯爵将画廊封起来，尔后改建成了一个大礼堂，这样也更容易提供暖气。”
“伯爵？”我小声对理查说，“我以为你说的全是贵族、小姐，以及珀西瓦尔家族的侯爵夫人什么的。”
理查耸耸肩。“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头衔会有所改变，老伙计。1500年建造这座庭院的人是威廉?巴兹尔爵士，也就是布罗姆利第一任勋爵。他儿子，查尔斯?巴兹尔爵士也被称为布罗姆利勋爵，于1604年，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驾崩一年后，被封为莱克斯顿的第一任侯爵。”
他说了一大通，但除了伊丽莎白的驾崩外，他说的这些我都没弄明白。我们的马车绕过那栋巨大建筑物的南面，朝东侧远处的入口驶去。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空荡荡的角落挺有意思。”理查指着我们经过的一个房子的角落说。西侧有两排垂直的漂亮窗户，窗户大概有60英尺或80英尺高，但这栋房子的角落看起来不是那么高雅，像只是用分量不轻的砖石匆匆遮盖起来的。
“几百年前，也不知道布罗姆利家族的哪位勋爵发现，虽然整片地方都镶嵌着玻璃，从高高的大礼堂可以看到外面的橘苑，美轮美奂、光线充足，但是玻璃做成的漂亮窗户太多了，承重墙不够。英国橡树屋顶又特别重，再加上还装了许多科利韦斯顿瓦。”
“什么叫科利韦斯顿瓦？”让-克洛德说，“这名字听起来像是英国的猎狗，要么就是牧羊犬。”
“科利韦斯顿瓦是一种由特别重的灰色板岩做成的厚板，英国古代一些大庄园喜欢用它做屋面瓦。这种瓦最初是由罗马人在这片土地找到并生产出来的。实际上，现在除了布罗姆利府邸的庭院以及少数几个偏僻之所外，英国几乎已经找不到科利韦斯顿瓦了。总之，你也看到了，几个世纪前，伯爵因为担心便用一些漂亮的垂窗遮盖，加了些承重墙。我们从北侧进来的时候，你们看到四楼上面的那些小窗户就是了，上面安装了玻璃窗格，但后面全是砖石。屋顶特别重。”
布罗姆利府邸的整体效果令人惊愕，围墙林立，里面的空间和室内的庭院比我去过的许多马萨诸塞州村庄都要大，但吸引我的还是屋顶以及上方的东西。（我怀疑我当时肯定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但是，那一幕看得我太入迷了，也顾不上失态不失态了。我确定如果我真像个乡下来的白痴一样，理查定会帮我把下巴合上。）本森快活地从马车的横档上跳了下来，绕到侧面，帮我们打开半截门。
高高的庄园顶上有无数垂直的（有部分是水平方向的）突出物：看起来没什么用途的方尖碑、雄伟的钟塔，钟面对着房子南侧明显未曾使用过的客房，还有一排排高高的古希腊风格的柱子……实际上，这些柱子是大房子里众多的壁炉烟囱，还有一些无端生出来的拱门。雉堞状塔楼垂直的塔尖上嵌有又高又薄的窗户，塔楼犹如阴茎，上面像是顶着不少松饼，塔身下面有一些圆形小窗，地平线上，老伦敦桥风格的悬挂式上层楼面跟一些更加厚重、更多窗户的建筑物相连，屋顶上杂乱无章地矗立着一些塔楼，还有一些更高、更瘦、更性感的阴茎状塔楼随意散落在塔楼之间以及塔楼上面其他的凸起物上。最后是一些颇为优雅的塔楼，看起来像是从中东清真寺剽窃而来的穆斯林尖塔。
这时，又有一个穿着老式制服的管家出现了，他的着装非常正式，看起来显然比我们的马车司机更老，但他刮得光秃秃的脑袋就像台球一样光滑，因为脊椎已经弯曲，他显得更谦卑，站在东侧开着的门里，朝我们鞠躬，口中说道：“欢迎，先生们。布罗姆利夫人正在等你们，她马上就来。迪肯少爷，恕我冒昧，你气色真好，身体也很棒。”
“谢谢，哈里森。”理查说。
“你说什么，先生？”哈里森将手握成杯状放在左耳朵上说。除了驼背，他看上去耳朵也很背，而且显然不大擅长解读唇语。理查将刚才的五个字大声重复了一遍。哈里森笑了笑，露出两排漂亮的假牙，接着粗声粗气地说：“请跟我来，各位。”说完转身领着我们进入。
我们跟着这个老管家慢慢地从前厅走了进去，然后进入好几个大房间，谁也不知道要去往哪里，这时，理查小声对我们说：“三十年前，我揍小珀西瓦尔勋爵时，打我屁股的管家就是哈里森。”
“我今天也想看看他是怎么打你屁屁的。”让-克洛德邪恶地笑道，这样的表情我以前见过，有些淘气，在女士面前挺受用的。
我们跟着老管家拖着步子慢慢地经过一组具有艺术风格的悬挂式波斯地毯，挂着红色帷帐的门厅，然后从至少三个“公共房间”里穿过去，光是那些古董的工艺、颜色、尺寸和品质就让人叹为观止。
但让我几乎惊讶得停住脚步的并非那些镀金的古董家具。
哈里森的左臂大体朝天花板一个普通的房间一指，用老人特有的沙哑声音说：“先生们，这是天堂室，相当……”
我没有听到最后一个词，没准他说的是“出名”。
对我来说，这里更像一个“橄榄球室”，因为天花板至少高达40英尺，房间看起来也跟美国的橄榄球场一样长、一样宽。我觉得可以在这些装有不少画作的镀金墙上装上几排露天看台，在这里举办哈佛对耶鲁的橄榄球比赛。
但那个饰有无数精致画作的天花板再次让我惊讶得掉下了下巴。
我确定天花板上挂着好几百幅（没错，是好几百幅！）裸体或者近乎赤裸的男女画像，这些画像应该是以异教徒方式描绘出的诸神嬉戏图，但在我这种凡夫俗子的眼中，这样的画显然堪称极为淫秽的作品。令人称奇的是，画家将天花板上的画像巧妙地转移到墙上，画像里的人物很明显是在私通，互相扭打着滚到了墙上，丰盈的大腿、胸部、二头肌堆积在角落里，侧门和镜子上也还印着更多交错缠绕的身体，像是只有缠绕在一起，才不至于掉到波斯地毯和镶花地板上。房间内的三维效果着实让人眼花缭乱、令人不安。
“这些壁饰大部分都是安东尼奥?贝利奥于1695年到1696年画的。”理查轻轻地说，显然认为那个上了年纪的“导游”听不见，“如果你觉得这些画作就让人惊叹了，那你们应该去看看宏伟的楼梯尽头的天花板上‘地狱之口’的壁饰，按照贝利奥的说法，地狱之口是一只巨猫的咽喉，它正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迷失的赤裸灵魂，像吃掉恶鼠一样轻而易举。”
“叹为观止。”让-克洛德也看着天堂室的天花板，用近乎耳语的声音感叹道，“不过有些……用英语怎么说来着……招摇。对，太招摇了。”
理查面带微笑。“这样的词在他当年在这里作画的时候就被人提及了。他在庄园里对每个女仆都是为所欲为，甚至包括在田野劳作的乡下女孩。实际上，他们将一个童书插画师带来这里完成这个地狱般的天堂室时，那些壁画还没完工。对了，那个插画师应该叫斯托萨特。”
我盯着几十个互相缠绕，拥挤在一起的男男女女的裸体形象，如我刚才所说，许多都从天花板上掉下来，顺着墙壁扭打一起。我不禁在想，这些画作的其中一部分真是由一名童书插画师所作？
老管家拖着步子，一言不发地走过天堂室，我跟在后面，真得感谢理查坚持让我去萨维尔街的裁缝那儿找了这么一套得体的黑色西服。因为J.C.曾经跟我说过，理查这个曾经生于富庶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现在可谓穷困潦倒，我之前也坚决不答应，但理查说他就是没办法让我穿着那件积满灰尘、款式奇特、如同大便色的花呢西服去见布罗姆利夫人。我生气地向理查解释，这件“大便色的东西”是我最好的花呢西服了，我在哈佛上学那阵，这件衣服可是跟着我出席过大大小小的场合（至少出席过着装要求不那么正式的场合），但我这位在登山时结交的英国朋友对我的抗议不为所动。
我们离开了天堂室，进入一间温馨得多的小厢房，我再次感激理查在萨维尔街为我选中、并且付款买下的定制西服。让-克洛德穿着一件老式西服，整个人显得信心满满，那身旧衣服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登山向导，要是他穿双山地靴的话肯定会很不错。
*
老管家哈里森终于把我们带到厢房，房间有两个富丽堂皇的走廊，天堂室那头还有个豪华的图书馆。我们颇费了一番工夫才来到这里，这个舒适的小厢房看起来就像个迷你娃娃屋，尽管这里差不多有美国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前客厅一半大。
“请坐，先生们。茶很快上来，布罗姆利夫人也会很快来的。”说完这话，老哈里森便慢悠悠地走出去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听起来就像他和英国最大庄园之一的女主人是平起平坐的。也许两人到哪儿都影形不离。
这个小房间一度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中间豪华的波斯地毯上放着几件家具，周围则是闪亮的镶花地板，一个高背椅上放有一块像19世纪织物一样的东西，一个低矮的圆桌上可能会摆放即将呈上来的茶水，两边分别立着一把精致的椅子，似乎很不结实，承受不了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那把布面椅的正对面有一把红色靠背长椅，让我一度觉得这个是布罗姆利府邸其中一个私人房间，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铺着精致壁纸的墙上贴的画和相片全是女人的。房间里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书架，跟早先时候我们瞥见的那个超大的图书馆不同，这里的书也不多，像是自制的，也许是剪贴簿、相册、食谱或者族谱。
但是，不管这里看起来多像私人房间，其实不是。我知道布罗姆利夫人肯定是在不那么正式的会面中使用这个房间。也许她在这里跟她的庭院设计师、猎场看守人或来做客的远房亲戚——那些不会在这里过夜的亲戚闲聊。
我和让-克洛德、理查紧挨着大腿，笔直地坐在那张红色的长靠椅上等着，椅子坐上去感觉有些不舒服，也许这说明我们不能在这里逗留太久。我拇指和食指捏着新裤子上笔挺的折痕紧张地来回动。
这时，图书室墙面一扇暗门突然开了，伊丽莎白?马里恩?布罗姆利夫人走了进来。我们三个匆忙起身，差点儿将对方撞翻。
布罗姆利夫人个子很高，一袭黑衣让她看上去更高了，她穿着一条蕾丝裙，黑色的镶褶边高领，裙子可能是19世纪的，但看起来莫名的时髦。她腰身挺得很直，泰然自若，显得她更高挑，俨然一副社会要人的样子。我以为我要见的是个老夫人——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在珠峰失踪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但这位布罗姆利夫人，头发梳得精致且时髦。她的发型我只在杂志上见过，她的头发除了鬓角略显花白外，几乎全是黑的。她黑色的双眸明亮、炯炯有神——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朝我们走来时步伐显得十分轻快，绕过桌子后，往我们走近，她笑得很慈祥，显然是发自内心的。她朝我们伸出两只手致以问候，那两只手优雅、白皙，是那种钢琴家的长手，一点儿也不像普通老妇人的手。
“哦，迪奇……迪奇……”布罗姆利夫人双手握着理查那双长满茧的大手，“见到你回到这里真好。你母亲把你留在这里跟查尔斯一块儿玩的情形好像就在昨天……哦，当年小珀西想跟上你们，你和查尔斯这两个大点儿的孩子就会生气！”
我和让-克洛德大胆地互相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满是狐疑。迪奇？！
“见到您真高兴，布罗姆利夫人，但我们居然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我真的感到很抱歉。”理查说。
布罗姆利夫人点点头，然后低下头，眼眶湿润了，但她很快笑了笑，再次抬起头。“非常遗憾，查尔斯今天不能亲自来见你，你也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了。”
理查同情地点点头。
“你不也在战争中受伤了吗。”布罗姆利夫人说，仍然将一只手放在查理的手上面，另一只手扶着他的手肘。
“我的只是小伤，早就好了。”理查说，“跟查尔斯被毒气荼害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一直在挂念他。”
“你慰问珀西瓦尔的信写得很好，真的很好。”布罗姆利夫人轻轻地说，“看我，太无礼了，迪奇，把我介绍给你朋友认识吧。”
我们简短地介绍了一下，一切都很顺利。布罗姆利夫人还用流利的法语跟J.C.交谈了，我能听懂一点点，大体是，克洛德这么年轻就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夏蒙尼向导，这让布罗姆利夫人刮目相看，让-克洛德则回之以灿烂的笑。
“佩里先生，”她终于跟我说话了，我笨拙地伸出手，她优雅地用双手握着我的手。这样简单的接触却有种触电般的感觉。“即使在我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乡村，我都听说过波士顿的佩里家族颇有声望。”
我结结巴巴地说着感激的话。没错，我的确来自一个颇有声望的古老家族：我是这个家族的倒数第二代，代代相传的波士顿婆罗门家族的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30年代，家族成员多为商人、哈佛大学毕业生，名声在外，一些英雄还曾在邦克山和葛底斯堡战役中表现出众。
但可惜的是，波士顿的婆罗门?佩里家族现在已经几近破落。尽管家道中落，但父母仍旧会将哈佛耶鲁大学橄榄球比赛轻描淡写地称之为“比赛”，也不会阻止我去楼高七层，自1831年开始就专为我们这种家族服务的S.S.皮尔斯百货公司购买少得可怜的圣诞商品。而且，在明知道家族已经败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会让我入读高级私立学校，让我体验布鲁克莱恩乡村俱乐部（当然，我们仍旧只会称之为“乡村俱乐部”，就好像这世上只有这一所俱乐部一样）的网球场、绿草如茵的草坪和正式的餐饮区，也不会影响父母供我读完哈佛，从而榨光了家中的最后一点儿财产。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将所有课后时间、暑假都花在了和朋友攀岩和登山上，从不担心开销。即便我在二十一岁那年继承了姑姑的1000英镑，也从没考虑交给父母，帮忙支付他们或者我的部分账单，最后，我还是将这笔钱花在了欧洲，用来攀登阿尔卑斯山。
“请坐。”布罗姆利夫人对我们所有人说。她朝那张矮桌子的另一边走去，在那张看起来很舒服的高背椅上坐了下来。恰在这个时候，三名女仆打扮的人从另一扇门里走了进来，她们端着的盘子上放着茶壶，古老的瓷杯和碟子、银勺，以及放有糖和奶酪的银质器皿，一个五层布置的银质托盘，每层都放有小糕点和饼干。
其中一名佣人想要倒茶，但布罗姆利夫人说由她来做就行，她还问了我和让-克洛德要喝什么茶，至于“迪奇”，她自然记得，只是在他的茶里加了一点儿奶酪，一点儿柠檬和两颗糖。问到我时，我傻傻地答道：“什么都不用加，夫人。”结果，布罗姆利夫人冲我笑了笑，就只给我呈上了茶托和茶杯。其实我最讨厌喝茶了。
我们又闲谈了几分钟，当然，基本上是理查和布罗姆利夫人在说话。后来她俯过身子，轻快地说：“我们还是谈谈你的另一封信，迪奇。也就是我收到那张漂亮的慰问卡后三个星期收到的信，你在信中说你们三个要去珠峰寻找珀西瓦尔。”
理查清了清嗓子。“我这么做也许十分冒昧，布罗姆利夫人，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失踪还有很多谜团尚未解开，我觉得我能帮上些忙，设法解开事故的谜团，不管是意外也好，从山崖掉落也好，还是雪崩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情况也好。”
“没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布罗姆利夫人说，她的声音近乎严厉，“你知道吗？那个目睹整个事情经过的德国人声称是‘雪崩’卷走了珀西和一名德国挑夫，那人叫赫尔?布鲁诺?西吉尔，现在既不回我的电报，也不回我的信。他只是给我寄了一封极为无礼的信，说在这件事情上他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就不再说话了，尽管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要他更为详细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这可不行。”让-克洛德轻轻地说，“家人应该知道真相。”
“我不大相信珀西瓦尔真的死了。”布罗姆利夫人说，“他可能受伤了，在山里迷路了，已经危在旦夕，还有可能在藏人的村子附近等待救援。”
原来如此，我想，理查是想利用这位有点儿疯狂的母亲。我感觉有些恶心，随即放下了茶杯和茶托。
“诸位，我知道我家珀西在山里幸存的机会十分渺茫，但我没有失去心智。我住在现实的世界里。但不去救援，不派人去山里寻找，我如何确定他是否死了？珀西瓦尔还年轻……他的一生是那样的神秘……那样的复杂……过去我几乎不怎么了解他，我感觉自己至少应该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或者至少知道他是怎么失踪的。知道他为什么去西藏。为什么去珠穆朗玛峰。为什么死的时候跟那个叫梅耶的德国人在一起。”
她停了下来，我看过的报道都说那个年轻的勋爵珀西瓦尔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赌徒，他去过德国和奥地利，常年在外面流浪，几乎从不回英国的家乡，他会住在全欧洲最豪华的酒店，坊间传说（不过我没有胆量向理查求证）他是个鸡奸者，特别喜欢逛德国和奥地利的妓院，寻找跟他臭味相投的男人做这种事。神秘、复杂，没错，有这种喜好，做这种事情的人生能不神秘复杂吗？
“珀西是个优秀的运动员……你肯定还记得，迪奇。”
“我记得。”理查说，“珀西是要代表英国参加1928年奥运会的划船比赛吗？”
布罗姆利夫人笑了笑。“他年纪大一些的时候，二十几岁之后吧，听起来很滑稽，是吧？但这正是珀西的计划，他打算四年后加入英国划船队，去参加阿姆斯特丹的奥运会，你应该还记得他在牛津的时候就特别擅长划船，体形也保持得相当不错，每次回家，他会跟英国奥运会级别的划船队训练。他还会去荷兰、法国和德国训练。但珀西擅长的——或曾经擅长的可不只是划船一个项目。”
“他去珠峰之前还去过什么地方登山？”理查问道，“我跟珀西瓦尔好久没联系了。”
布罗姆利夫人笑了笑，又给我们倒了些茶。“他跟着他的表亲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向导在阿尔卑斯山有过十五年的登山经历。”她骄傲地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爬山了。二十岁的时候，他从大乔拉斯峰的南侧登上过那里所有五个山峰，包括那座最高、最险的山峰，好像叫什么行者峰。当然还有马特洪峰，巴迪勒峰……”
“他是从南边登上去的？”理查打断她的话。
“我不大确定，迪奇，但我相信应该是的。珀西和他的向导还做了……怎么说来着，在登山的时候做长距离侧向移动时怎么说？”
“横越攀登？”让-克洛德提醒道。
“没错，谢谢。”布罗姆利夫人说，“珀西和他的向导横越攀登了勃朗峰，从圆顶小屋到大米来兹，当时还碰上了夏日暴风雪。我记得他还把他在大孔班山的情况写了下来，也不记得具体做了什么，但他在那里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大部分写的都是从山峰看到的景色。我还收到他的明信片了，里面谈论的正是……没错……就是横越攀登，说他横穿了芬斯特拉尔霍恩峰，还成功登顶内斯杭峰。”她不无伤感地对我们笑了笑，“珀西这几年都在进行一些冒险的体育运动，其中就包括登山，做母亲的能不担心吗，我只能在我们家图书馆里忧心忡忡地看着地图上那些山峰。”
“可他从来没加入过登山俱乐部。”理查说，“而且他直到去年春天还不是诺顿、马洛里等人组织的珠峰探险队的正式成员吧？”
布罗姆利夫人摇摇头，她那精致又简约的发型再次让我暗中赞叹不已。让本来个子不矮，笔直站着的她显得更高了。
“珀西瓦尔以前从来不会加入协会。”她说，意识到自己已经用过去式描述儿子了，一丝伤感蓦地在脸上掠过，“我是在三月份收到他的短笺的，是从他表亲雷吉在大吉岭附近的茶园寄来的，信上说他可能跟随马洛里先生或与他同行去探险，他们打算进入西藏，后来就杳无音讯了，直到六月份噩耗传来。”
“你能记得陪同他一起登山的向导的名字吗？”理查问道。
“哦，记得。”布罗姆利夫人说，脸上的表情稍微开心了一点儿，“三个向导都来自夏蒙尼，全是他最喜欢的。”
她说了三个人的名字，让-克洛德叹了口气。“他们三个是我们那里最出色的。”他说，“他们对岩石和冰雪环境极为了解。是非常优秀的向导，本人也是极其出色的登山者。”
“珀西瓦尔很喜欢他们。”他母亲说，“还有个经常跟他一起爬阿尔卑斯山的英国人，也叫珀西，好像姓费罗还是费雷。”
“珀西?费拉吗？”理查问道。
“没错，就是这名。”布罗姆利夫人说，脸上再次露出了微笑，“我能记得法国和德国的向导，自己的同胞英国人却不记得，真是有点儿奇怪？”
理查转头看着我和J.C.，说：“在跟布罗姆利勋爵一起爬山之前，珀西?费拉有十六年还是十七年极地高山的攀爬经验。”他又径直盯着我，补充道，“后来费拉成为了登山俱乐部的主席，也是他提议让乔治?马洛里参加1921年探险珠峰的活动的。”
“看来跟您儿子一起爬山的都是顶尖好手。”让-克洛德对布罗姆利夫人说，“尽管他从来没加入哪家登山俱乐部，也没被邀请参加珠峰探险，但他的登山能力不容置疑。”
“但珀西并不在任何登山俱乐部的正式名单上，也不是珠峰委员会的一员。布罗姆利夫人，您知道您儿子为什么几乎跟马洛里的登山队同时上的珠峰吗？”
布罗姆利夫人喝下最后一口茶，然后将茶杯轻轻地放在托盘上。“正如我说的，我收到了珀西瓦尔三月份发自大吉岭茶园的短笺。”她耐心地说，“很显然，珀西和马洛里及他的登山队今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在他表亲雷吉位于大吉岭附近的茶园见过面……我儿子刚从亚洲探险归来，没打招呼就去大吉岭旁边的茶园……那个茶园经营了多年，现在由珀西的表亲雷吉照管。”
“雷吉在寻找马洛里探险队的尼泊尔挑夫，也就是所谓的夏尔巴人时帮了很大的忙，这些挑夫有很多亲戚在茶园工作多年。其实，探险队的真正领导人是五十八岁的查尔斯?布鲁斯准将……但诺顿上校告诉我，其他人返回英国时，布鲁斯将军病倒了，在探险队离开大吉岭、从嘉措拉隘口前往岗巴镇和西藏时不得不回去。已成为探险队成员的诺顿上校被选为探险队队长，代替布鲁斯将军，后来诺顿还好心地亲自来看我了，根据他本人的说法，他任命乔治?马洛里为登山队的队长。关于珀西瓦尔最后的日子，我了解的也就这么多了。他并没有跟英国探险队一起露营，也没有跟他们一起登山。”
“布罗姆利勋爵是单独前去旅行的，还是有男仆陪同？”理查问道。
“哦，珀西总喜欢独来独往。”布罗姆利夫人说，“真有点儿搞不懂他，因为每次选择衣物和行李的时候都会满腹牢骚，但这的确是他的喜好。诺顿上校说他在珠峰探险的五个星期里，都是一个人扎营。”
“他从来没跟探险队待在一起吗？”让-克洛德有些惊讶地问道，“为什么这名英国勋爵要跟英国探险队分开呢？”
布罗姆利夫人将两只手放在手杖上，轻轻摇了摇头。“根据诺顿上校以及登山俱乐部的说法，应该没有。就连雷吉也不知道为什么珀西要去西藏，或者选择在探险队附近登山，而不是加入他们。”
“那些德国人呢？”理查问道，“不是说发生雪崩时，那个叫梅耶的人跟布罗姆利勋爵在一起吗？布鲁诺?西吉尔说他在下面的山上目睹了雪崩的过程。你知道珀西认识这些人吗？”
“绝对不认识！”布罗姆利夫人大声叫道，“这点我十分肯定。根据登山俱乐部以及我在英国政府的朋友的说法，这人好像就是一介草民，至于西吉尔先生……就这么说吧，珀西应该不会跟这样的人交际。”
理查摸了摸眉毛，像是头痛发作了一样。“要是真如布鲁诺?西吉尔所说，马洛里和欧文失踪的时候，布罗姆利勋爵并没有跟英国探险队在一起，那他如何跟那个不认识的德国人一起被雪崩带到五号和六号营地之间呢？马洛里的五号营地在7625米高地上方几百英尺，那可是25,000英尺，布罗姆利夫人，真的很高了。但他们出发登顶山峰的六号营地超过了8000米，也就是差不多26,800英尺。仅比珠穆朗玛峰的山顶矮了3000英尺。报纸推测说：在诺顿以及探险队宣布那两人失踪后的几天里，布罗姆利勋爵试图去搜寻两人，但探险队从山上撤退的时候，既没有看到布罗姆利勋爵，也没有看到梅耶和西吉尔。既然诺顿上校等人已经离开了那里，你能解释珀西瓦尔为什么还留在高山上吗？”
“我真的不是很明白。”布罗姆利夫人说，“除非珀西瓦尔……我的珀西……想独自或者在那名德国登山者的陪同下登顶珠峰。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你也知道，珀西……野心向来很大。”
听到这话，理查只是点点头，瞥了我一眼。诺顿等人没去救援马洛里和欧文，让他们等死，放弃了进一步登山的机会，不仅是出于尊重同伴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惧怕已经开始的季风季节。他们在难得的好天气下从珠峰大本营撤回，只是担心在季风天气迫近的威胁下，即使像诺顿这样的业余登山者也不会想要去登顶珠峰——或者爬到高处去寻找失踪的马洛里和欧文。季风来袭时，被困在高高的珠峰上是特别愚蠢的行为，无异于自杀之举。
我们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中，气氛似乎有些尴尬。这会儿，茶也喝光了，我们没办法转移注意力，我和让-克洛德随便吃了些点心，理查终于开口了。
“布罗姆利夫人，你希望我们三个进行这个任务吗……事故发生一年后再去执行救援任务是有点儿迟，不过，倒可以称为搜索任务……也就是在今年春天可以再次攀登珠峰的时候。”
她低下头，我看到她的皓齿轻轻地咬着丰盈的下唇。“珠峰委员会和登山俱乐部并没打算组织1925年的探险活动，对吗，迪奇？”
“是的，夫人。”理查说，“因为马洛里和欧文，当然，还有您儿子的失踪，让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拿不定主意了，可能要等几年后才会再次组织探险队前往珠峰。而且，西藏似乎对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也很生气，具体原因我不是很清楚。听说中国西藏当地的督领可能不会这么快再允许组织探险队前往。当然啦，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都自以为珠峰是英国人的山，根本不愿想象被别的国家的人捷足先登了，但阿尔卑斯山有传言说德国人正在努力争取。不过我觉得他们在明年夏天前还是没可能前往那里，1925年肯定不行。但我们三个能够做到。”
“珀西加入的马洛里探险队有好几十个人。”布罗姆利夫人说，“我相信里面有20多个白人，还有几百个挑夫以及几百只驮兽，我记得珀西在那封从茶园寄出来的信中向我抱怨，说他们打算用西藏部队的骡子，但终归还是不行。诺顿上校曾对我说，一个一个地建立营地速度极为缓慢，首先要在冰川上扎营，然后要将营地建立在珠峰以及与之相邻山峰之间的冰脊上。几位，我研究过山里的地势，知道他们刚开始攀登北坳山脊的冰墙时，白人登山者每往上面攀登几英尺，就会给挑夫凿出阶梯。这么多人上山可能要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登山的进度极为缓慢。你们三个人怎么能行——不是说登顶珠峰，我对这次探险并没有兴趣——只要能够上到五号和六号营地，搜寻我儿子就行。”
这次回答的是让-克洛德。“布罗姆利夫人，我们爬山的速度会非常快，会用攀爬阿尔卑斯山的方式，而不是像马洛里探险队一样，跟部队冲锋一样攀登珠峰。我们应该会雇几个夏尔巴人当挑夫，包括一些可以攀登高峰的挑夫，也许会找珀西的表亲雷吉帮忙在你的茶园里找些好手，但是，只要我们到达珠峰，速度和效率将成为我们不变的目标。我们会按照攀爬阿尔卑斯山的方式登山、睡觉、吃干粮，我们的背包里随身携带露营设备，无须担心建立营地的问题，我们应该能在一到两个星期内完成从北坳四号营地一路到六号营地以上的全面搜索工作，而不用像布鲁斯将军的登山队一样，带着一大队人马上到那么高的地方，那个要花五到十个星期。”
布罗姆利看着我们三个，然后又定定地看着理查。她的目光突然涣散了……不是冷漠，而是生疏，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次救援……搜索行动要花费多少钱，先生们？”
理查回答了，语气也跟布罗姆利夫人一样，显得很正式。“登山俱乐部在他们前两次登山行动，也就是1921年的勘探行动和1922年的实际登顶行动中留出了10,000英镑。他们估算勘探计划只用花费3000英镑，而1922年的实际登山行动将余下10,000英镑都花光了。但他们检查了两次行动的预算。今年，也就是1924年，您儿子、马洛里还有欧文失踪的这次登山行动中，花费了他们差不多12,000英镑。”
布罗姆利夫人一直用严肃的目光盯着理查的脸。
“你是要我出12,000英镑，进行这次搜索探险计划，寻找我儿子吗？”
“不是的，夫人。”理查说，“我们现在只有三个人，或许还有几十个优秀的夏尔巴登山挑夫，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比如前往加尔各答的汽船，还有帐篷、登山设备，包括在上次探险中芬奇发明、由桑迪?欧文改进的氧气设备，还要租一些马和骡子，将我们和装备驼到珠峰大本营，我估计这次搜索探险行动的所有花费不会超过2500英镑。”
听到这么少的数字，布罗姆利夫人惊讶地眨着眼睛。坦白说：“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并不低。”
“我们是专业的阿尔卑斯山登山者，夫人。”理查说，往穿着一袭黑衣的布罗姆利夫人靠了靠，“我们的速度很快，而且可以全天候登山，我们吃得很少，会用绳索将睡袋挂在山腰上睡觉，如若不行，我们会在狭窄的壁架上坐一整晚，还会在下巴下面点根蜡烛，这样就不会打瞌睡了。”
布罗姆利夫人的目光扫过我们三个，接着又盯着理查，始终没有说话。
“布罗姆利夫人。”理查说，“您也提到了，您儿子跟随诺顿和马洛里的探险队到珠峰时，带了很多物资。光是陆军和海军合作社就带去了60吨鹅肝酱，301磅猎人火腿，48瓶蒙泰贝洛香槟。你必须明白，我们的探险绝不会这样——我们三个都是阿尔卑斯登山专家，行动迅速，知道去哪里找您儿子，能够很快上到高山，完成工作后则会全身而退。”
理查说了一大通，我不大确定布罗姆利夫人是否被他说服了，良久，她终于开口了。
“我会为你们的探险提供3000英镑。”她轻轻地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我们等在那里。
“我希望我的一个家人一同前往。”布罗姆利夫人用我以前从没听过的语气说。语气中透着一股高贵的气质，声音虽小，但不容辩驳，像是已经说定了一样，“珀西的表亲雷吉也登过阿尔卑斯山，他曾经跟珀西以及我之前提到过的许多优秀的向导一起去过，他完全有能力跟你们至少登上珠峰的低矮部分，也许他能一路上到三号营地，或者任何你们设在大山之间冰脊高地的营地。当然，登山的决定都由你说了算，迪奇。但雷吉将统筹探险事宜，比如分发资金给夏尔巴人和康巴镇牦牛出售者，大抵上是打理这些事务。雷吉表亲将跟踪每笔收据和每笔钱的花销，同意吗？”
理查转头看着让-克洛德和我，我能看出他的心思。再加上一个跟珀西差不多业余的登山者……可能会拖延我们的速度，而且，如果我们必须在冰川或者北坳的冰面上救他，可能还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境地。但布罗姆利夫人的话似乎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不带雷吉表亲，她将不会赞助这次探险。这个“雷吉表亲”显然不是真正去跟我们登山的。
“没问题，夫人，我们同意。”理查说，“我们很高兴能有珀西的表亲前往。还不用让我操心钱的事了。坦白说，这活儿对我来说可不轻松。”
布罗姆利夫人突然站了起来，我们三个也很快起身。她依次握着理查、让-克洛德和我的手。我看到她黑色的眸子里噙着眼泪，但她并没有让眼泪流出来。
“这次探险需要多久……”她说。
“我们应该到明年仲夏的时候完成探险，并将报告带给您。”理查说，“我会带一个小照相机去，但我答应，无论找到什么，我们都会带回来，比如布罗姆利勋爵的私人物品、衣物、信件……”
“要是他死了的话，”布罗姆利夫人用极其平淡的语气打断他的话，“他会希望自己被葬在雪山。但如果你真的带回来一些让我有念想的东西，我会非常感激，尽管看到……照片……的话会让人无比难过。”
我们全都点点头。我突然莫名地想哭，还觉得十分内疚。当然也很兴奋。
“要是珀西还活着。”布罗姆利夫人说，这会儿，她站得更直了，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我希望你能把他带回我身边。”
她再没有说话，转身从图书馆墙面的那扇暗门中离开了房间。
我们花了好几秒钟才意识到主人算是送客了，理查也兑现了之前答应我们的承诺，资助三个（现在还加了一个“会计”）习惯阿尔卑斯登山方式的登山者去攀登珠峰。如果我们找到可怜的珀西的尸体，更好，要是没找到，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或许会被我们征服。
听到一声轻轻的咳嗽后，我们转头发现老管家哈里森正站在远端的门附近，准备领着我们回到走廊，然后经过那个大图书馆，再经过更多的走廊，来到天堂室、门厅，七拐八弯地回到前门，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
搭乘马车前往庄园出口的路似乎遥遥无期。那个长着海象胡须的马车司机本森一路无言，我们坐在马车上也没有说话，但心潮澎湃。
本森将我们带到用白色碎石铺就的司机专用停车场，那里除了我们停靠在树荫下的双座马车外再无别的车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没有说话。
让-克洛德突然跑向碎石停车场那边修剪过的大草坪，高声叫喊，连着翻了四个跟斗。这一刻，我和理查开心得像白痴一样冲对方大笑不已。
但我们开车往前行驶时，虽然开心，虽然对这段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探险之旅满怀期待，但一个念头却不时从我脑海里冒出来。在世界上最漂亮的9400英亩土地中央，永久地停留着一颗破碎受伤的心。
我们能给她带去些许安宁吗？这是我们“共谋”这个计划以来，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们刚开始讨论这个“难以置信的珠峰探险三人行计划”时，首先应该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能给布罗姆利夫人带去些许安宁吗？
在英国这样一个美丽的夏日午后，我们在户外开着车，长长的影子掠过田野和空旷的公路，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登上珠峰，找到珀西?布罗姆利的尸体，从那座死亡之山带些什么东西回来，什么东西都行，然后……然后怎样？仍旧不能治愈布罗姆利夫人那颗破碎的心，因为她就要失去八年前被英国人的芥子气炸弹荼害的大儿子，而她的小儿子也永远迷失在了珠峰，也许布罗姆利勋爵在珠峰突如其来的死亡的真相能带给她慰藉。
也许吧。
开着车一路前行的时候理查一直在笑，坐在副驾驶座的让-克洛德也在笑，他的头歪向一边，像一只迎着风的狗，我决定加入他们，咧嘴笑起来。
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危险。

3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我们或许也能找到马洛里或者欧文的尸体……或者他们两个的尸体。
 
1924年的夏末和秋天，人们为马洛里和欧文举行了很多追悼会，但最重要的追悼会可能是在10月17日于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那次追悼会仅限受邀人员参加，而我们三个人中也只有理查受邀出席了。后来关于葬礼的事他很少在我们面前提及，但伦敦的报纸到处刊登着切斯特大主教的悼词。而大主教最后还引用了圣经中大卫王的悼词：“乔治?马洛里和安德鲁?欧文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
让-克洛德第二天指出，要真是这样的话，若其中一人在上山或者下山的时候先掉下去，那他们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里肯定是分开的，事实上还真有可能是这样。
主教马洛里和欧文的悼词里只稍微提到了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耶的死：“我们还须缅怀那个月在山里死亡的其他人。”那年夏天或秋天，布罗姆利夫人并没有为儿子举行追悼会。（也许是因为她仍然相信儿子仍在珠峰绒布冰川下的某个地方活着，真的相信我们三个能在他失踪一年后救下他）布罗姆利夫人催促理查，让他在1924年秋天开始探险，希望他能在冬天开展珠峰“营救”计划，但他很确定地告诉她，冬季，喜马拉雅山以及通往那里的路都没办法过去，也没办法攀登。布罗姆利夫人尽管无比伤心——精神也极不稳定，但她在内心深处终于相信1925年春天和夏天的任务顶多算是搜索，而非救援。
10月17日那天晚上，他们还为马洛里和欧文举行了集会，尽管人特别多，集会者不得不租用了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但理查想办法让我和J.C.参加了。皇家地理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登山俱乐部举行的会议“旨在接收1924年珠峰探险报告”。与会者大多为登山者，还有不少记者，他们表现出了极为高涨的热情。
这次集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阅读摄影师兼登山家的诺尔?奥德尔的报告。许多人相信，马洛里在试图攀登最后一座山峰的时候，应该是奥德尔而不是年轻的安德鲁?欧文跟他在一起。奥德尔的报告中说，他曾在高地营地中心急如焚地等待两位失踪的登山者，他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是在四、五号营地之间，当时云层稍微散开了。不过，奥德尔似乎也搞糊涂了，他不知是看到“两个黑色点”在东北山脊的第一台阶上方的雪地里移动，还是在第二台阶，甚至可能在更小的第三台阶和“金字塔式的雪地上”移动，此处离山峰已经很近了。
“因此留下的疑问是，”奥德尔在报告中说，“珠峰被征服了吗？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并没有直接证据。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考虑到他们最后被人发现时所在的位置，我相信，马洛里和欧文真的有可能登上了珠峰。不过，我只能推测到这一步了。”
听到这话，那些英国最出色的登山者开始窃窃私语。许多人，甚至包括曾经跟马洛里和欧文一起探险的队友都不相信两人登顶的证据。即便奥德尔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即便马洛里和欧文爬上了凶险的第二台阶，那时天色已晚，他们不大可能成功登上珠峰，可能不得不趁着夜色下山，那个时候，他们的氧气瓶不是空了，估计也用得差不多了。所以，这天晚上，大部分在阿尔伯特音乐厅聚会的世界级登山者都认为，马洛里和欧文爬得太高，又加上天色已晚，便打算趁着夜色下山，应该远没有接近顶峰，后来，两人在月黑风冷，超过27,000英尺高的北壁摔死了，在28,000英尺高的地方，大气中含氧量极低，根本无法呼吸。
但是，我记得奥德尔在报告的最后认为，马洛里和欧文是被冻死的，此话一出，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
对于这两个民族英雄，这两个即将成为英国传奇的人来说，“冻死”可不体面，但那些认识马洛里的外国登山者，以及那些跟马洛里一起登山的人——在这样一个十月中旬的晚上，他们对所谓的爱国热情并不感兴趣——他们也不相信马洛里，甚至桑迪?欧文会傻到被活活冻死。会议结束后，我们听到大部分登山者讨论，他们猜测，那天傍晚日落之前，两人开始从顶峰或他们所在的高处下山，天色渐暗，狂风怒吼，他们在北壁避风时，其中一人——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欧文——摔倒，牵连另一人失去平衡，两人一同掉入万丈深渊。
就连1924年这次致命探险的正式领队，爱德华?“泰迪”?诺顿也在大本营写道：“奥德尔在他的报告中说两人是被活活冻死的，这让我深感遗憾。”他又在珠峰委员会强调，“我们剩下这些人都认为失足跌落的可能性很大。”
十月的那个晚上，登山俱乐部聚会结束后，我们步行回到了酒店，让-克洛德问了理查，“你觉得马洛里和欧文到达山顶了吗，理查？”
“我不知道。”理查嘴里叼着烟斗说，我们匆匆赶路，烟叶的芳香弥漫在冰冷、潮湿的空气中。
“你真觉得他们是被冻死的吗？”J.C.仍不甘心，“要么就是摔死的？”
理查拿开嘴中的烟斗，看着我们。在角落路灯的光亮中，他灰色的眸子闪着光芒。“不管是公共报道也好，还是《阿尔卑斯山期刊》根据奥德尔等人提供的情况刊登的报道也好，根据这些去判断他们是怎么遇难的，或是在哪里遇难的，显然不够。我们三个必须去跟诺顿、约翰?诺尔、奥德尔、萨默维尔医生，以及去年三月份跟我一同参加那次探险的朋友谈谈。然后我们再去德国，也就是慕尼黑，跟那个登山家布鲁诺?西吉尔谈谈，他说尽管他在珠峰海拔较低的地方，但他所处的位置足够高，亲眼目睹了雪崩将布罗姆利勋爵和那个神秘的德国人梅耶卷走了。你们意下如何？”
我和让-克洛德默默地对视。我从J.C.的眼神里看出来了，他绝不会跟我和理查去德国。他的三个兄弟死在德国人手里，他很久以前就发过誓，绝不会踏入德国一步。
“我知道，克洛德。”J.C.还没开口，理查便说，“我理解。下个月，也就是十一月，我和杰克去慕尼黑，到时候再将西吉尔所述的布罗姆利爵士和德国挑夫梅耶遇难一事告诉你，要是他提到了马洛里和欧文失踪的详细情况，我们会一并告诉你。不过，你得在伦敦多待一段时间，跟我们一起去见诺顿等人。”
“要是这个叫西吉尔的家伙什么都不知道呢？”我近乎悲观地说，“要是我们下个月的慕尼黑之行完全是浪费时间，要是我们无法获悉马洛里和欧文失踪事件的最新情况，或者更惨的是，无法了解布罗姆利的情况怎么办？这才是跟我们这次任务休戚相关的。”
“这样，”理查笑着说，眼神似乎充满渴望，“那我们就明年三月去珠峰，亲自找出他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我们或许也能找到马洛里或者欧文的尸体……或者他们两个的尸体。珠峰干燥的风会让尸体风干、变成木乃伊，可比古埃及的大祭司的本事强多了。”

4
那两匹藏马被爆头了。
 
那年十月，在马洛里和欧文正式的追悼会结束后，我们拜访了1924年珠峰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F.诺顿上校，医务官R.W.G.辛斯顿，霍华德?T.萨默维尔医生，约翰?B.诺尔上尉，以及诺尔?E.奥德尔，后面三个人是理查的好友。登山队的这些前领导人和成员将参加皇家地理协会在肯辛顿?戈尔一号街举行的登山俱乐部会议，我们被安排到星期六下午在地图室跟他们见面。
“我希望他们能在入口处留下口讯。”我说，这不，我们从肯辛顿花园对面的出租车下来，黄昏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艾尔伯特音乐厅的大圆顶赫然耸立在皇家地理协会的砖砌建筑上。日落时分，林荫大道对面树木林林总总，圆顶反射的光让十月的树叶像是着火一般。”
“我是会员。”理查说，“去地图室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和J.C.互相看了一眼。
除了院子外墙壁龛上放有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顿的半身像外，根本无从得知这栋爬满藤蔓的建筑是地理学者和探险家的大本营。
进入里面，有人接过我们的帽子和外套，一个穿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满头银发的老人说：“迪肯先生，欢迎回来。好久没在这里见到尊驾了。”
“谢谢，詹姆斯。”理查说，“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诺顿上校等人已经在地图室等我们了。”
“是的，先生。会议刚刚结束几分钟，五个人正在地图室里面的娱乐室等你。要我陪你去吗，先生？”
“我们自己去就可以了，谢谢你，詹姆斯。”宽宽的走廊地板上刷着亮漆，还摆放着玻璃橱，我真想像在教堂里那样小声说话，但理查说话的声调就跟在外面一样。
地图室很漂亮，夹楼里堆了不少皮封书，长桌子上的地图摆放在木制的楔形展柜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估摸着一名杂技演员能踩在地球仪上一路滚到肯辛顿大道，但我并没有被那个大地球仪吸引。主室的一侧是一栋1875年的建筑，玄关上装有许多窗户，一个点着的壁炉镶嵌在墙里。我们走近时，辛斯顿、诺尔、诺顿、萨默维尔和奥德尔朝我们走了过来，理查介绍了我和J.C.，我们三个坐在面对壁炉成拱形排列的最后几张皮椅上。夕阳透过我们背后的窗户射了进来，发出柔和的金光。
理查介绍以及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本人，但能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的各种探险的照片都有出版。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留着户外运动员特有的大胡子——或者至少也是留着奔放的络腮胡，而现在，他们都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除了萨默维尔先生和辛斯顿医生等人，他们的胡须也修剪得十分整齐），要是我跟他们在街上擦身而过，我估计没办法认出他们。
爱德华?菲利克斯“泰迪”?诺顿上校个子奇高，我身高为6英尺2英寸，他至少比我高一两英寸，我发现他身上的一切，比如沉静自如的做派、冷峻的眼神，将他军人习惯发号施令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理查德?辛斯顿医生三十七岁，身材颀长，他并非登山者（在1924年的探险中，他既是医生，也是一名博物学家），但我知道他也曾去过北坳的四号营地，照顾患上雪盲的诺顿和其他身体有恙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医生曾在法国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非服役，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得十分英勇，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辛斯顿也许不是登山者，但我十分敬重他。
理查向我介绍了西奥多?霍华德?萨默维尔，这位叫霍华德的也是位医生，还曾是位传教士，但他的体格健壮得像搬运工。理查告诉我们，自从1922年珠峰探险以来，萨默维尔从来没真正返回过英国，自那时候起，他就一直在印度南部的尼约尔担任传教医生。萨默维尔现在待在伦敦只是为了参加马洛里和欧文的悼念活动，以及这次登山俱乐部和皇家地理协会举行的会议和宴会。
萨默维尔长相英俊，即使没有他在西藏拍的照片上蓄的浓黑胡须，他卷曲的头发、晒得黝黑的脸，富有表现力的黑色眉毛，以及他脸上突然出现的灿烂笑容，都让他看起来有些放荡不羁，但其实他并不是这种人。理查几乎从来没提及他的战争经历，但去年我们在阿尔卑斯一座山峰露营时，他跟我们说过萨默维尔是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在手术帐篷里救助伤兵时，变成了虔诚的和平主义者。那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早上，当时只有他和另外四名医生，却有数千名伤兵等着救援，有许多人都是致命伤，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理查说萨默维尔曾跟他说，帐篷外面鲜血淋漓的担架和雨披上还躺着好几百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哪怕耽搁一分一秒的治疗都有可能让他们送命，但没有一个伤兵要求优先治疗。一个人也没有。
我握着萨默维尔的手，他的手长满老茧，对一名外科医生来说略显粗糙，看着他清澈的双眸，我总觉得这样的经历会让任何躁动的灵魂瞬间变得安宁。理查还告诉我们，萨默维尔虽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并不教条。“基督教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来不会真正受到审判。”萨默维尔曾经跟理查这样说，那是1922年的一次探险中，他们待在一个两人帐篷里，帐篷则搭建在一个白雪皑皑的高隘口上。
约翰?诺尔上尉是个瘦子，脸上布满皱纹，眼眶深陷，眼神焦虑不已。也许原因在于此：在1924年的探险中，诺尔拿出8000英镑，承担那次探险的全部费用，以此换取所有的胶卷和照片，他们甚至还带了特别设计的照相机和电影摄像机，上到北坳那么高的地方，拍摄登顶者的远景，不过前提是马洛里和欧文得登上珠峰。去年春天，他甚至带了一个用作暗房的帐篷到珠峰大本营，还付钱请了不少人携带洗出来的照片从珠峰跑到大吉岭，然后将照片邮寄给伦敦的大报纸。现在，他正在发行他最主要的电影《珠峰史诗》，但因为马洛里和欧文最后的行踪几乎都被云层遮住了——至少他们在北坳的行踪没被发现，人们在私下里说诺尔上尉对影片的结尾很不满意。除非诺尔的电影能在英美两国引起轰动，否则这个可怜的人那8000英镑基本上算是打水漂了。
我看着奥德尔，觉得他完全有理由在1924年这样一个秋天的晚上心神不宁。
约翰?诺尔上尉是最后一个收到乔治?马洛里信笺的，但我们今天晚上问候的最后一个人，既是地质学家，又是登山者，理查的这位特殊朋友，诺尔?奥德尔将永远是最后一个见过马洛里和欧文活着的人。
马洛里和欧文试图从六号营地危险的帐篷撤回的前一天晚上，奥德尔曾经孤身一身待在五号营地。他一个人前往六号营地的那天本来最适合登顶。那天晚上12点50分，奥德尔在26,000英尺的高度爬上了一个100英尺高的峭壁。那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马洛尔和欧文在靠近最后一个金字塔底下的山脊上。”
马洛里和欧文追悼会刚刚结束没几天，登山俱乐部会议人满为患，里面传出的消息令整个英国哗然，很多登山者，甚至包括同一个探险队的同伴都质疑奥德尔“亲眼目睹”之事。马洛里和欧文真会如奥德尔所述那样，他们会在下午12点50分就登上了所谓的“第三台阶”，把身影留在珠峰顶上白雪皑皑的三角岩上吗？这是有可能的，但似乎很值得怀疑。即使他们带了氧气瓶，这样的登山速度也令人瞠目。不可能，有人争辩道，奥德尔肯定只是看到他们在第二台阶攀登。绝无可能，另外一些离着珠峰十万八千里的专家也说，那时天色尚早，马洛里和欧文只可能在第一台阶，奥德尔肯定搞错了，尽管他有照片和地形图为证，说明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被山脊和山体挡住视线，看不到第一台阶。但是，当时云仅仅散开了一分钟，他只能瞥见两个影子正在爬山，视线很快变得模糊了，当然，前提是那两个影子是人的话（但很多登山家都认为那只是雪地上的两块石头而已）。
我们全都坐了下来，另外一名打着白色领带，穿着燕尾服的侍应依照我们的吩咐，拿来了威士忌，这时，诺顿上校打破了沉默。
“见到你真高兴，理查。真是抱歉，我们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后登山俱乐部正式的晚宴就要开始了。既然你是皇家地理协会的会员，以前还是探险队成员，我们给你找个房间自然也没问题……”
理查挥手示意不必了。“我今天都没穿正装来，泰迪，而且也不合适。我就不参加了，我和我的朋友只是想问你们几个问题，问完就走。”
我们的酒水很快呈了上来，纯的威士忌，琥珀色，在雪莉酒桶里盛放了十八年之久。喝下去的时候感觉暖暖的。我的手没有哆嗦，但我总觉得会把持不住似的。我还意识到，我将来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跟一群令人敬仰的世界级登山家共处一室，这可能正是我紧张的原因。我并不害怕去攀登珠峰，但站在这群世界闻名的登山家面前，想到他们也有此雄心却未完成宿命，我不由得感到恐惧。
“应该是关于马洛里和欧文的事吧？”诺顿对理查说，我觉得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冷漠。过去四个月以来，他们这些人被多少次问过有关“两位英雄”失踪的事？
“不是的。”理查说，“今年夏天，我拜访了布罗姆利夫人，答应她尽我所能帮她找到失踪的儿子。”
“你是说年轻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电影制作人诺尔说，“我们怎么帮她？布罗姆利又没跟我们在一起，这你知道的，理查。”
“我好像记得他是从大吉岭出发的，跟你一起到了绒布。”理查抿了一口威士忌，那张犀利的脸被我旁边的炉火照得轮廓分明。
“他没跟我们在一起，理查。”霍华德?萨默维尔说，“他在我们后面，就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坐着一匹藏马，带着一头驮着装备的骡子。一直落后我们一两天。后来，他追上了我们，还看了我们的营地……对吧，约翰？”他问电影制作人诺尔，“好像来过三次吧？”
“我记得是两次。”诺尔说，“第一次是在康巴镇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睡了三晚。最后一次是在协格尔镇，后来我们往南朝绒布寺和绒布冰川去了。我们在协格尔镇待了两晚。小布罗姆利好像在每个地方露宿都不会超过一晚。他有一个简易的温伯尔帐篷，是那种更小、更轻便的帐篷。”
“他不会走在你们前头吧？”让-克洛德说，他正美美地喝着威士忌，“我是说，你们会在一个地方待了好几个晚上，而布罗姆利却只会露营一个晚上……”
“呵呵，”辛斯顿医生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不是这样的……布罗姆利好像还往岔路走了。比如，我们在江嘎镇待了两晚后，他往南沿年楚河走了一段距离，可能是想在低处的山峰上欣赏一下珠峰的风景吧。总之，等我们到达协格尔镇的时候，他又落在了我们后面。”
“最奇怪的是，”诺顿上校说，“无论小布罗姆利勋爵什么时候来营地里看望我们，他都会带上自己的食物和饮料。我们想要款待他，可他根本不买账，其实我们的食物很充足，后来还剩好多罐装食品，就那么扔那儿了。”
“这样看来他带去的补给品挺多的？”理查问道。
“如果周末去林肯郡露营倒是够了。”约翰?诺尔说，“要是单枪匹马闯西藏的话，肯定不够。”
“没有正式批准，他怎么能单独前往那里呢？”我脱口问道，感到脸都红了，就跟我肚子里的威士忌一样烫。我今晚本来不打算说话的。
“问得好，佩里先生，”诺顿上校说，“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卫兵会检查我们的文件，所以，我们觉得布罗姆利勋爵肯定拿到了正式的批准文件，也许是通过孟加拉政府拿到的。布罗姆利在大吉岭附近的茶园，现在属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了，他们跟藏人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跟孟加拉和锡金的管事的人也一直挺要好。”
“我骑马去过布罗姆利勋爵的营地一两次，”诺尔?奥德尔说，“当时探险才刚刚开始，就在我们翻过加里普山隘口进入西藏后不久。小珀西瓦尔看起来挺喜欢独处，对我的来访不温不火，但等到我坐在他的火边时，他看起来又相当友好。我很担心他的健康，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得了痢疾，开始出现高原反应——但布罗姆利的情况却非常好。每次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都很好，精神劲儿十足。”
“他跟着你们从协格尔镇到达绒布冰川脚下的大本营吗？”理查问道。
“当然不是啦。”诺顿上校说，“我们转向南边，朝珠峰去的时候，布罗姆利继续往东，走了12英里到15英里去了定日镇。后来我们再没见过面。感觉他打算过了定日镇，继续往东走。你也知道，理查，那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勘探过。我记得1922年你跟我们去过那里，当年，就折腾得够呛。”
“是的。”理查答道，也没再详述当时的情况。
“当初在他们家族的茶园时，”辛斯顿医生说，“我感觉小布罗姆利去西藏是跟人见面的。感觉他带的食物和装备只够走到协格尔镇那头某个地方，去那个约会地点似的。”
“那他的登山装备呢？”理查问道，“布鲁诺?西吉尔曾经告诉德国媒体，布罗姆利爵士和另外一个人是在珠峰上葬身雪崩中。你们有没有看到布罗姆利勋爵带了登山装备？”
“带了些绳子，”诺顿说，“在西藏，绳子总能派得上用场。但他带的绳子不多，攀登珠峰肯定不行……而且食物也不多，没有帐篷，没有普里默斯气化炉，甚至没有足够多的东西上三号营地……肯定没办法上到北坳……更别说上到五号营地或者登上北壁了。”
“这个叫布鲁诺?西吉尔的……”理查说。
“是个骗子，”诺顿上校说，“对不起，理查，我不想这么无礼的。但是，西吉尔跟媒体说的一切全是一派胡言。”
“所以，你从没见过西吉尔或者另一个德国人，包括那个跟布罗姆利勋爵一起遇难的梅耶吗？”理查问道。
“我们在山上或者冰川上的时候，方圆1000英里的地方都没听说过任何德国人。”诺顿上校说。他高耸的颧骨上泛起了红晕。我现在才想到，这杯苏格兰威士忌可不是他今天晚上的第一杯酒。要么是他的酒劲上来了，要么就是诺顿想到今年在试图登顶珠峰期间他们周围有德国人，感到十分愤怒，难以忍受。
“坦白说，我都被搞糊涂了。”理查说，“你们的探险队最后撤出大本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是6月16日吗？也就是马洛里和欧文失踪八天后，对吗？”
“没错。”奥德尔说，“我们让最疲劳的登山者休息了，然后为马洛里和欧文，以及1922年失踪的挑夫立了碑，但16日下午，我们最后一批人离开了绒布河谷。当时除了我之外，探险队的其他成员身体状况都很糟糕，真是很奇怪：比如大伙儿的心脏均出现了问题，诺顿上校患上雪盲后还留下后遗症，大家都生了冻疮，身体极度疲劳，而高原反应不断，头痛。所有人都不停咳嗽。”
“在山里的时候我也咳嗽了，差点儿没要了我的命。”霍华德?萨默维尔说。
*
“总之，我们分批撤离时，部分人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大多数跟诺顿上校一起去勘探了以前从没去过的高里三喀峰下面的绒辖河谷，我们去往那里是征得当局同意的，在低海拔的地方休整十天后，我们艰难地回来了。”
“我必须把胶卷带回来，于是，我径直带着挑夫和骡子返回大吉岭。”诺尔上尉说。
“我们的制图师约翰?瓦斯?哈泽德希望将你们1921年探险时去过的地方调查完，理查。”诺顿上校说，“我们同意他陪同印度勘探人员哈里?辛?塔帕前往西绒布地区几天，6月16日，他们带着几个挑夫往西去了，我们跟两人道了别，那天，我们大部分人往北边和西边去了。”
“我独自一人出发的，还绕了道。”奥德尔说，“我想再研究下周边的地质情况。”
另外四个著名的登山家笑了。奥德尔对地质痴迷，即便在27,000英尺高的珠峰也不例外，俨然成了另外几个幸存者的开心果，否则，他们定会十分忧郁。
“我告诉奥德尔，在返回的途中，如果他能带上我们的运输官E.O.谢比尔，绕道100英里也没什么关系。”诺顿说，“西藏山区有土匪，至少谢比尔会说藏语。”
奥德尔看着上校。“爱德华，一个星期后，谢比尔向我承认，你曾警告过他，说什么我们这次探险结束后，他再也不想看到我。我记得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亲爱的谢比尔，你可能永远也不想再见到奥德尔。’”
诺顿上校低头看着酒杯，颧骨上红晕的颜色似乎更深了。
“但我跟谢比尔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对地质勘探十分感兴趣。”奥德尔继续说，“我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靠。多亏了探险队的大部分成员在高里三喀峰背阴下的绒辖河谷休整了十天，我们及时在大吉岭跟探险队会合了，哈泽德带着塔帕和挑夫刚刚从新绒布的地图勘探中回来。”
理查从马甲口袋里掏出表，瞥了一眼，说：“现在只剩下几分钟了，你们马上就要去参加晚宴了，我的朋友。坦白说，现在我完全不知道珀西瓦尔在哪儿了，更别提梅耶和西吉尔了。《泰晤士报》完整地报告了马洛里和欧文的遇难事件，同一个星期，这份报纸也报道了布罗姆利勋爵和梅耶在珠峰死亡的事件。我相信你肯定从大吉岭将这份报告用电报发了出去。如果4月24日，也就是你们探险队往南前往珠峰的那天之后，你们再也没见过布罗姆利勋爵，同时布罗姆利继续往西走，那会怎样……”
“真是十分抱歉，理查。”诺顿上校说，“我们说得特别乱，但我们当初听到有关布罗姆利勋爵死亡消息的转述时就已经比较凌乱了。我跟你解释一下，就在约翰?哈泽德和哈里?塔帕即将到达西绒布地区进行勘探的时候，一些宗教朝圣者遇见了他们，并通过哈里?塔帕的翻译跟他们说，说什么有两位英国先生在定日镇，一个叫布罗姆利，另一个不会说英语的‘英国人’叫梅耶，他们租了六头牦牛往南边去了，再往东沿河去了卓布山口，然后往南去往绒布冰川和珠穆朗玛峰。”
“你确定藏人是说布罗姆利和梅耶一起往珠峰去了吗？”理查喝完了威士忌，将杯子小心地放在挨着他椅子旁边的餐桌上。
“是的。”诺顿上校说，“哈泽德和塔帕往回朝东北方向，朝彭拉山口和协格尔镇去的时候，两个往绒布寺方向去的朝圣者也跟他们说了同样的话。不过，他们强调说还有七个‘不会说英语的英国先生’，说他们在布罗姆利和梅耶离开后，开车抵达了定日镇，但他们很快又离开了村子，往东南方向而去，像是去追赶布罗姆利了。”
“这也太奇怪了。”理查说。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诺顿继续说，“哈泽德和塔帕还真看见了布罗姆利和梅耶。而且还看到了跟在他们后面的七个人。”
“约翰?哈泽德现在在哪儿？”让-克洛德说。
约翰?诺尔的左手下意识地摆了摆。“哦，可能是回印度帮政府绘制地图了吧。”
“那哈里?塔帕呢？”理查问道。
“也在印度绘制地图。”诺顿上校说，“但并没有跟哈泽德在一起。”
“你能告诉我哈泽德看到什么了吗？”理查问道。
这时，辛斯顿开口了，我感到脖子和后背发紧，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可我们还没有获得想要的重要信息。
“哈泽德和哈里往东北方向去了，他们刚爬上一条古老的商队路线，往彭拉山口走去，那时，眼尖的哈里说看到两队人正骑着马往南去。大概在离他们几英里远的地方，但那天天气特别好，哈泽德说他们看到珠峰上的烟雾比以往都要多，雪如同浪花一样往方圆30多英里远的地方扩散开来，一直飘到我们东边的山峰上。实际上，哈泽德和哈里还特意拐到附近的山上，这样哈泽德就能用军用望远镜证实自己看到的情况了。哈泽德说两个人在最南端，他说他确定看到了布罗姆利勋爵从大吉岭带去的藏马和骡子，而且后面还一路跟着六只牦牛，七个人坐在更高大的马上，离他们后面有几十英里远，也许骑马都需要五个小时或者七个小时才能赶上他们。哈里说他们坐的马更大，不是藏马，要么就是又高又大、长着粗毛的蒙古马。”
“那些人会不会在追他们两个？”理查说。
“哈泽德只是觉得特别奇怪。”诺顿说，“他们在大吉岭追上我们时，哈泽德告诉我们他和塔帕本应该往南回绒布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知布罗姆利和那些跟在他后面的人是不是在我们的山里偷猎，看起来真像是那么回事。但因为要绘制地图，哈泽德已经落后我们好几天了。他想赶在我们到加尔各答之前追上我们，最后，他和哈里转头往北越过了彭拉山口。”
“是哪天看到的？”理查说。
“6月19日。”诺顿回答道，“就在我们离开绒布冰川河谷，跟探险队分开后的第三天。”
“这事真是挺有意思的。”诺顿说，“但这也没办法说明布罗姆利勋爵就死在珠峰的雪崩中。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从别的可靠途径收到更多信息呢？”
“还真有。”奥德尔肯定地回答道，“我和谢比尔即将完成有趣的地质勘探任务时，往东北的主干道走去，其间，我们碰到了三个之前陪我去往珠峰的夏尔巴人，他们非常重要，在高海拔地方全凭他们携带东西。你还记得1922年那个老虎夏尔巴人[18]吗，那人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名叫彭巴?切任，但不知何故，所有人都叫他‘卡米’。”
“卡米啊，我记得。”理查说，“他在没有备用氧气瓶的情况下，居然把很重的行李带到了五号营地。”
“没错。”奥德尔说，“尽管今年的探险意外不断，他却跟以前一样靠谱。不过，我和谢比尔再次往东北方向走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卡米和两个不会说英语的表弟德斯诺和尼玛在一起。他们正鞭打着他们的小藏马，匆匆赶路……你也知道，夏尔巴人很少这么做。他们之前已经回到了绒布冰川，而当时的情况就像在逃命似的。”
“那是哪天？”理查问道。
“6月21日。”奥德尔说。
诺顿上校清了清嗓子说：“卡米和他的两个表弟跟我们往回走，但他们不希望跟着大部队。我觉得他们只是想自行回家，便答应了。但后来他们显然是想回到我们的大本营……或许还想上到更高的营地。”
“是想将营地里的东西洗劫一番吗？”让-克洛德说，“也许我应该说他们只想把东西清理干净拣点儿剩下的东西？”
诺顿蹙着眉头。“看起来好像的确是这样。不过，我们也没留下什么贵重的东西了，除非把我们留在各个营地的大麦和罐头也算上。”
“卡米后来坚持道，他们不小心把一个宗教护身符落在了后面。”奥德尔说，“他认为是把那玩意留在大本营或者塞在二号营地的石墙里了。他说没有那个东西，他们没办法回到家里，回到村子里，我自然相信了他的话。”
“他们说看到什么了？”理查问道。
我偷偷地看了一眼表。现在离皇家地理协会在劳瑟庄园正式的宴会顶多只有三分钟了，这些受人尊敬的登山家马上就要出席酒会。我回头瞥了一眼，跟肯辛顿大道交会的博览会路华灯灼灼。十月的夜晚已经降临了。
“卡米说他和两个表弟于6月20日抵达了我们大本营。”奥德尔说，“他们找寻了一番，但护身符并没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发现的情况没将他们吓得半死……七匹蒙古马瘸着腿在墓碑下面行走，融雪的水池下方几百码的地方有片杂草。”
“那些马没人照顾吗？”理查问道。
“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奥德尔说，“山谷上方一点儿，还没走到苦修者冰塔那头，他们看到了一个帐篷，卡米很快认出那是布罗姆利勋爵的温伯尔帐篷——这也是我们看到布罗姆利在旅行途中每天用来睡觉的那顶，还有两匹藏马。那两匹藏马被爆头了。”
“被爆头了！”让-克洛德愕然喊道。
奥德尔点点头。“卡米告诉我们，他和两个表弟也吓坏了，尼玛没再往前走了，也没有待在两匹被杀的藏马附近，德斯诺带着尼玛回到了大本营，卡米则爬上冰川，往二号营地去了。他说他必须找到护身符。而且他对布罗姆利勋爵的处境感到好奇，也多少有点儿担心，布罗姆利在行进途中曾多次到过我们的营地，对卡米很好。”
“他后来还见过布罗姆利吗？”我问。
“没有。”奥德尔说，“后来卡米找到了他的护身符，那玩意儿如他所料，卡在他们在二号营地建立的桑格墙里。”
“什么叫‘桑格墙’？”让-克洛德问道。
理查解释道：“就是我们和挑夫在一号营地以及一号营地以上建立的石墙。可以将帐篷围起来，这样起风的时候就不会把东西吹走了。那挑夫通常只在地上铺一块布，然后用杆子撑着油布当顶，在石墙里面睡觉。”接着，理查转头对奥德尔说，“卡米看到什么了？”
奥德尔揉了揉脸。“卡米向我们承认，找到护身符后，他本来应该很快跟他的两个表弟会合，但因为出于好奇，他继续往三号营地去了。”
“季风雪覆盖的冰隙肯定十分危险。”让-克洛德说。
“六月的第一个星期达到峰值。没错，马洛里和欧文最后在爬山的时候，风的确刮得很大。但我们在6月16日离开的时候，季风并没有抵达绒布，就是卡米说他在6月20日折回去时也都没有到来。雪倒是下了，风也很大，但并不是季风。直到我们返回大吉岭，季风才真的到来。真是太奇怪了。”
“卡米说他在二号营地的时候，当时他还没爬上最后那4英里的冰川，穿过高高的冰塔，他听到上面的山上，也就是北坳上传来打雷一样的声音。”奥德尔说。
“打雷一样的声音？”理查问道。
“卡米觉得特别奇怪。”奥德尔说，“因为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天空一片湛蓝，能清楚地看到珠峰上的雪羽[19]——但他却说那动静听起来像打雷。”
“是雪崩吗？”J.C.问道。
“要么就是手枪或者步枪开枪后的回声？”理查说。
听到这话，诺顿很震惊，但奥德尔点点头。“卡米在冰川上露营了一个晚上，在晨光中看到我们的三号营地出现了新帐篷，他说，我们设在北坳壁架上的四号营地上出现了更多的帐篷。他还说看到高高的山上有三个人影，就在东北山脊跟北部山脊交接的地方。他说远处的西边，也就是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之间，有块大石头。那块石头看起来像个蘑菇。三个黑色的小点站在那块石头附近，突然间，就只剩下一个人影了。几个小时后，他看到有人从北坳陡峭的冰面上下来了，使用的正是桑迪?欧文接在一起的绳梯。他想下山的应该有四五个人吧。”
“如果没有望远镜，即使视力很好的夏尔巴人也没办法在那么高的山脊线上看清楚到底是谁。”理查若有所思地说。
“嗯，没错。”诺顿上校微笑道，“卡米承认，他从三号营地德国人的空帐篷里‘借’了一个蔡司望远镜。”
“你把欧文的绳梯落在后面了？”理查问诺顿，“还将它留在北坳的冰崖上吗？”
“我们本想拿下来，因为那根绳梯已经磨损不堪、使用过度，已经很危险了。”上校说，“但最后觉得弄下来太麻烦了，而且，我们想到也许在下次探险的时候还能用得着，所以，我们就留在上面了。说实话，这也算是对桑迪的一种怀念吧。”
理查点点头。“我知道你们马上就要走了，但我还想问问，卡米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让你根据一个德国的布鲁诺?西吉尔的说辞认为布罗姆利勋爵已经殒命？”
奥德尔清了清嗓子。“卡米当时被打雷的声音吓得要命，但他第二天还是待在了三号营地附近，想看看到底是谁从山上下来了，希望是布罗姆利勋爵，但是，就在他正要放弃，准备离开三号营地区域的时候，有人用浓重的英国口音叫他停下来。冲他喊叫的那人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手枪。应该是把鲁格尔手枪，卡米想。他随即停了下来。”
“珠峰上还会出现手枪。”让-克洛德小声说。我听得出来，手枪让他十分厌恶。我能感觉到。
“至少解释了是谁枪杀了布罗姆利和梅耶的两匹小藏马。”我说。
*
理查摇摇头。“也许那两匹马只是瘸了。没准儿是布罗姆利和梅耶自己把它们打死的，然后打算牵着牦牛步行回定日镇或者协格尔镇。”
“总之，可怜的卡米以为自己会因为擅自闯入别人的领地，偷窃蔡司望远镜被人射杀。”奥德尔继续说，“他还告诉我们，当时他只希望他的两个表弟有勇气找到他的尸体，体面地将他葬在冰隙里。但那个手持德国造鲁格尔手枪的人却用英语问了卡米是谁——卡米在加尔各答待了挺长时间，所以能听出那人操着德国口音。卡米告诉那人，他是夏尔巴人，跟诺顿和马洛里的探险队是一起的，他跟其他几个人回来拿忘记的东西，他们正在等他回去。”
“还有多少人？”那个德国人不友好地问道。
“‘九个。’卡米撒谎道，‘还有两位英国先生在绒布寺等。’”
“他挺聪明的。”理查说。
“总之，那个德国人放下了手枪，声称自己是欧洲探险者，名叫布鲁诺?西吉尔，他还说他只是跟两个朋友来这里勘探的，但卡米并不相信只有两个人，因为他看到六个人骑着蒙古马，还看到四个人仍然在欧文的绳梯上，也不相信西吉尔见过布罗姆利勋爵和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叫科特?梅耶的德国人在20个小时前死在了雪崩中。”
“当时卡米的头脑还很清醒，问了布罗姆利先生遇难的地点在哪儿，西吉尔说是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之上。卡米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伤心。他假装在西吉尔面前哭起来了，卡米承认道，因为他知道德国人在布罗姆利出事的地点上对他撒谎了，直到这个时候，卡米仍然相信他可能被这个德国人开枪打死，但西吉尔只是摆了摆手，叫他离开绒布。”
“卡米遵照他说的做了，”奥德尔说，“从危险的冰川滑下去，跟尼玛和德斯诺会合了。三人用鞭子抽着马，连夜离开了那里，后来便撞见了我和谢比尔，跟着他们往北，朝商道去了。”
“于是，我们在大吉岭发出电报，第一次详细地将布罗姆利勋爵遇害的情况试探性地告诉了《泰晤士报》。”诺顿上校说，“我们坐火车到加尔各答不到两天后，西吉尔就现身大吉岭，将布罗姆利勋爵死亡的消息电传给了德国的《人民观察家报》。”
“《人民观察家报》是德国右翼法西斯主义者的报纸，对吗？”让-克洛德问道。
“是的。”霍华德?萨默维尔说，“是纳粹党发行的报纸。但西吉尔是一位颇受尊敬的德国登山家，他的故事很快被《明镜周刊》转载，然后又被《柏林日报》和《法兰克福日报》转发。我们草草完成第一份报告后不到一天，西吉尔的故事几乎一字不差地被《泰晤士报》转载，并被夹在了我们的报告中，说实话，我们也不怎么关心这个。”
诺顿和其他人点点头。
“不过，哈泽德、哈里?塔帕，西藏的朝圣者和卡米的报告都会佐证西吉尔的观点，他们都曾目睹布罗姆利勋爵爬过珠峰。”理查总结道，“我现在只能给布罗姆利夫人一点点希望，或者安慰她，她儿子在山上失踪的报告只是个错误。”
“也许不是，”霍华德?萨默维尔说，“但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奇怪。给人的印象非常糟糕，难道不是吗？不只是因为小珀西是个贵族。”萨默维尔拍打着他那把高背椅的皮质扶手，“好了，各位，时间到了……”
我们站了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在感谢完他以前的同事和登山拍档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后，理查说，“我们对布鲁诺?西吉尔都有所了解，这名德国人从事登山运动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据我所知，他从来都不是一名探险家。那个科特?梅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布罗姆利勋爵为什么要选择跟这个奥地利人还是德国人去攀登珠峰，尽管他们只往上爬了一点点？”
诺顿上校耸耸肩。“英国登山俱乐部一直跟德国登山俱乐部有联系，他们说所谓的科特?梅耶根本不是注册登山者。这事也太蹊跷了。”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我们走过地图室往宴会厅走去时，辛斯顿医生说，“太他妈的奇怪了。”
他们跟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感觉比之前的问候热情多了。
外面，北风从肯斯顿花园吹过宽阔的林荫大道，风中不仅夹杂着一股植物和鲜花的味道，而且弥漫着落叶和腐叶浓烈而刺鼻的味道。秋日，死亡的味道发出阵阵恶臭。云很低，我嗅到即将下雨了。
“我们最好找辆出租车。”理查说。
坐车回酒店的途中，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5
在这样的鬼地方留下烟斗真是太愚蠢了。
 
我们参加完十月的追悼会，登山俱乐部的报告看完了，也亲自拜访过诺顿、萨默维尔、诺尔、奥德尔和辛斯顿，但是，离十一月去慕尼黑见西吉尔还有段时间，我和让-克洛德准备打点去珠峰的行李。但理查叫我们先不要忙着做这事，他说为这次探险准备各种物资之前还有两件事要做。
理查说我们先得了解有关乔治?马洛里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事对我们挑战即将面对的珠峰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驱车去威尔士。（我对威尔士根本不了解，只是隐约记得他们发音的时候似乎不用元音，要么就是用很多元音？我很快就会弄明白的。）
离我跟理查动身去德国之前还有几个星期。他将我们跟布鲁诺?西吉尔的约会安排在十一月。期间，理查提醒我说让-克洛德的三个哥哥在一战中牺牲，而且他的两个叔叔和十几个其他男性近亲也都在战争中丧生。
了解到这些真相后，我觉得很惊奇，因为让-克洛德在夏蒙尼做向导时不拒绝德国客户，而且理查说他跟德国人打交道时，跟对待他的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客户一样，都很小心，也十分有礼，保护得也很到位。但理查说，J.C.在内心深处非常痛恨德国人。
但十一月份的慕尼黑之行迫在眉睫。
我们将大部分东西都装在了汽车后座和行李箱里，那是一辆借来的汽车，里面放满了帆布背包和登山的装备，包括许多理查自己设计的昂贵绳索——我和J.C.将其称之为“理查的奇迹绳”，因为用混合材料制成的绳子抗张强度非常不错，比我们在阿尔卑斯山使用过的登山绳坚实多了，我估计我们会用这些绳子去爬珠峰。“我们先去彭亚山口。”理查说。
“彭尼山口？”我说，尽管他不是这么说的，“听起来就像汤姆?麦克斯西部片中的某个地方。”
引擎发动了，理查并没有回答我，而是开车驶出了镇子，朝威尔士而去。
*
彭亚山口位于威尔士北部，靠近斯诺登峰附近，那里峭壁高耸、岩板林立，我们经过位于山口的酒店，理查说英国许多攀岩爱好者都曾下榻过这里，许多优秀的攀岩者都会来到此地，其中就包括马洛里于1909年认识的老朋友杰弗里?温思罗普?扬。
要是去酒店美美地吃顿午餐，来一品脱啤酒就好了，但我们并没有停车，之前我们在背包里装了些三明治和水，但我私下里希望能带上些好吃的东西。
我们开着车在泥泞的路上行驶了一个小时，沿途有不少适合攀登的峭壁，但理查一路驾车开过，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他终于将那辆小轿车停了下来，说：“从行李箱中把你的帆布背包和所有的装备都拿出来，伙计。绑牢了，我们接下来要步行很长一段距离。”他所言不虚。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他选中的峭壁（我不记得那里是叫利韦德还是叫利奇格，但那真是一块很大的峭壁，到山顶的垂直高度至少400英尺，山顶下面50英尺的地方有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悬垂部分）。我们只知道理查在一战爆发前曾和马洛里及其妻子、克洛德?艾略特、大卫?派伊以及另一位更出色的登山者哈罗德?波特攀登过这里的山，他们在1911年首次登上这里的峭壁，还开辟过不少新的路线，这些人当中，还包括当年最优秀的登山者，可能也是跟马洛里关系最好的朋友齐格菲里德?赫福德。
我和克洛德准备坐下来，研究一下有点儿瘆人的岩壁，顺便吃点儿简单得可怜的午餐，但理查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再等一等，再走一走。
我们没有料到的是，他领着我们绕过一块巨大的峭壁，来到后面。不过，从那里爬上山峰就跟玩儿似的，只要从几个倒伏砾石爬上去，很容易就能从壁架爬上山顶。我们也正是这样上去的，这让我感觉不是很舒服。我讨厌从容易的线路上山，尽管一般来说这是在垂直峭壁上侦察地形的最好方法。许多伟大的攀岩者都是这么做的，尽管在开始攀登之前在下面检查地形情况让人反感。虽然理查告诉我们乔治?马洛里也是从这条容易的路线上的山，又顺着绳索降落下去侦察地形，再让他的登山搭档哈罗德?波特带头上山。
即便我们将物资拉到了峭壁顶上，理查也不允许我们吃东西。那个狭窄的峭壁根本没办法用来侦察地形，因为山峰下面那个四五十英尺下的悬壁遮住了视线。
“你来做我的保护点。”理查说，将我们千辛万苦拿到山顶的一卷长绳子递给我。将绳子拴在我身上其实也符合情理，我是我们三人中最重的，也是最高的，可能也是最强壮的，而且这上面也没个拴绳子的地方，但即便如此，我也很恼火。这样会浪费我的体力，因为说不定理查还计划让我们攀爬这里的峭壁呢。
幸运的是，山峰上有一块壁架，我的双脚能牢牢地卡在上面，这样即使我一人做保护点也不会往下滑了。我感觉我后面的让-克洛德拿起绳子，就像我和理查都会被绳子拉下去似的，身形更小、体重更轻的让-克洛德能在下落的过程中抓住我们的可能性为零。他肯定也会跟我们一样，从3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
理查背对着峭壁，顺着绳子往下降落时还若无其事地抽着烟斗，很快从山峰的边缘消失了，他下降得很快，每次跳跃都能下落八到十英尺的距离。绳子上的负重很大，我丝毫不敢大意，摆出经典的确保姿势，一边留意绕过我肩膀的绳子，幸亏山峰的岩壁里有道裂缝，我可以将靴跟塞到里面。
让-克洛德仍然紧紧地拽着绳子的一头，往峭壁边缘走了几步，他俯身向前，看了看，说：“他现在在悬壁下不见了。”
接着，绳索令人吃惊地变得松垂了。他仍在降落，我必须继续松绳子，但他现在开始沿着壁架往水平方向移动，我也不用紧绷着绳子了。接着，绳子不再动了，我仍然站着没动，让-克洛德又往边缘俯过身子，说：“我看到悬壁上冒出了烟。理查正坐在该死的壁架抽烟呢。”
“老子可是饿坏了。”我说。
“我想喝点儿我带上来的葡萄酒。”让-克洛德说，“这事儿一点儿也不好玩。在这里攀岩跟咱们爬珠峰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不管马洛里和理查战前是怎么征服这些愚蠢的石头的，珠峰可不是简单的攀岩，那里有冰、雪、冰川、冰隙、冰墙、高高的山脊和陡峭的雪原。这次威尔士之行简直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他好像听见我们说话似的，绳索警告性地扯了一下。然后我又再次摆好确保姿势，绷紧绳子，往后靠着，拉着理查整个身体的重量，幸亏不是特别沉，因为他的消瘦的体形跟夏洛克?福尔摩斯差不多。他往上爬到悬壁上，又爬上50英尺高的岩石，他攀爬的时候，身体后倾，几乎成水平方向。
接着，他终于爬上了山峰上的壁架，站在我们旁边，解开拴在身上的绳结，没再抽那个该死的烟斗了，想必烟斗肯定放在他的衬衣口袋里，这时，理查开口道：“我们先吃东西，然后下去完成我们来这儿的计划。”
*
“我希望你们两个爬上去。”理查说，我和J.C.不由得盯着令人生畏的峭壁。
“爬到山顶上吗？”让-克洛德说，低头看着一堆堆绳子、登山扣、登山钉等装备，这些都是我们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拿到这里来的。我们还得将德式的登山钉钉入岩壁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会用上马蹬，还会将绳梯挂在令人心生畏惧的悬壁下面，用普鲁士结一圈圈地绕在上面，找到攀着点，然后展开四肢，贴在宽阔的岩壁边缘，爬上去。
理查摇摇头。“我是说要你们爬到我忘记拿烟斗的地方。”他说，指了指悬壁下方，也就是岩壁离地面四分之三距离的一块长草的壁架，“我想把烟斗拿回来。”
按理说，我和J.C.会毫不客气地说，你干吗不自己去。但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话，这事儿不是跟马洛里有关就是跟我们攀登珠峰有关。
“不能使用马蹬。”理查说，“就你们两个，只能用绳子，如果你们需要的话，还可以使用冰镐。”
冰镐？我和让-克洛德再次面面相觑，抬头看了看那个斜坡。
理查留下烟斗的草皮壁架在我们上方约250英尺的距离，完全被壁架遮盖，但上面足够宽敞，可以将一条腿悬挂在上面，抽着烟斗，在25层楼高的地方观赏风景，之前理查正是这么做的。
*
他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才从山峰降到那个壁架，用绳索降落的时候难度着实不小，然后才爬到那个悬壁下面。可现在却要从这里爬上去……
爬上那块峭壁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登山者就算脾气再好也会说出难听的话来。
“我知道。”理查说，像是读懂了我们的心思，“这玩意儿的确不好对付。”
那块长满草的壁架下方是一块很大的突出部分，大约有50英尺到75英尺宽，表面光滑，十分陡峭，就像一头巨大的石头母猪或者一个不修边幅的退役职业拳击手的下腹部。我比较擅长攀岩，当年在马萨诸塞州等地方，我攀爬过无数岩石，还在科罗拉多和阿拉斯加小试身手。我向来觉得，哪块峭壁只要在理论上可以攀爬上去，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
可是，山脊下这面长草的峭壁实在让人生厌，根本就没办法攀爬。至少按照1924年的标准、装备和能力是办不到的。（也许德国人用生铁制成的装备，比如登山扣、登山钉能够做到，这些东西我们倒也带上来了，但在这次攀爬中理查不让我们用德国人的装备。）我发现上面没有壁架，没有缝隙，没有指攀支点，没有可以落脚的山脊，那头光滑的“母猪”将那个弯曲的肚子往外伸了出来，然后往我们站立的地方内弯进去。在这样一个垂直的峭壁（也就是弯曲的下腹上面）上，登山者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速度和摩擦力了，比如四肢展开时身体各部位的摩擦力，包括手掌、面颊，以及尽量贴着岩壁的躯干所产生的摩擦力。只有让身体成为岩石的一部分，登山者才不会从2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摔成肉泥。但这个向内弯曲的“母猪肚子”下面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根本没有产生摩擦力的攀爬点，如果没有可以攀附的地方，也没有登山钉，登山者几乎只能呈水平方向挂在上面，极易掉下去。即使有登山钉，我也没看到这个坚硬无比的花岗岩上有任何裂缝或者柔软的地方可以将登山钉钉进去。
所以，通过直线攀登的方式，上到理查的烟斗所在的草皮壁架上根本行不通。这个方法被否定了。
看来只能借助那条往上横过大部分岩壁的裂缝了，裂缝在长草壁架上方250英尺高的地方，距离壁架右侧50英尺远。
我和让-克洛德来到底下，抬头望去。我们必须将身子后仰，才能看清楚那道狭窄的缝隙在大悬壁下方不远处逐渐消失了。
攀爬开头的30英尺非常容易，这段距离不长，岩石、碎石和山梁均已腐蚀，但那条狭窄的裂缝贯穿上方，现在只能祈祷上面有我们看不到的指攀点和立足点。
“我最讨厌借助像阴户一样的裂缝攀登了。”让-克洛德嘟囔道。
听到这话，我吓到了。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听这位新结交的登山朋友使用过淫秽的字眼，或者说过此等粗俗的话。我只能理解为让-克洛德不知道那是英语中最忌讳的词语。
但是，我再次抬起头，顿时明白了让-克洛德为何如此厌恶这样的攀登。我们必须完全将双手嵌入裂缝中，攀登超过200英尺的距离，胳膊肯定会弄得生痛，手指也会鲜血淋漓，必须将靴尖或者鞋尖嵌入狭窄的之字形裂缝中。我怀疑这个极小的裂缝中根本没几个像样的地方可以做保护点，压根儿就没办法在裂缝两边寻到手点或者脚点。
“你带头，杰克。”让-克洛德问都没问，直接是指示。这个颇具天赋的年轻登山向导擅长于在冰雪和高山的山脊、山崖上攀爬，却不喜欢这种攀岩。
他说：“我们要不要用绳子连在一起？”
我再次看了看岩壁和裂缝，长草的“烟斗壁架”距离我们必须借助裂缝横过的最高点尚有50英尺的距离，而且能不能爬上去还得两说。事实上，至少对我来说，单独攀爬可能会更安全。岩壁上根本没几个可以系绳索的地方，要是其中一个人掉下去，另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拖住他。
但有机会总比没机会好。
“好。”我说，“我们之间的绳索保持10米的距离应该就行了。”
让-克洛德嘟囔了一声。这么短的绳距能增加抓住掉落者的机会，打个比方，如果我领头攀爬，摔了下去，而处于保护点的人（让-克洛德）需要承受60英尺高的物体下落的惯性，如果第二个人，也就是让-克洛德掉下去，领头的攀岩者（如果我能抓牢的话）承受的身体重量要远小于前者。但是，这么短的绳距意味着往上攀爬的速度将慢下来，两个人都必须经常停下来，为对方寻找保护点。按理来说，攀岩的速度是很快的，这样又慢又危险是最忌讳的。
“但我们应该带不少绳索上去，”我补充道，“到时候从放烟斗的壁架上降落时用得着。我可不想再从那条该死的裂缝里爬下来。”
让-克洛德生气地看了一眼我们上方约250英尺高的“烟斗壁架”，然后又看了一眼理查，说：“即使从顶上用套索下降，绳子也够长了。”
“我们分两步吧，J.C.。”我壮着胆子说，“裂缝的中间部分应该至少有一个像样儿的保护吧。到时候我们先让领头的用绳索降落，然后他再将第二根下降的绳子系在那上面。小菜一碟。”
让-克洛德只是嘟囔了一声。
我转头看着理查，J.C.也盯着我们的“带头大哥”，我用明显生气的语气说：“我希望你能解释下，这次舍命帮你拿烟斗的攀岩跟马洛里或者攀登珠峰有什么关系。”
“等你们帮我拿到烟斗后我会解释的，伙计。”理查用自鸣得意的英国腔说，我这个美国人真想给这样的英国佬一记老拳。
我和让-克洛德背靠着峭壁坐了下来，开始卷备用的绳子，我们必须在后背和腹部绕很多圈，接着，我们又将背包清空了，以便携带更多的绳子。我的背包通常都是用来装冰镐的，尽管让-克洛德觉得在这样一个没有冰雪的岩壁上带上冰镐是疯狂之举，但我觉得没准真能派上用场呢。
他吃惊地盯着我——看来他真觉得我有些疯癫了。我脱掉登山靴，穿上那双之前塞在背包里的旧胶底运动鞋，那是我用来在预备学校、大学网球场，以及红土球场打网球的，上面烂了好些个洞。其实我挺理解的这位法国朋友的怀疑。借助裂缝攀爬时，穿的登山靴必须又硬又重才行，这样才能将脚指头嵌入极小的山嘴里，或者立足点里，只有这样才能在寻找下一个立足点的时候站稳。要是穿着网球鞋徒手攀登，到时候，我的脚指估计不是变得青肿，就是变得血肉模糊。
但我现在心里只想着，徒手横切攀登50英尺远的“烟斗壁架”，那里非常光滑，看来上方250英尺高的“猪肚皮”上压根儿就没有攀附点。攀登这样的岩壁时，我习惯穿最柔软的鞋子，我的美国同僚将德国新一代攀岩者穿的那种鞋底柔软、抓缚能力超强的鞋子称为“攀岩鞋”。今天，我那双上面有洞的旧网球鞋就得用作攀岩鞋了。
*
我和让-克洛德用绳子连在一起，开始攀登。我们很快就能将裂缝派上用场了，那玩意儿比我想象得还要难对付，尽管我的手因为攀岩早已变得坚硬，上面长满了老茧，第一个绳距还没结束的时候，我的手指就出了不少血。那双网球鞋上的洞更多了，我感觉我那双瘀青、撕裂的脚上也像是裂开洞了。
但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不时在裂缝上找到拴绳的保护点，速度也快起来了。让-克洛德看着我将手或者脚指头嵌入看似不大可能的岩壁里，稳稳地跟在我后面，我们往上的攀爬很快变得顺利起来。只是偶尔会有几声夹杂着美式和法式英语的骂声，传到理查所在的下面，这会儿，他正悠闲地靠在一棵树上，只会偶尔向我们瞥来几眼。
我们正攀爬第三个绳距，大约在峭壁上爬了100英尺左右的距离时，我脑中突然蹦出一个想法：大部分攀岩者都喜欢在靠近马路边的峭壁和岩石上攀爬，从垂直的岩壁上掉下来会造成致命的伤害。如果攀岩者摔下去的时候幸存下来，但因为骨折，或者后背受伤了，动弹不得，尽快送受害者去进行医疗救助（前提是他能够被移动）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因为后背和脖子被摔断不能移动，那就得尽快给他找来医疗救助。可我们艰难跋涉了两个小时才来到这个峭壁处，别说找辆车了，就是四轮马车也没办法从这些大石头中间驶过去，在我看来，一战前，马洛里、理查、哈罗德?波特、齐格弗里德?赫福德等人在此处攀岩，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或者可以说他们妄自尊大到愚蠢的地步。
我应该告诉其他人这事真的很蠢，我心里想，忍痛拽紧流血的左手，再次将其当成了楔子，尽量伸着胳膊，塞入我头顶的缝隙里。接下来，虽然脚下空无一物，我还是开始双臂用力，往上拉自己。
我找到缝隙中的尖物，可以至少将一只烂网球鞋的鞋尖放在上面后，我的一只手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攀附点，至少比光靠只能提供摩擦力的楔形岩壁要好，便大声喊道：“确保完成[20]。”等着让-克洛德爬过10米的距离，或者等到他的头能够挨到我那只穿着球鞋，悬空的脚下。
在峭壁上攀爬了大约200英尺后，我们终于停下来喘口气。不过，在这个临时的攀附点停留太久，只会更加消耗我们的体力，但我们必须休息一会儿。这时，让-克洛德用夹杂着法语的英语喊道：“我的朋友，这样的攀岩真是操蛋。”
“可不是。”我答道，将我学的那一星半点的法语派上了用场。现在我左手的小指还真有可能断了，至少感觉像断了一样，这样去爬珠峰可不是什么好事，尽管我们至少还要等八个月后才会去。
“让-克洛德。”我朝下面大声喊道，“我们只有爬到这条该死的缝隙上面，才有机会横过峭壁，到达那块悬壁上。”
“我知道，杰克。到时候你得将半个身子晃过去，半个身子滑过去，才能往下去到烟斗壁架。差不多要攀爬20米才能横过那段表面光滑，几乎垂直的岩石。到时候我们还得在身上系条绳子，当然，前提是能在上面给我找个保护点，不过我觉得这事不靠谱。等你滑下那个圆顶状壁架的时候，你肯定会将我像拉葡萄酒瓶的活塞一样从裂缝中的保护点拉出来。”
“谢谢你丰富的想象力和鼓励。”我说，接着，我更大声地喊道：“爬！”随即将那只可能已经断了的手指嵌入头顶3英尺深的裂缝里，以此支撑我整个身体的重量，一边摸索着寻找另一个指攀支点，或者为我的网球鞋寻找裂缝。
*
我们现在正好位于那块6英尺宽的悬壁下方，身体紧贴在岩壁上，不由得感觉到一股压迫感，好像头顶那块悬壁正将我们所剩无几的支撑点压榨得没了似的，现在这条该死的缝隙几乎成水平方向了。不过，25层楼高的景致倒是不错，但因为上面几乎没有支点了，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两个哪有心情欣赏景致。现在我们离草皮壁架只有40英尺的距离了，但在几乎垂直、表面光滑的弯曲岩壁上，像是有半英里那么远——那块我打算借摩擦力滑过去的岩壁情况比我想象得要棘手。
我小心翼翼地腾出一只手，将穿在帆布背包环里、至今还无半点儿用处的冰镐拿出来，然后将长而弯曲的破冰锥尽可能深地塞进水平缝隙里。幸运的是，缝隙有个向下的V形口。接着，我又腾出一只手，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上面。缝隙里有个往下倾斜的弧形，正好契合弯曲的破冰锥。
冰镐卡在了里面，但我不愿意孤注一掷，事实上，我现在还真有点孤注一掷的味道，我吊在上面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
“这就是你的保护点。”我对让-克洛德说，他正沿着那条即将消失的裂缝，往我的右边移过来，其实，现在他已经超过我了，在整个攀岩过程中，他第一次跟我有了眼神接触。
“等等，你就在冰镐那里等着我。”让-克洛德淡定地说。
“知道。你将左脚踩在这个垂直的缝隙里，也就是将我的网球鞋鞋尖撕裂的地方。”
“如果吊在你的冰镐上，我的腿不够长，踩不到那个缝隙。”J.C.有气无力地说。这次攀岩早已让我们筋疲力尽。我心里非常清楚，让-克洛德其实希望自由攀爬[21]，爬上这个极为凶险的悬壁上，然后上到山顶，而不想帮我下到那个该死的壁架上。“你可以把腿伸长点。”我说，然后将第二卷我之前拿到峭壁上的50英尺长的绳子末端递到他。J.C.比我更擅长打结。
我们准备好了后，将新绳子绑好，让-克洛德和我之间的绳距为80英尺。我横切攀登的岩石上面光秃秃的，这样的距离很有必要，现在离壁架还有60英尺远，为了在峭壁爬上爬下，绳子应该稍微松点儿，但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从80英尺的高度摔下去，J.C.必须抓住我。我看了看他的确保姿势。他的左腿倒是伸长了点儿，但也只是几乎水平地悬挂在那儿，那只在岩壁上的靴子比我所在的缝隙要高。他左手抓着冰镐，整个身体悬挂着，他身体的大部分重量被右前臂以及他在缝隙下面找到的一个3英寸宽的岩壁支撑着。
我想象着让-克洛德会怎样救我：如果我掉下去，他肯定会像葡萄酒瓶的塞子一样从那个小小的支点拉出来。对了，现在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动静会更大，估摸着用香槟酒瓶塞比喻更恰当。
不过，一旦我上到烟斗壁架，如果我要为他做保护者[22]，我们之间得用绳索连接在一起。我想象自己是J.C.，我会腾出右手，将刀打开，准备在保护绳绷紧之前，将其割断。也许他也会这么做，现在，因为岩石的遮挡和他身体的位置，我没办法看清楚他的手。
“好吧。”我说，“真是白费心思。”
理查和让-克洛德早已习惯我这个美国佬特有的抱怨方式，但这次即使抱怨也没用。理查看起来像是在我们下方250英尺的地方打起了瞌睡，他背靠着一块温暖的石头，用花呢帽遮住眼睛，让-克洛德自然也没心情听我叽叽喳喳的抱怨。
我将脚从缝隙里抽了出来，踩到几乎垂直的光滑岩壁上。
我仅仅滑动了一两英尺的距离，就因为摩擦力滑不动了。接着，我四肢展开贴在岩壁上，衬衣、脸、肚子、睾丸、大腿都贴在上面，我紧绷着小腿，希望能和岩壁产生摩擦力，现在，大部分摩擦力都是我穿着网球鞋的脚指头提供的，这会儿，我的鞋尖几乎跟鞋子和脚成直角了。感觉有点儿不舒服，但也好过从250英尺的地方掉下去。
我不能趴在这里不动，于是，我开始慢慢往左边滑去，朝那个现在在我下面25英尺远的该死的烟斗壁架滑去，但水平距离大约还有60英尺。
我不停寻找攀附点，就连岩壁上极小的皱褶也不放过，但这个地方的岩壁实在可恶，连一点儿皱褶也没有。我继续往左边滑去，借助摩擦力和速度，我将身体紧紧贴在几乎垂直的岩壁上——如果速度够快，有时候瞬间的重力可以忽略不计。我现在还能贴在这个弯曲的“猪肚皮”上，80%的功劳都要归功于这双网球鞋。
我像螃蟹一样往左边横过去的时候，很难将绳子放给让-克洛德。绳子的大部分都在我的帆布背包里，除了绳子之外，背包里还有另外一些小物品，总会往后拉我，让我不能紧贴在岩壁上，但我仍然必须将绳子从右肩绕过去，继续放给J.C.。绳圈本身也会往后拉我，让我很难跟峭壁产生摩擦力，每次我放出更多的绳子给让-克洛德时，我都会往下面滑一点点，接着，我又会将手掌、手指和前臂紧贴在岩壁上。
我继续往下滑去，现在离烟斗壁架的距离已经超过一半多一点儿了。我的身体刚刚离开了那块大岩壁的光滑部分。
我很想抓住岩壁，只要岩石上有任何攀附点，有任何隆起和不规则的地方，我都会将手指伸过去，但我继续往下滑，起初还慢一点儿，后来越来越快。我现在的位置已经低于“烟斗峭壁”的水平位置，而且那块峭壁仍然离我左边很远，这会儿，我正往下慢慢朝一个弯曲的岩壁滑去，我完全有可能掉下去。如果掉下去，我肯定会掉到理查正在午睡的地方。如果J.C.没有机灵地用刀切断绳索，那他肯定也会被我拉下去。往下滑动之前，我想我应该大声叫他，他现在离我也就40英尺远，所处的位置非常尴尬，他挪了挪，希望放在稍稍隆起岩壁上的右臂能承受更多重量，但我无暇顾及，也没来得及大声喊了。他要是割断绳子，随便他，如果没有割，那他就随我一同赴死。刹那之间定生死。
我左侧的身体突然荡过去，翻了个跟头，头很快朝下，尽管我的四肢仍然展开着，但身体已经翻转过来，我的脸和身体的上半部分擦过突然变得粗糙的岩石，渗出血来。
粗糙的岩石。
我那血肉模糊的手指变成了利爪，试图抓住一块足够大的岩壁，阻止我加速下滑，趁机将身体翻转过来。我掉了一块指甲，也许是两块，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也不能降低我的速度——这种倒姿非常不利。
现在，我已经下落到之前横切过来的峭壁20米的下方，而且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绳子还没有绷紧，剩余的绳子仍从我的肩膀上飞快地滑落，我和让-克洛德之间的绳子仍然处于松弛状态，等到系在我背包里的绳子再飞出40英尺左右，我就会从离我几米远的边缘掉落下去。
这时，我右脚的鞋尖突然塞入下落点上方石头缝的深处，突然停了下来。“好险！”
帆布背包要从我的头上翻转过来，但并没有将我拉下去。
过了很久，总觉得像是过了几个小时，我仍然四肢展开，挂在岩壁上，血从手上和撕裂的面颊滴到了我身下的岩石上。接着，我开始想办法慢慢移动身体上方一只网球鞋支撑的脚指攀附点，先是将身子侧向右上方，然后再做打算。
移动那个脚指头遇到了大麻烦，我觉得特别别扭。为了想办法用一只脚指头支撑身体，我不得不将其余的身体尽量拱成U形，将手臂和带血的手指上绷直了，但这个姿势很不利，我要在运动鞋从断层里掉出来，以及我和让-克洛德从岩壁上掉下来之前，设法将一只手塞进岩缝里。要是这时候将脚抽出来，我弯曲的身体肯定会摔出去。接着，我再次向下滑去。
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这里的地形都跟阿尔卑斯山相去甚远。接下来很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瞬间，200英尺下面的理查并没有在看，我突然开心起来。
这种翻转的姿势马上就要耗光我的能量了，我的思维也因为血冲到脑袋里而变得迟钝，每次一想到这个，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虚弱。而我右脚的网球鞋尖很可能会从岩石缝里脱落。
我尽可能地往岩石那边扭动身体，利用那粗糙的岩壁当攀附点，将自己最大限度地弯成U形，于是，我手指紧紧地扣着，尽量扭转身子。这时，我运动鞋的鞋尖又不听使唤地滑了出来，我的腿再次滑动。看来我掉下去只是时间问题了，但幸亏我的身体弯成U形，利用惯性，我将身子猛地向之前落脚的那块山脊甩去。
感谢上帝，那里不仅仅是个狭窄的山脊，而且还有条缝隙，而且那条缝隙够深，完全能将双手塞到里面，这下，我将手深深地嵌入裂缝中，终于将身体头朝上倒过来了，就连我的运动鞋也在刚才我的头所在的位置下方找到了一块粗糙的岩石作为支点。我发现那个缝隙大约6英寸宽，至少18英寸深，往左边延伸，结束的地方在烟斗山脊下方25英寸远。水平裂缝的终点居然是往烟斗山脊延伸，这也让我离烟斗山脊也更近了。
这时，我听见让-克洛德在下面大声喊，因为峭壁是弯曲的，我看不见他。只能听到他在大声喊：“杰克！杰克？”
“我没事儿！”我也冲他大声喊道。周围传来我的回声。
我真没事儿吗？现在，我的手指攀附在刚才的裂缝上，可以往左边攀爬，但现在还有更好的登山方式。
我仔细看了看那块岩石，在裂缝上面找到了几块隆起的岩壁，我的手完全可以攀附在上面。于是，我将一只手攀附在裂缝里，以防突发意外，接着，我猛地将右手伸向一道突出的岩壁，可我的胳膊竟然够不着，所以，我的膝盖和穿着运动鞋的双脚不得不一阵乱蹬，活像美国新拍的迪斯尼短片——《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角色那样，像是电影中真人正和笨拙的卡通人物在互动。只不过我成了那个笨拙的卡通角色，腿不停地抖动，脚疯狂地蹬着。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手点，接着，我的身子猛地往左上方甩去，这个攀附点不是那么牢靠，但因为在攀爬的时候，我利用速度和摩擦力克服了暂时的失重状态，有下面的裂缝做支撑，倒也能够支撑我身体的重量。
果然成功了。现在，我的脚踩到了下面的裂缝里，只要慢慢地将脚挪过去，就能往左边移动。即便我的手里攀登的裂缝或者突出的岩石不那么牢靠，但我的上半身已经贴在了弯曲的岩壁上。我脚下快速地挪动，不出几分钟，我就到达了裂缝的最高点，但是，现在我离上面那块该死的烟斗岩石的起始点还有15英尺的距离，而且中间全是光秃秃的岩石。
我抬头望去。现在，我可不想让我的脚离开这个足以救命的裂缝。我不想再四平八叉地趴在岩壁上，听天由命。我右边跟让-克洛德相连的长绳往上弯曲，已经看不到了。这边突出的岩石很多，我暂时看不到我的伙伴。
接下来，我的信心慢慢恢复了，我学过攀岩，在马萨诸塞州和新英格兰有过这样的经历，后来又去了落基山脉两次，暑假还曾去过阿拉斯加。跟我在哈佛的朋友攀爬过两年后，我成了我们那群人中最会攀岩的。
这个距离15英尺，往上的光滑峭壁实在惹人生厌。加油，杰克，垂直峭壁的阻力、牙齿、膝盖、运动鞋的鞋尖都能派上用场，没错，若有必要，牙齿也能派上用场，只要三秒钟就足够爬过15英尺的距离。
我张开手臂，手指抓在峭壁上，身子往上一冲，将双脚从那道足以保我不死的裂缝中抽了出来，匍匐往上爬去。
这个时候，我早已筋疲力尽，等我触到烟斗峭壁时，我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身子在上面挂了一阵儿，然后才翻身到上面的草皮。
该死的理查。他全然不顾我和让-克洛德的性命，这家伙到底唱的是哪出？
他那个该死的烟斗就放在我右边10英尺的草皮上，我站起来，看到了理查刚才在这里看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可我千辛万苦下来，命都快丢了。这里还有块薄薄的砾石，石头往后上方弯曲，正好可以作为绳降的锚点。我将绳子挽了几个圈绕在上面，然后往左边退去，冲让-克洛德挥挥手。这会儿，他正朝那条垂直的裂缝退去，现在，他将我的冰镐嵌入了他脚下的岩壁里。他让一只胳膊嵌入缝隙中，站在冰镐弯曲的钢面上晃荡，这是他新的保护点，如果我从崖壁边缘掉下去，他也许能阻止我。
也许行。
也许不行。
我匀了匀呼吸，大声喊道：“准备，拴保护绳！”回声在峭壁间回荡。
让-克洛德肯定地挥挥手。我绷紧了系在我俩中间约60英尺左右的绳子。
J.C.从我那个冰镐所在的小小的岩壁上下来颇费了一番工夫，他利用下面垂直的缝隙爬了下去，取回斧子，塞进他那个帆布背包的圈里。
接着，他再次从远处挥了挥手，大声喊道：“可以爬了！”接着便爬上了峭壁。
他在第三次横过峭壁后，开始往下降落。他滑落时跟我先前采取的方式一样，不过，现在，因为我们之间有了连接的绳子，克洛德在朝悬壁下自由滑落时不用头朝下。
他不会去到那里。现在，我们之间的绳子长度不到40英尺，我将一只脚放在一块大石头上，作为额外的支撑点，再借助我绕在身后一块尖石上的保护点，就能轻易支撑他身体的重量了。不过，在我拉让-克洛德的时候也会磨损绳子，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到时候我们会检查绳子的磨损度，如果必要的话，我们降落的时候会用更短的绳子。
让-克洛德决定不去自己防滑了，免得给自己的手指、指甲和膝盖造成更大的损伤。他在我的下方晃了个很大的弧形，我的保护绳能够轻松地拖住他，接着，他朝我的下方直接晃了过来。
尽管有块尖石做保障，但我丝毫不敢怠慢，J.C.直着身子，一边紧紧抓住绳子，鞋底终于落到了岩壁上。他开始这样攀爬，唯一支撑他的只有那根磨损绳子的张力，我很快将绳子拴在了自己身上，不希望那根绳子继续在石头上磨损。那是一根上好的马尼拉绳，也是理查所能找到的最贵的绳子，但这根救生索仅有半英寸粗。
接着，他终于翻身上了那块峭壁，重重地落在草地上。
我卷起绳子，仔细检查。
“该死的理查。”J.C.喘着粗气，用法语骂道。
我点点头。尽管我的法语水平不济，但这句骂人的话我还是听得懂。我恨恨地表示同意。
让-克洛德将他身上的最后一圈绳子松开，走到边缘，拿起理查的烟斗。“在这样的鬼地方留下烟斗真是太愚蠢了。”他用英语说道。接着，他将那个该死的东西放在扣着纽扣的大衬衣口袋里，这样就不会掉出来了。
“我们准备用绳子降落吗？”我问。
“杰克，给我三分钟，让我好好欣赏上面的景色。”他说。我从他说话的语气中看出，这会儿，他早已筋疲力尽了。
“好主意。”我说，于是，我们将脚垂在峭壁上，在软软的草地上坐了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我们背靠着被太阳晒得暖暖的弯曲尖石，等会儿，我们打算用它做下降的锚点。
从离地面将近250英尺高的这块岩壁上看到的景色美不胜收，像极了从纽约25层高的摩天大楼的大窗户里看到的景色。我发现还有几块更高、更薄的峭壁，对于登山者来说也更具挑战性。这会儿，我百无聊赖地想，不知乔治?马洛里、哈罗德?波特、齐格弗里德?赫福德和理查?戴维斯?迪肯是否也爬上过那些峭壁，我是说马洛里和理查于1909年从剑桥毕业后到1914年参加战争的那几年。
至于我，也就是今年夏天登上了威尔士的峭壁，也许这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了。挺有意思的，但下次就免了。
活着的感觉真好。
欣赏完景色后，让-克洛德的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我们将绳子牢牢地绑好用来下降。对了，我们用的绳子也就是刚才用来拉J.C.的那根，现在将其绑在岩石上作为保护绳看起来还行。不过，我还在背包里留出了一根绳子，以防万一。
用绳子下降的过程很好玩，下降80英尺后，我们在光滑的岩壁上晃荡。事实上，我们的脚还能点在上面，做钟摆式运动。后来，让-克洛德终于抓住那条垂直裂缝的边缘，这才没有晃荡了。不一会儿，他将脚嵌入裂缝中，找到一个十分安全的足点，接着还找到了我们先前攀爬时发现的崎岖峭壁，也就是位于垂直裂缝中的那个可靠平台，不一会儿，我也跟他一样荡了上去。
J.C.为两根绳子的保护点打了一个精巧的结，这么长的下落距离，要是绳子卡住没办法解开就麻烦了，从这里的裂缝到最后一段下降的距离，我们需要一根160英尺的绳子，期间还要两次分出80英尺来。
“拉左边的绳子。”我和让-克洛德齐声喊道。要是拉错了绳子，J.C.那个漂亮的结就会卡在我们系好的吊索里，到时候就麻烦了。
我检查了绳子的末端，将绳子扭转的部分绕直了，还将之前系在绳子末端的安全结解开了。接着，我们两人互相提醒后，同时拉下左边的绳子，我试了试绳子，看是否牢固。接下来，绳子开始轻松地往下落去，我又大声喊道：“注意绳子！”这是我的老习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很有必要，绳子下降的距离有80英尺，即便登山者站在一个位置绝佳的狭窄平台上，也可能被绳子拉下来。
就在我大声喊“注意绳子”的时候，我们一边先将第一根绳子拉出来，卷好。接着，我们依葫芦画瓢，将第二根绳子也拉下来。
绳子并没有卡住，也没有碎石掉落。我们取回了第二根绳子，卷起来。J.C.开始将两股绳子用夏蒙尼向导特有的打结方法打了一个完美的结。
五分钟后，我们收起长绳，落到地上，我们让到一边，让那堆绳子落在地上，接着，我们又将绳子上的灰尘和松果抖落。
按理说，我们应该立即检查绳子，将其卷起来，但我们没有这么做，而是朝理查仍在睡觉的大石头走去。
岂有此理，我以为我们艰难的攀爬，横切攀登的时候他一直都在看着我。
我不客气地用那双已经磨损不堪的运动鞋踢了踢他的膝盖，将他唤醒。
理查取下帽子，睁开眼睛。
我愤怒地说：“你不是要告诉我……妈的……这事跟攀登珠峰有关系吧？”
“是啊。”理查说，“前提是你把烟斗取下来。”
让-克洛德没有笑，从口袋里拿出烟斗。这个烟斗在我们下降的过程中没有裂成两半我还真觉得有点儿遗憾。
理查将烟斗放进那件夹克的胸前口袋里，站起来，抬头看着岩壁。我们三个人全都抬头看着那上面。
“1919年，我跟乔治?马洛里一起上去过。”他说，“我整整五年时间没有爬过山，战争就耗去了四年，战争结束后，我还找了一年的工作。”
我和让-克洛德满脸不悦，等着他继续说。我们可不想听什么老套的英雄故事，登山的探险故事。现在，我们的心思全都在珠峰上，想要爬雪山、冰川、冰隙、冰墙、光滑的石板、大风呼啸的山脊、大北壁，我们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马洛里在上面勘探完，用绳子降落后，还将烟斗放在了那个草坪山脊上。”理查说，“当时攀爬的只有我、马洛里和露丝，露丝不想爬到顶端。马洛里在左边的草皮山脊上发现悬壁上有一道凹痕，那也是在没有岩钉、绳梯和所有现代化悬挂工具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上去的悬壁。”
“我上去了。但从那道裂缝到草皮山脊，然后再次往上翻到悬壁上将我的精力都耗尽了。后来，我们用绳子绑在一起，但你们刚才也发现了，那个保护点根本不顶用。我和马洛里只得从同一块岩石上横切过去。”
“这事除了告诉我们乔治?马洛里是一个攀岩好手外，跟攀登珠峰有什么关系？”我的声音仍然透着愠怒。
“我们从后面爬下来后，然后绕到这里，拿好装备准备回去了。”理查说，一边回头看了看峭壁，“马洛里告诉我和他妻子，说他将烟斗忘在那个草皮山脊上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还有个备用的烟斗，也可以给他买个新的时，马洛里已经再次爬上那道裂缝，就是你设置保护点的地方，克洛德，然后他又独自从光滑的岩石横穿过来。”
我简直不敢想象。我像是看到一只黑色的大蜘蛛正匆匆穿过岩壁。他居然是一个人？还没有设置保护点，而且也没有别的帮助？即使在1919年，这种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独自攀岩行动也被会被人诟病为粗鲁、炫耀之举，为马洛里所属的皇家地理协会登山俱乐部所不齿。
“接着，他拿起那卷他之前爬山时用的60英尺长绳，横穿了崖壁，然后用那根绳索降落下来。”理查继续说，“马洛里拿回了烟斗，他的妻子露丝异常愤怒，生气地责怪他不仅上到了那个悬壁，他又独自完成了整段攀岩。”
我和J.C.安静地等着。我们今天的行为肯定有个合理的解释。
“马洛里和欧文遇难那日，他们于早上9点离开了26,800英尺高的六号营地。开始的时候，他们攀爬的速度很慢。”理查说，“你们两个都看过珠峰的照片和地图，但只有在呼啸的大风和刺骨的寒冷中上到那个山脊，你们才会真正明白。”
我和让-克洛德继续听着。
“你们一旦上到东北山脊，”理查说，“如果上面的风没将你们吹下来，那情形就如同攀爬被冰雪覆盖、往下倾斜的陡峭石板登上山顶。不过第三台阶的情况又全然不同。”
我和让-克洛德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在珠峰的山脊地图上见过那三个台阶，但在地图和远距离拍摄的照片上，那里跟普通的台阶差不多，并非真正的障碍。
“第一台阶在北壁下面一点，从下面可以轻松绕过去，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可以再次登上那个山脊。”理查说，“至于第三台阶，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那里的情况。但第二台阶……我曾上去过。第二台阶……”
理查的表情很是奇怪，像是很痛苦似的，他好像正在讲述一战发生的恐怖经历。
“第二台阶没办法绕过去。那里就像无畏号战舰灰色的船头，旋云飞转，飞雪扑面。马洛里和欧文就登上过第二台阶，现在，我们三个人必须不借助任何工具攀爬上去，那里高约28,300英尺，在那上面每迈一步都会让你喘上两分钟。”
“我的朋友，东北山脊上的第二台阶，也就是那个像极了战舰的船头和前部灰色的船体堪称我们登顶的拦路虎，那里高约100英尺，比你们今天爬去取烟斗的山脊要低得多，但这段距离十分陡峭，处处都是危险、易碎的岩石。大风来临之前，我发现唯一可以登上第二台阶的路线是一条十五六英尺高的垂直小道，就在我们自由攀爬路线的上方，这条小道上还有三条宽宽的裂缝，一直通到第二台阶的顶端。当然这是我在登山伙伴诺顿生病之前看到的，我们就是因为他病了才被迫下山的。”
“如果刚才你们还登上了那个通往山顶的悬壁，你们刚才的攀岩可被认定为非常艰难级[23]。从技术上而言，登上超过28,000英尺高的第二台阶，已经超过了登山俱乐部的非常艰难级。记住，即便带着重重的吸氧装置，你在那么高的地方，甚至更高的地方每待一秒钟，身心都会受不了。在这样的高度下，甚至没办法爬上岩壁。山脊上还有更高的第三台阶等着我们，那才是真正的拦路虎，先得登上顶峰下面那块金字塔雪坡，然后才能挑战几乎不可能战胜的第三台阶。”
让-克洛德没有说话，只是久久地盯着理查。
J.C.终于说话了：“所以，你才想看看我们，确切地说是想看看杰克能不能完成刚才与之类似的自由攀登，然后像拎包一样把我拎起[24]。他做到了，可我还是不明白。难道刚才的行为就让你觉得我们能在超过28,000英尺高的地方攀登？”
理查露出了热情的微笑。“至少我相信我们去到那里不算是自寻死路了。”他说，“我相信我能征服第二台阶。现在，我觉得杰克上到那里也没问题了，当然，你也没问题，让-克洛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登顶珠峰，除了马洛里和欧文冻僵的尸体外，我们不知道第二台阶上面的情况。当然，他们的尸体也有可能在第二台阶的底端，但这意味着，我们至少可以放手一搏。”
我将最后一根绳子卷起来，搭在肩膀和帆布背包上，想着这一切，尽管我刚才很愤怒，但我已经原谅理查莫名其妙让我们去拿烟斗的举动了。马洛里跟着理查爬过之后，还不借助任何工具独自上去了呢——这事儿多刺激呀！因为据理查所言，马洛里擅长利用绳索下降法进行侦察。
我们往停在远处的车走去，登山结束后，我们还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感觉内心像是在飞翔一般。我的心，我的灵魂，或者说我们内心深处的某样东西，在快乐地飞行，在我们头顶翱翔。
我们三个即将去攀登珠峰了。
不管是否能找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我们三个将用攀登阿尔卑斯山的方式，登顶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理查觉得我们能登上第二台阶垂直岩壁上那个“无畏战舰”的船头。至少，我没问题。
那一刻起，我内心像是燃烧着一团烈火，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那团火一直都在燃烧。
我们马上要去攀登那座该死的山了。现在，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我们三个将登上世界之巅。

6
至高领袖，圣名不容玷污。
 
我在欧洲待的那一年里，从没踏足德国，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和瑞士登山。不过我们倒是在瑞士碰到了不少来自德国的登山者：有些德国人很友好，有些则不。我第一次见到让-克洛德和理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望着艾格尔峰北壁，一致认为凭借当今的登山技巧和技术，压根儿就不可能登上这一面山壁，当时附近有五个非常紧张、非常严肃而且非常不友好的德国人在高谈阔论，仿佛他们真的要去攀登艾格尔峰的北壁。当然啦，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就连山周围的冰隙都过不去，估计在那道斜坡上爬100英尺左右就该放弃他们大胆的探索了。
为了准备我们的德国之旅，我和理查先回了法国，他必须去那里结束一些金融业务，后经由瑞士去了苏黎世，又向北到了边界地区，从那里换乘火车，因为那时候德国火车的铁路轨距与周边国家的并不相同。这当然是德国的邻国所采取的军事防御措施，即便恺撒大帝从前的土地早已因为《凡尔赛和约》而变得毫无危害了。虽然我们坐在火车包厢里（这还要多谢布罗姆利夫人的开支），可理查还是小声告诉我，现在的魏玛共和政府就是一个相当无能的左翼辩论学会。
随后，在那天早晨，我们到了慕尼黑。
那天下起了雨，低沉的乌云快速向西飘去，而我们的火车则向东行驶。1924年11月的德国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德国的村庄非常整洁，都装有飞檐，一些现代建筑挨着住宅、公共建筑，而这些住宅和公共建筑看上去像是从中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了。鹅卵石被雨水打湿了，反射着微弱的日光。有几个男人在村里的路上走着，他们的穿着打扮很像是种田的农夫或工厂里穿着吊带工装裤的工人。不过我还瞥见几个男人，穿着时髦的灰色双排扣西装，拿着皮质公文包。不过我透过火车车窗看到的每一个人，包括农民、工人和商人模样的人，看上去……都像背着包袱。仿佛德国的地心引力比英国、法国和瑞士的地心引力都要大。就连穿着西装的年轻男子打着被雨打湿的雨伞匆匆而行时看上去都有些弯腰驼背，微微佝偻着，头低着，眼睛抬也不抬，仿佛每个人都背负着无影无形的重担。
随后我们穿过了一片工业区，在那里，大量矿渣之间是一排排砖和煤渣砖盖成的又长又脏的建筑物。很多塔状建筑和工业烟囱喷出巨大的火舌，仿佛橙色聚光灯的灯光照射到了飘飞而过的雨云之上。在这里我连个人影都没看到，方圆好几英里内都是这些丑了吧唧的工业用整块石料，以及大量煤渣、矿渣、沙子和废弃物，这些东西在雨中快速从我的火车车窗前掠过。
“去年一月的时候，”理查说，“德国政府拖欠了给条约缔约方的赔款。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从1921年的75︰1跌到1923年初的7000︰1。德国政府请求协约国同意延期偿付赔款，至少要等到德国马克开始升值时再行赔付。协约国的答复是由法国给出的。前法国总理，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庞加莱派法军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和其他位于德国腹地的工业区。去年一月，这些军队来了，当时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是23︰1，然后一路跌到1800︰1，后来是160,000︰1，到了去年八月初，竟然跌到了1,000,000︰1。”
我试着去理解他的话。我一直很烦经济方面的事儿，从前了解到法军进入德国占领了这片工业区时，我当然没注意到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占领工业区这事儿会对德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到了去年十一月，”理查说着向我这边探了探身，用略高于耳语的声音说，“得用40亿德国马克才能换一美元。因为鲁尔法军在监视所有的工业生产、内河交通和钢铁出口，德国实际上是被一分为二了。在我们路过的每个工厂里，所有德国的工业工人其实都处于占领工业区的法军的武装警卫和监督之下，这些工人去年宣布罢工——而且，和鲁尔的工厂一样，在大多数这些工厂里，钢和其他产品的真正生产活动都已经停止，这是因为德国工人消极抵抗，总是搞破坏，甚至打起了游击战。法国人不停地抓人，把抓到的人驱逐出境，还把他们认为的怠工头头儿排成一行枪毙，可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老天。”我说。
理查冲着街上的男男女女点点头。“去年，那些人都明白，就算他们的银行户口里有百万马克，也不够买一磅面粉，或者几个烂胡萝卜。买几盎司糖或一磅肉根本就是奢望。”
他深吸一口气，指着雨水滑落的窗外我们正要进入的慕尼黑郊外。“杰克，那里的人都很泄气，而且民怨沸腾。去见西吉尔时可得加倍小心。虽然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依旧算是异类。不过很多人，并非所有人，一看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就讨厌，在慕尼黑，让-克洛德很可能人身安全堪忧。”
“我会小心的。”我说，甚至不肯定在这个奇怪、悲伤又愤怒的国家里，需要怎样“小心”，又要在多大程度上小心才行。
理查并没有提前订好宾馆。我们买了晚上10点回苏黎世的卧铺。我有点儿想不通这一点，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慕尼黑豪华酒店房间的费用算在布罗姆利夫人的预付款开支账户上。我知道，和让-克洛德不一样，理查既不恨德国，也不恨德国人——我还知道，自从一战爆发以来，他经常到这里来——所以，根本就不是因为焦虑或害怕，我们才会连个好觉都不睡，便如此急匆匆地今天晚上就离开这里。我感觉，就是因为要和那位登山者布鲁诺?西吉尔见面，所以理查才会陷入这种我不理解的忧心忡忡的状态。
西吉尔在一封简短的电报里说他同意和我们见面——就见一小会儿，因为他是个大忙人（他就是这么说的）——地点就在慕尼黑东南边一家名为贝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里。见面时间定在晚上七点，我和理查还有时间把我们的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在车站头等车厢休息室的卫生间里稍稍梳洗一番，然后打着深色雨伞，在慕尼黑市中心一家商店也没有的奇怪街道上逛了一两个钟头，然后坐出租车去了市郊。
慕尼黑看上去十分老旧，称不上风景如画，一点儿吸引我的地方都没有。雨依旧很大，雨点砸在石板木瓦房顶上，一条条街道上既昏暗又阴冷，和任何一个波士顿的十一月夜晚毫无区别。自打我知道要来德国之后，我总觉着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触德国，应该是在美丽的夏日暮光下，在菩提树下的大街上闲逛，街上还有数百位穿着考究又友好的德国人，向我说“Guten Abend（晚上好）”。
大雨倾盆而下，出租车车窗刮雨器徒劳地刮擦着玻璃上的水流，我们穿过河上的一座桥，桥很宽阔，却空无一人。几分钟之后，那位非常不客气的出租车司机用蹩脚的英语宣布我们到了——也就是紧邻罗森海马大街的海德豪森区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并且找我们要三倍车费。理查仿佛是在点数假钱似的点数了一大摞高面值德国马克，没反驳一句话，就付了车费。
啤酒馆的石拱入口非常巨大，Büerger（贝格），Br?u（勃劳）和Keller（凯勒）几个字自上而下排列，雕刻在一个拙劣的圆形雕花环中间，这个石雕花环是椭圆形，凹凸不平，底下是个石拱顶。雨水从陡峭的石板房顶上和溢满水的檐槽里流到石拱门上，再哗哗向下流淌。穿过拱门走到真正的大门，就好像是正在走进火车站而不是什么酒吧或餐馆。不过好在到了门厅之后总算不用淋雨了。
当我们真正到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面的时候，理查和我都惊讶得一步也迈不开了。
这里得有两三千人，大部分都是男人，坐在桌边用硕大的石杯大口喝着啤酒，这些石杯如此粗制，仿佛今天下午才在森林里开凿而成，而且这个地方简直巨大无比，充斥着回声，更像是个巨大的会堂，而不是我以前所见过的各类餐馆或酒吧。说话声，手风琴乐声——如果那不是有人在被严刑拷打时发出的叫喊声的话——向我袭来，真像是一股冲击波袭来一样。这里的气味是另一股冲击波：三千个只是胡乱洗洗或根本就没洗澡的德国人，从他们所穿的粗糙衣服来看，大多数都是工人，他们身上的气味混杂着浓浓的汗臭味就像惊涛巨浪一样朝我们涌来，其中夹杂的啤酒味是如此浓烈，以至于我真以为自己掉进了啤酒桶里。
“迪肯先生？来这边。这儿！”一个男人大喊着发出命令，而不是在请求。他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屋子中间一张拥挤不堪的桌边。
我猜站在那里的那个男人就是布鲁诺?西吉尔。他瞧着我们穿过这个喧闹的地方走近他身边，目光冰冷，一双蓝眼一眨不眨。欧洲人都知道，他是个很棒的登山者，按照那些登山运动杂志所说，此人极为擅长在从无人踏足的阿尔卑斯山山坡上找路。可在我看来，除了因为那件深褐色汗衫袖子卷起来而露在外面的一节结实的前臂，这人压根儿就不像个会登山的人。此人太过刻意地追求肌肉发达，太过上重下轻，太过矮壮结实，太过身材短粗。西吉尔的一头金发剪得很短，头顶上的头发扁平，就像硬毛刷一样，而两侧的头发则被剃得一点儿不剩。有很多块头更大的人和他一起坐在桌边，头发都修剪成差不多的样子。对于西吉尔来说，这个发型可不好看，因为这样正好显得他那对招风耳从花岗岩石块一样的脸孔两侧突出来。
“迪肯先生，”我们走向桌边时西吉尔说。这个德国人低沉的声音穿透了啤酒馆里嘈杂的说话声，仿如一把尖刀刺穿了柔软的肉。“欢迎到慕尼黑来，几位爱登山的朋友。通过《登山杂志》和其他途径，我可以说是久仰你的大名，知道你是很多山峰的首攀者。”
不出所料，布鲁诺?西吉尔的英语带着德国口音，不过在我这个不那么讲究的人听来，也算是流利，而且能听得懂。
我一早知道，理查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就像随口说出法语、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可我还是很惊讶于他能够如此快速且有力地回答西吉尔——“多谢，西吉尔先生。对您的成就和壮举，我同样如雷贯耳[25]。”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坐火车返回的路上，理查把西吉尔和那些德国人所说的每句话以及理查的德语回答都翻译给我听了。现在我猜得没错，听了西吉尔的恭维，理查回答说他也久仰西吉尔在登山方面的成就和壮举。
“雅各布?佩里先生，”西吉尔一边说，一边和我握手，他的手紧握着我的手，力道非常大，嘎吱直响，我能感受到他的手上长着被岩石磨出的老茧，“波士顿佩里家的人。欢迎到慕尼黑来。”
波士顿佩里家的人？关于我的家庭，这个德国登山者到底知道什么？而且，不知何故，西吉尔用他那Y式德语发音说我的名字“Perry（佩里）”时听上去仿佛他是个犹太人。
西吉尔下穿一条皮短裤，上穿一件棕色汗衫，很像军装，袖子高高卷起，外套一件护胸。这间巨大的啤酒馆里人人都穿着皱巴巴的西装，混在这些人中间，他这身打扮本应该显得可笑才对，可他赤裸在外的大腿和手臂结实得很，皮肤被太阳晒得黢黑，那双超大号的手如罗丹雕塑一般，反而使他显得很有力量——几乎就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去他对面的一张长凳那边——坐在那里的几个男人挪了挪，给我们腾出地方，这么做时他们仍然一口口地喝着啤酒——然后我和理查坐了下来，做好准备开始面谈。西吉尔冲一位男侍者挥挥手，要了啤酒。我简直太失望了。我本以为会有漂亮的小妞儿穿着乡村风格的低胸衬衫给客人端啤酒，可捧着摆有巨大石杯的托盘的全都是些穿着皮短裤的须眉男子。而且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距离我和理查在火车上吃的那顿简便午餐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可不管是这张桌面上，还是我们周围的桌面上，除了啤酒杯和德国男人毛茸茸的前臂，就空无一物了。显而易见，这里的用餐时间要么是已经过了，要么就是还没到，也有可能是这里除了啤酒什么都不卖。
一眨眼的工夫我们的啤酒就送上来了，我必须承认，我从前可没用冷冰冰的石头啤酒杯喝过味道甘醇、口感浓烈的德国啤酒。举了这东西三次之后，我总算开始理解为什么我们桌子这一侧的男人全都有发达的二头肌。
“先生们，”西吉尔说，“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几位朋友。唉，他们都对你们的语言不太在行，今晚别指望他们能说英语。”
“那他们能听得懂吗？”理查问。
西吉尔浅浅地笑了笑。“事实上不行。我左边第一位是乌尔里希?格拉夫先生。”
格拉夫先生是个瘦高个儿，留着浓密的黑胡子，很是滑稽可笑。我们冲彼此点头示意。依我看，我们这些人之间大抵不会再握手了。
“乌尔里希是他的贴身保镖，去年十一月，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挡在他身前，中了好几颗子弹，枪枪致命。可你们瞧，格拉夫先生恢复得挺不错。”
我听到西吉尔一直在强调“他他他”，简直奇怪极了，而且他的语气里几乎透着一股尊敬的意味，可对于他们谈论的那个人是谁，我根本不得要领。看上去西吉尔压根儿就不打算给我提示，而是继续介绍，我只好扭头看着理查，希望他能为我解惑。可理查正看着桌子对面西吉尔正在介绍的几个男人，并没有注意到我问询的目光。
“格拉夫先生左边是鲁道夫?赫斯先生，”西吉尔说，“赫斯先生在去年十一月的那次行动中负责指挥一队冲锋队。”
赫斯先生长得怪模怪样，有一双超大的耳朵，胡子拉碴——他这样的人如果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和外人接触，可能得一天刮两到三次脸才能保持整洁——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两道浓眉很像动画片里的人物。在我观察他的时候，他要不就是因为惊讶一直扬着眉毛，要不就是皱着眉头。说实话，一看到赫斯，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曾在波士顿公共公园里见过的一个疯子，那疯子从附近的精神病院里逃了出来，然后在距离我不到30英尺远的地方，一点儿没有反抗便被三个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抓住了。那疯子之前一直绕着湖边拖着脚径直朝我走来，仿佛他在执行一项只有他能完成的任务。看着赫斯，我就觉得毛骨悚然，这感觉和当初我看着那个疯子经过天鹅形游船式凉亭朝我走来时的感受一模一样。
对于“去年11月的行动”，我同样一点儿头绪也没有，不过听上去那好像是一次军事行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坐在这张桌子上的许多男人都穿着带有肩章的准军事棕色汗衫。
我从记忆中搜索关于1923年11月德国的新闻，可那个月我去了勃朗峰登山，现在根本想不起在我们为数不多几次住进瑞士旅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听过和看过相关的报道，而那里的广播和报纸大部分都是法语或德语。过去的一年就像是一段爬山假期，而我几乎彻底同外界脱节了，一直到我了解到马洛里与欧文在珠穆朗玛峰失踪的事儿，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而且不管去年十一月发生在慕尼黑的“行动”是什么，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照我推测，那行动不过是一次与政治有关的白痴行为罢了，恺撒大帝倒台之后，不成气候的魏玛共和国掌权，德国人在政治光谱的两边搞些小动作，所以才有了那次的行动。
不管这行动是什么，它都与我们跋山涉水来慕尼黑见布鲁诺?西吉尔的原因毫不相干。也与西吉尔正在介绍的身边这六个登山者的姓名更不相干。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卡尔?巴赫纳先生，除我之外，他是我们这群登山伙伴的另一位领队。”西吉尔说着掌心向上，指着我右边的那个大胡子男人，此人皮肤黝黑，脸部瘦削，神情严肃。
“真荣幸能见到您，巴赫纳先生，”理查说。随后他用德语把这话又说了一遍。巴赫纳轻轻点点头。
“巴赫纳先生，”布鲁诺?西吉尔接着说，“是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州很多顶级登山者的导师，这些人都是慕尼黑大学登山俱乐部的成员。”
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我到底有多少次盼着我的学校也能有一个像慕尼黑登山俱乐部这样的正式俱乐部？虽然有好几位教授也爱好登山，帮助组织我们到阿拉斯加州和洛杉矶脉探险，可哈佛大学登山俱乐部要到几年之后才告成立。
“巴赫纳先生还是刚刚成立的德国-奥地利登山协会领导人。”西吉尔说。
这句德语就连我都能听懂。我从登山杂志中得知，正是卡尔?巴赫纳倡议把德国和奥地利的登山俱乐部联合在一起。
西吉尔指了指巴赫纳旁边的两个年轻人。“我猜你们从杂志上已经了解到阿图尔?维曾巴赫最近攀登冰川的壮举了……”
比较靠近我们的那个人朝我们的方向点点头。
“……这位是他的登山拍档，尤金?洛温赫茨。”
我知道，这两位年轻人因为设计出了非常短的冰镐而名声大噪，那东西实际上就是冰锤，因此，在短冰镐、登山钉和冰锥（像理查这样爱登山的英国人则把使用这种方法登山的德国人戏称为“悬挂和重击派”）的帮助下，就可以非常快速地登上或许会令我们铩羽而归的冰壁，因为我们这些人在攀登冰壁时都是使用老式登山方式，在冰壁上开凿踏脚处。
“上个星期，阿图尔和尤金只用了十六个小时就沿着直线路线攀上了德朗峰北壁。”西吉尔说。
我太惊讶了，不由得吹了声口哨。仅用十六个小时就沿直线路线爬上了全欧洲最难攀爬的一座北壁？如果这是真的——德国人说起登山似乎从不曾吹牛——那么这两个坐在我右边喝啤酒的男人真可谓开创了登山历史的新时代。
理查噼里啪啦快速地说了一句德语，后来他把这句话翻译给我听：“两位先生，你们有没有把新型冰镐带在身边？”
阿图尔?维曾巴赫把手伸向桌下，拿出了两把短冰镐，它们的斧柄长度还不到我自己那把木柄冰镐的三分之一，斧刃则要尖利和弯曲得多。维曾巴赫把这两件革命性登山工具摆在他面前的桌上，却没有将它们递给我或理查，让我们近距离瞧一瞧。
这倒是无所谓。光是看着这两把短冰锤（这名字比较适合），我就能够想象，这两个人是怎么劈凿出踏脚处，一路上把长登山钉或新式德国冰锥凿进冰山里，以保自身安全，登上了冰雪覆盖的德朗峰北壁。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也用到了10爪冰爪——这东西是1908年由英国人奥斯卡?埃肯斯坦发明的，可英国登山者倒是很少用到。现在这些新一代巴伐利亚州冰山攀登者经常使用这种10爪冰爪，他们一路把这些冰爪和短冰镐凿进巨大的冰壁里向上爬。这不光是设计巧妙——简直就是技艺高超。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公平，如果这能有任何意义的话。
西吉尔介绍了最后三位登山者——一位是冈特?埃瑞克?里格勒，两年前，也就是1922年，他成功地改造了德国登山钉，使之适用于攀登冰川；一位是卡尔?施耐德，我在杂志上看到过这位年轻人的神奇经历；还有一位是约瑟夫?维恩，这位登山者的年纪比较大，出于某种原因，他把头发都剃光了，他在登山杂志上说他的目标是要带领苏联和德国联合登山队攀登列宁峰和苏联高加索地区其他不可能攀登的山峰。
理查用流利的德语表达了我和他见到这些伟大的巴伐利亚登山者所产生的荣幸之情。这六个受到夸奖的男人——算上布鲁诺?西吉尔正好是七个——根本没有任何反应，连眼睛都没眨巴一下。
理查又喝了一大口装在那种沉重啤酒杯里的啤酒，然后对布鲁诺?西吉尔说：“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正事儿了吗？”
“这可不是像你说的‘谈谈’而已，”西吉尔厉声说，他那巴伐利亚式的礼貌突然间彻底消失，“那是审讯，仿佛我身在英国的法庭里。”
听了他这话我目瞪口呆，可理查只是笑着说：“不要紧。如果我们是在英国的法庭里，那么我肯定戴着搞笑的白色假发，而你呢，肯定是在被告席上。”
西吉尔蹙着眉。“我只是一个证人，迪肯先生。只有被告——往往是有罪的人——才会在英国法庭的被告席中，不是吗？证人就坐在……坐哪儿呢？应该是法官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是不是？”
“是，”理查表示赞同，他依旧笑眯眯，“我说得不对，予以纠正。我们用德语说话，以便你所有的朋友都能听懂，可以吗？稍候我会翻译给杰克听。”
“不用了，”布鲁诺?西吉尔说，“我们说英语。你的柏林口音真叫我这听惯巴伐利亚口音的耳朵难受。”
“抱歉，”理查说。“不过我们都认为你是唯一一个看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他的登山同伴科特?梅耶在雪崩中丧生的证人，不是吗？”
“迪肯先生，你到底是仗着什么权柄，在这里审讯……或者说是问询我？”
“一点儿权柄都没有，”理查平静地说，“我和杰克?佩里到慕尼黑来找你谈话，全是要帮布罗姆利夫人个人一个忙。她的儿子在登山时突然去世，她只想知道更多细节而已，这完全可以理解。”
“帮布罗姆利夫人一个忙，”西吉尔说，即便那浓重的德国口音也掩不住他声音里的挖苦意味，“依我看，帮了这个忙，肯定能得到一大笔钱。”
理查依旧保持微笑，等待着。
终于西吉尔砰地一摔他那空空如也的石头啤酒杯，招呼一旁恭候的服务员再来一杯，然后嘟囔着说：“关于那次事故，我早就把我所见到的一切细节都对德国《登山杂志》说了，还就此写了信给你们的皇家地理登山俱乐部杂志。”
“那只是一篇非常简短的报告。”理查说。
“那次雪崩是瞬间发生的，”西吉尔说道，“你参加过马洛里早前率领的两次珠峰探险，你见过雪崩吧？或者起码在阿尔卑斯山时也该见识过吧？”
理查点了两下头。
“那你就该知道，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这一秒他们还在那里，等到下一秒他们就消失了。”
“是的，”理查表示同意，“可很难了解清楚珀西瓦尔勋爵和那个叫梅耶的人到底在山上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到那里去？为什么你和你的六位德国朋友也在那里？你告诉《法兰克福日报》，当你在定日镇听说有一个奥地利人和一个英国人在西藏定日镇租了牦牛，买了登山装备，你们就改变了路线，还说你和你的朋友们纯属好奇，才会向南去调查一番……仅此而已。”
“我对报纸说的都是实话，”西吉尔说，语气有些不屑，“你和你的美国同伴不远万里来到慕尼黑，就是为了听我确认我所说过的话？”
“你从前的证词意义不大，或者说根本没有意义，”理查说，“如果你能帮助我们找到遗漏的事实，那么布罗姆利夫人，也就是小珀西瓦尔的母亲，将会非常感激。她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这事。”
“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帮一位老太太了解更多……你们英国人怎么说来着？……关于她儿子之死的细节。”西吉尔说，那表情简直就是在冷笑。我真惊讶，理查居然一直都没发脾气。
“那位科特?梅耶是不是来自你的……哦……登山队？”理查问。
“不是！在定日镇的藏人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之前，我们从没听说过此人……那些藏人还说他和英国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骑马向东南方向的绒布寺去了。”
“这么说梅耶根本不是个登山者？”
西吉尔喝了一大口啤酒，打了个嗝，耸耸肩。“我们谁也没听说过科特?梅耶这个人。我们只从那些和他说过话的定日藏人口中听说过他的名字。坐在这张桌子上的人几乎认识每一个德国和奥地利的真正登山者。是不是，我的朋友们？”他的这个问题是在问他的德国同伴。他们点点头，几个人还连连称“是”，虽然刚才西吉尔才和我们说，他们都听不懂英语。
理查叹了口气。“你宁可让我问你各种问题，让你感觉像是在法庭里，西吉尔先生，你为什么就不能把你知道的事儿和盘托出呢，说说你们为什么会在通往珠穆朗玛峰的路上？你们看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耶在干什么？或许你们甚至还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的马会被枪杀。”
“等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的马已经死了，”西吉尔说，“如你所知，迪肯先生，一号营地是一片崎岖不平的冰川堆石地区。或许他们的马都摔断了腿。也可能是布罗姆利先生或梅耶先生发了疯，所以把马都打死了。谁知道呢？”这位德国登山者又耸耸肩。
“至于我们‘跟踪’布罗姆利和梅耶两人到绒布冰川去的原因，”西吉尔接着说，“让我来告诉你一些我没对任何人说过的秘密。我和我的六个朋友只是想去见见乔治?马洛里、诺顿上校和其他登山者，我们听说他们那年春天去登珠峰了。很显然，因为我们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所以一直没听说马洛里和欧文已经遇难，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探险队有没有抵达那座山。不过，当定日镇的藏人告诉我们，布罗姆利已经出发去了他们口中的珠穆朗玛峰，我们就打定主意，就像你们英国人和美国人常说的，‘为什么不呢？’于是，我们就去了东南方，而没有返回北方。”
不知什么原因，西吉尔的德语口音开始在我听来非常刺耳。
“当然了，”理查说，他的语气文质彬彬，却显得坚持不懈，“当你们看到诺顿和马洛里的大本营已经废弃，只剩下一些帐篷碎片和尚未吃过的废弃罐头，你肯定就明白，登山队已经离开了。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着冰川向上攀登北坳和更高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看到两个人正从北部山脊下山，而且显然他们碰到麻烦了。”西吉尔厉声道。
“你们在大本营就能看到那两个人，那里距离珠穆朗玛峰可有12英里啊？”理查问，听他的语气，与其说他是在质问，倒不如说只是好奇罢了。
“不，不！发现死马之后我们就去了二号营地，而且认为我们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布罗姆利和那个叫梅耶的人可能碰上麻烦了。我们从马洛里的二号营地看到他们在山脊线上。我们用的是德国精密望远镜，蔡司望远镜，那可是世界上最棒的。”
理查点点头，认可这话属实。“这么说，你们一看到北坳下方1000英尺处废弃的马洛里三号营地，就搭建了你们自己的营地，然后爬上了北坳。你们有没有用到诺顿上校的探险队在那最后100英尺垂直冰壁上留下的绳梯？”
西吉尔手指一摇，否定了这个假设。“我们没有用到他们的梯子，也没有用固定绳索。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攀登冰川的冰镐和其他德国登山技术，才爬上了那面冰壁。”
“嘉密?赤仁说看到几个你们的人顺着桑迪?欧文的绳梯从北坳上下来。”理查说。
“嘉密?赤仁是谁？”西吉尔问道。
“就是你们遇到的那个夏尔巴人，那天就是他举着左轮手枪对准了三号营地附近的地方。你还把布罗姆利之死的事儿告诉了这个人。”
布鲁诺?西吉尔耸了耸肩，冷笑一声。“夏尔巴人。你们听着，夏尔巴人满嘴谎言。我和我的六个朋友根本就没靠近那架都已经磨损的绳梯。你们也看到了，根本就没那个必要。”
“这么说，你们纯粹是为了到中国探险，可你们还把登山和登冰川的设备带在身边。”理查说着拿出烟斗，开始往里面塞烟叶。这个巨大房间里的烟雾已经浓得不能再浓了。
“中国有很多高山和陡峭的山口，迪肯先生。”西吉尔此时的语气已经不是充满敌意，而是有些瞧不起人了。
“我无意打断你的叙述，西吉尔先生。”
西吉尔又耸耸肩。“如你所说，我要叙述的已经不多了，迪肯先生。我和我的朋友去攀登北坳，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两个从北部山脊下来的人有麻烦了。一个似乎出现了雪盲症，被另一个人牵引着，几乎可以说是另一个人在搀着这个人了。”
“这么说你们是在北坳扎营了？”理查说着点燃了他的烟斗，嘬了几口，让烟叶烧着。
“没有，”西吉尔大声说道，“我们没在北坳扎营。”
“嘉密?赤仁看到，在北坳的那道壁架上至少有两顶帐篷，而诺顿和马洛里的四号营地曾经就在那里。”理查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又一次是好奇的意味多，质问的意味少。他就是在帮一位伤心母亲的忙，探明实情，从而弄清她儿子失踪的团团迷雾，让她得到慰藉。
“那些帐篷是布罗姆利的，”西吉尔说，“一个已经被高山上的狂风吹烂了。就是因为这风，退下山来的布罗姆利和梅耶才被迫离开了山脊线，到了五号营地上方的冰壁上，那里的积雪很不结实。我用英语和德语向他们喊话，叫他们不要去那面冰壁，因为那里的雪太不稳固了要不就是风太大了，他们没听到我的话，要不就是他们压根儿没想搭理我。”
理查微微扬了扬两道浓眉。“你们的距离已经近到可以和他们讲话了吗？”
“是向他们喊话，”西吉尔说，他的语气分明是对反应迟钝的儿童说话的语气，“我们之间的距离有30米，或者更远。随后，他们脚下的雪开始摇晃，然后大量积雪呼啸着，从那面冰壁向下坠了数千英尺。他们在这次雪崩中彻底消失了，我没有听到他们发出任何声音。”
“你们就没试着到下面去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活着？”这声音里没有夹杂着任何谴责的意味，可布鲁诺?西吉尔依旧很生气，怒目而视，仿佛受到了多大侮辱似的。
“根本就不可能下到那面冰壁下面去。根本就看不到那面山壁的本来面目了。山壁上的雪全都被雪崩卷走了，很显然小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都死了，被埋在数千英尺山下几吨重的雪中，没命了，完蛋了。”
理查点点头，仿佛他完全能够理解。我还记得，他曾经眼见着乔治?马洛里攀登通往北坳的那道长雪坡，并且提醒他不要这么做。1922年，在珠穆朗玛峰的一次雪崩中，这座雪坡夺去了马洛里七位挑夫的性命。
“这些事在你给报纸的报告中都写了，其实你只是重复了一遍，说什么通往六号营地的山脊上狂风大作，珀西瓦尔勋爵和梅耶先生不得不退到北壁的岩石滩和冰雪上，以便能够下到五号营地，”理查说。
“是的，一点儿不错。”
“西吉尔先生，想必在上山去寻找这两个人的时候，你们也不得不离开山脊，爬上了那边山壁。这就是说，你们和他们相遇了，你们看到他们，冲他们大喊，他们也冲你们喊来着，这一切都发生在山壁之上，而不是山脊上。这就解释了为何山脊上没发生雪崩。”
“是的，”西吉尔说。他说这个英语单词时带着盖棺定论的语气，仿佛这次询问已经结束了。
“可是，”理查说，修长的手指比画成一个塔尖，“你刚才告诉我，即便山脊上狂风呼啸，你们和那两位已经遭遇不幸的人相隔30多米，也就是100英尺，可是你们仍可以互相喊话，且能够听见对方说话。”
“英国人，你到底在暗示什么？”
“我没有任何暗示，”理查说，“不过我还记得，1922年，我在那座山脊之上时，那里海拔那么高，我和另外两名登山者被迫离开那座山脊，顺风到了布满岩石的北壁上，我们之间相隔五步，这可比30米短多了，可还是听不到彼此的呼喊声。”
“这么说，你觉得我是个骗子？”西吉尔的声调很低，脸部紧绷。他把双手和前臂从桌上拿开，右臂动了动，仿佛正从他那宽腰带里拿出什么东西——没准儿是一把小手枪，一把刀。
理查轻轻放下烟斗，手放在桌子上，手掌向下，他的手指修长，手上因抓握岩石而遍布伤痕。“西吉尔先生，我并没有说你是骗子……我只是在尝试理解布罗姆利和他的奥地利登山伙伴在人生最后几分钟的经历，以便能够详细地向布罗姆利夫人报告，她此刻伤心欲绝，以至于还幻想着她儿子现在还活着，就在山上的某个地方。依我看，你刚一离开那道山脊，继续沿着山壁向上攀爬，风就小了，呼啸声也不那么大了，所以你完全能够对着30米开外的布罗姆利喊话。”
“是的，”西吉尔说，他依旧一脸怒容，表情阴沉，“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那么，”理查问，“你冲他们喊了什么，特别是对布罗姆利说了什么，在雪崩开始之前，他们是怎么回复你们的？他们两个人是谁出现了雪盲症状？”
西吉尔犹豫了一下，似乎在这次的询问中再多说话，就意味着他屈服了。不过接下来他还是开口了。他那个长着奇怪眉毛的朋友赫斯先生露出了困惑的眼神，似乎聚精会神地听着刚才的英语对话，而且可以听得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不过我也不能肯定。或许这个瘦削的男人充其量也只能听懂一两个单词，也可能是耐心等待西吉尔先生给他翻译。不论如何，反正他看上去对他们的对话十分感兴趣。
我确信，虽然我不肯定为什么，反正我就是知道我右边的男人，也就是著名的登山者卡尔?巴赫纳先生绝对听得懂这唇枪舌剑的英语对话。
“是布罗姆利勋爵牵领着出现雪盲症、步履蹒跚的梅耶，我对布罗姆利喊——‘你俩怎么爬这么高？’”西吉尔说，“然后我又喊——‘你们需要帮忙吗？’”
“你对着布罗姆利喊话时，你的六个德国探险家同伴和你一起在山脊上吗？”理查问。
西吉尔摇摇他那个头发剪得很短的脑袋。“没有，没有。海拔太高了，我的朋友们受到的影响都比我严重。他们有几个留在三号营地休息，你们英国的探险队就这么叫，还有几个爬上了北坳。我一个人爬上北部山脊，去了五号营地和更上面的地方。就像我在给几家报纸和登山杂志的报告里写的那样，我碰见布罗姆利和他那个得了雪盲症的同伴时只有我一个人。你肯定在此之前也看过了我的解释了吧？”
“这是自然。”理查又抽起了烟斗。
西吉尔叹了口气，似乎是觉得和他用英语说话的这个人慢吞吞的，简直不可理喻。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问你的目的地是哪里，西吉尔先生？带着那些蒙古马、驴子和登山设备，你本来打算到哪里去？”
“想看看我能不能碰到乔治?马洛里和诺顿上校，而且没准还可以远距离观察一下珠峰，迪肯先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或许还能登上珠峰？”理查问。　
“登珠峰？”布鲁诺?西吉尔重复了一遍，然后哈哈大笑，笑声十分刺耳，“我和我的朋友们只带了一些基本的登山设备，远远不足以登上那样一座山。况且季风已经迟到了好几个星期，随时可能朝我们袭来。只有布罗姆利这么傻的人才会认为凭借那些所剩无几的罐头、马洛里登山队留下的破烂绳梯和被冰雪覆盖的固定绳索，就可以爬上珠峰。布罗姆利真是个傻瓜。当他在人生最后时刻双脚踏在松动的冰雪之上时，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他不仅送了自己的命，还让我的同胞[26]也丢了命。”
就和鲁道夫?赫斯一样，坐在我右边的几个德国登山者也纷纷点头表示同意。西吉尔旁边那个大块头，也就是头发剃光的乌尔里希?格拉夫，刚才西吉尔介绍他是某人保镖的那个人，依旧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对眼前的一场闹剧视而不见，仿佛失去了知觉。也有可能他压根儿就毫无兴趣。
“我亲爱的迪肯先生，”西吉尔继续说，“人人都说，珠峰根本就不是一座可以单人攀登的高山，”他冷酷地看着我，“也不是两个……或三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登山者凭借野心和阿尔卑斯山式攀登方式就能征服的。采用阿尔卑斯山式攀登方式决不可能登上珠峰。那里也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的地方。不，我只是想从远处看看那座山。”
“在那最后一天，你在山壁上对布罗姆利和梅耶喊话，”理查说，“你能再说一遍你对他们说过的话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说了几句话。”西吉尔说。他看上去挺不耐烦。
理查等他回答。
“我问他们——我向他们喊道——‘为什么你们爬得这么高？’”西吉尔又说了一遍，“然后我还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他们显然需要。一看就知道梅耶得了雪盲症，而且累得没力气了，没有布罗姆利的帮助，他根本连站都站不住。那位英国勋爵本人看上去有些迷惘，不知所措……茫然恍惚。”
西吉尔停下来又喝了几口啤酒。
“我警告过他们，千万别到那道雪坡上去，可他们一意孤行，雪崩开始了，我和他们的对话就此告终……彻底结束了。”西吉尔说。很显然，他不打算再重复这件事了。
“你说过，你用德语和英语和他们喊话，”理查说，“梅耶用德语回答你了吗？”
“没有，”西吉尔说，“那个被定日镇的藏人称为科特?梅耶的人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得了雪盲症之后非常痛苦，根本说不出话来。他一个字都没说。直到冰雪卷走他之前，他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你还和他们说了——喊了——别的话吗？”
西吉尔摇摇头。“冰雪在他们脚下摇晃，雪崩把他们从珠峰的那面冰壁上卷走，我退到了更加结实的山脊上，风太大了，我几乎是爬着回去的，我先是退到了四号营地，然后是北坳，最后离开了那座山。”
“你就没看到山下他们的尸体？”理查问。
西吉尔此时已经怒不可遏了。他的嘴唇变得很薄，完全是在咆哮了。“按照你们英国人的单位来说，从北壁的那个位置到下面的绒布冰川有该死的5英里多的落差！我没有到8000米之下的地方去寻找他们的尸体，迪肯先生，我用我自己的冰镐，离开了我所处的那些覆盖着松垮冰雪的板岩，这些雪随时都会开始崩塌，然后返回了被冰雪覆盖的板岩的北部山脊，以便我能尽快下到北坳。”
理查点点头，表示理解。“那么你觉得这两个人为什么要登上那里？”理查的声音显得他是真心感觉好奇。
布鲁诺?西吉尔看着桌子那一边的巴赫纳和其他几个德国登山者，我又感觉好奇了，这些人里到底有几个听得懂这次的英语对话？
“事实就摆在眼前啊，”西吉尔说，此时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蔑视的意味，“几分钟之前我就已经说过了。你没听到吗，迪肯先生？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迪肯先生？”
“再和我说一遍，拜托了……”
“你们那位假行家布罗姆利在向导的带领下爬过阿尔卑斯山，然后就以为凭借一己之力，靠着诺顿和马洛里探险队剩下的破绳子和帐篷，只带一个傻瓜似的科特?梅耶当挑夫和登山同伴，就能爬上珠峰。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傲慢……这话用希腊语怎么说来着……hubris（狂妄自大）。纯粹一个自大狂。”
理查缓缓地点了点头，用烟斗杆轻点着下嘴唇，仿佛一个绝世谜团得到了澄清。他说道：“在摔下来之前，你觉得他们已经登上了多高？”
西吉尔哈哈一笑。“谁在乎这个呢？”
理查耐心等待着。
终于，布鲁诺?西吉尔开口道：“如果你认为那两个傻瓜可能登顶了，那就赶快醒醒吧。他们离开我们的视线也就那么点儿时间，根本不可能爬到五号营地以上的地方……如果他们用了马洛里的人留在五号营地里的吸氧器的话，没准能达到六号营地。不过我怀疑那里有没有吸氧器。肯定没有登到六号营地，这点我很肯定。”
“为何你如此肯定？”理查问，显得很通情达理，兴趣盎然。他依旧用烟斗杆轻击下嘴唇。
“因为风，”西吉尔说，完全是在总结陈词，“天寒地冻，狂风大作。当我在五号营地上方遇到他们的时候，待在山脊线上，就已经让人受不了了。再往上靠近六号营地的地方，海拔将近8000米，向上是裸露在外的东北山脊，那儿海拔更高，要不就是光秃秃的山壁，再走下去就意味着找死了。他们根本不可能爬得那么高，迪肯先生。毫无可能。”
“你带着极大的耐性回答了我的问题，西吉尔先生，”理查说，“我诚心向你表示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或许可以令布罗姆利夫人释怀了。”
西吉尔闻言只是咕噜一声，然后他瞧着我。“你在看什么，年轻人？”
“那面墙上的红色旗子，就在那个被绳子隔开的角落里，”我直言，一边指着西吉尔身后，“还有红旗子上白色圆环里的符号。”
西吉尔盯着我看，那双蓝色的眼睛冷若冰霜。“美国来的雅各布?佩里先生，你知道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吗？”
“是的。”我说。在哈佛大学时，我对很多梵文和印度河流域文化有过涉猎。“这个标志来自于印度、西藏地区，和其他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文化，意思是‘好运’，有时候也表示‘和谐’。我想，这个标志用梵语来念就是svastika。据说，印度古老的庙宇中到处都是这种标志。”
此时西吉尔直勾勾看着我，仿佛我在嘲笑他，或是在嘲笑对他来说某个非常神圣的物件。理查点燃了烟斗，看着我，但一言不发。
“在现今的德国，”西吉尔终于说，薄唇几乎动也不动，“我们都念swastika。”他用听上去是英语的字母念给我听，“这是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也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的光荣象征。这个党派，还有那些照片里的那个男人将会成为德国的救世主。”
我的视力挺好，不过还是看不清“照片里的那个男人”是谁。在那个被绳子隔开的角落里，红色旗子下面的墙上挂着两幅非常小的带相框照片，此外角落里还有一面卷起的红旗，升到了旗杆6英尺高的位置。我估计这面旗子和那两面悬挂在墙上的旗子差不多。
“过来。”布鲁诺?西吉尔命令道。
所有人——那些德国人，也包括赫斯，坐在桌子对面、西吉尔身边的光头男人，巴赫纳，我们这面的所有登山者，然后是依旧抽着烟斗的理查，都站了起来——我也不例外，都跟着西吉尔走到那个角落里。
那条隔开这片小角落纪念区域的绳子就是一条普通的四分之一英寸粗的登山绳，被刷成了金色，两端系在两个小柱子上，就是在豪华餐厅入口，餐厅领班用来勾住天鹅绒短绳子的那种柱子，而那片区域就像一片临时搭建起来的圣坛。
有一个男人出现在那两张照片里，所以，据我估计，这个男人，还有这个使用万字旗的社会党就是“德国的救世主”。在红旗下面、靠右边墙上的照片是这个男人的独照。从远处看，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查理?卓别林的照片，因为此人鼻子下面也有一撇可笑的小胡子，可此人并非卓别林。这个男人有一头深色头发，中分，还有一双深色的眸子，眼神热切或者说“狂怒”地看着照相机或摄影师。
左边的照片里也有这个男人，他和另外两个人站在一个地方的门口，我认得那就是这间啤酒馆的门口。另外两个人都穿着军装，留着查理?卓别林式小胡子的那个人则穿着宽松便服。在照片里的三个人中，他的个子最矮，当然也最不显眼。
“此人是阿道夫?希特勒。”布鲁诺?西吉尔说，然后密切关注我作何反应。
我什么反应都没有。我想我听到过这个名字，此人与1924年十一月德国此地持续的动荡局面有关，不过我对此的印象并不深刻。显然他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一位社会主义领袖。
在我身后，优秀的登山者卡尔?巴赫纳说：“Der Mann, den wir nicht antasten lassen。”
我看向西吉尔，希望他能给我翻译一下，可这位德国登山者一语不发。
“至高领袖，圣名不容玷污。”理查翻译给我听，此时他把烟斗拿在一只手里。
此时我注意到，那面印有白色圆环和万字标志的红旗已经破了，像是被子弹打穿的，而且血淋淋的，如果那些干涸的棕色斑点的确是血迹的话。我冲着旗子伸出手，打算问个问题。
在刚才的谈话过程中，那个光头圆脸的肌肉男一直默默坐在西吉尔身边，此时他身体突然一晃，一把拍打在我的手上，把我的手向下打偏，如此一来，我并没有真的摸到那块破碎的织物。
我被吓了一跳，赶紧放下手，看着这个如摔跤选手一般恶狠狠的人。
“这是Blutfahne，也就是血旗，是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追随者的一件圣物，”布鲁诺?西吉尔说，“绝对不可以让非雅利安人触摸。Ausl?nder（外国人）也不行。”
理查并没有给我翻译这个词，不过根据前言后语我也猜到了其中的意思。
“那是血吗？”我傻兮兮地问。今天晚上我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以及每一种感受，都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而且我就快饿死了。
西吉尔点点头。“去年11月9日，慕尼黑警察毫无人性地向我们开枪，那是一次屠杀，旗子上面的血迹就是这么来的。这面旗子属于风暴第五冲锋队，上面的血迹大部分属于我们的同志，在他被那些警察打死的时候，正好倒在这面掉下来的旗子上。”
“不成功的啤酒馆暴动，”理查向我解释，“我记得那起事件就是从这家啤酒馆开始的。”
西吉尔透过我朋友的烟斗冒出的烟雾看着他。“我们更喜欢称之为希特勒暴动或希特勒-鲁登道夫暴动。”那位德国登山者厉声说，“而且，那也不像你说的，是一次‘不成功的’的政变。”
“真的吗？”理查说，“警方镇压了你们的起义，驱散了游行的纳粹党人，逮捕了党首，你们的希特勒先生也锒铛入狱。我相信，他现在正在服刑，他因为叛国罪被判入狱五年，而他被关押的地方就是古老的堡垒监狱兰茨贝格监狱，位于莱希河的一座悬崖之上。”
西吉尔露出了奇怪的笑容。“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成为了德国人的英雄。今年年底之前他就会出狱。就算是在那里，那些所谓的‘守卫’也把他当作皇室一样妥善照顾。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他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
理查轻轻拍了拍烟斗，把烟叶弹掉，将之放在粗花呢夹克口袋里，随后非常感激地点点头。“非常感谢西吉尔先生今晚提供了这么多信息，还要感谢你让我了解到了关于希特勒暴动和希特勒先生目前状态的真相，原来事情并不像雅各布他们这些美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我理解错了。”
“我送你们出贝格勃劳凯勒大门。”西吉尔说。
*
刚到晚上10点，我们的火车便驶出了车站，这趟列车将驶过边界前往苏黎世。我现在了解到准时是德国人的一大特点。
我很高兴我们能有一间私人包房，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赶在后半夜到瑞士边界更换铁轨和火车之前，在里面伸展四肢躺在衬垫长椅之上打个盹。在从贝格勃劳凯勒到慕尼黑火车站的出租车上，我才意识到，我的汗衫被汗浸透了，硬挺的衬衣被汗浸透了，就连我那件很厚的羊毛西服外套也都被汗浸湿了。我看着慕尼黑的灯光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乡间的一片漆黑，我的手不住地颤抖。在看到其他任何城市的灯光消失在我身后时，我从未这么高兴过。
我声音里的颤抖终于消失了（这倒是和刚才我的手抖挺搭调），于是我说：“这个阿道夫?希特勒，我听过他的名字，但对他毫无印象，他是不是那个呼吁打倒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共产主义领导人？”
“正好相反，老伙计，”理查伸平四肢躺在包厢另一个衬垫长椅上答道，“因为受审，整个德国都听到了希特勒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辞，他之所以出名且如此受人爱戴，完全是因为他那些极右翼观点，恶毒的反犹太主义思想等等。”
“啊，”我说，“可他去年因为试图发动政变而被扣上了叛国罪的帽子，要被关进监狱五年啊？”
理查坐起来，又点燃了烟斗，然后把火车车窗打开一条缝，从而驱散包房里的烟味，不过我倒是不介意。“照我看，西吉尔先生说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一是新年之前希特勒就会出狱，总共坐牢还不到一年，二是在那座河上监狱里，当局像对待达官贵人一样厚待他。”
“为什么？”
理查微微耸耸肩。“1924年的德国政治不是我这个小人物能够理解的，不过，从这场超级通货膨胀席卷德国以来，极右翼势力，确切地说就是纳粹党，似乎为很多备受挫折的人说起了话。”
对那个留着查理?卓别林式胡子的小个子男人，我觉得我的确提不起一丝兴趣。
“顺便提一句，”理查又说，“关于那个坐在你对面、光头圆脸一脸阴沉的男人，就是你想要摸他们那面神圣血旗时拍你手的那个男人。”
“怎么了？”
“乌尔里希?格拉夫是希特勒先生的私人保镖，可能正因如此，在去年十一月那场荒唐的暴动中，他才会挡住了射向希特勒的几颗子弹。不过今晚你也看到了，格拉夫身强体壮，很可能会活下去，再次成为德国救世主纳粹的英雄，对此我十分肯定。在加入纳粹和成为他们领袖的保镖之前，格拉夫是个屠夫，半专业摔跤选手，而且只要给钱，他就会在街上和别人打架。有时候他还自愿毒打，甚至杀死那些犹太人或德国共产党人，对他的老板分文不取。”
我心里琢磨着，良久，我才开口说话，声调略高于耳语，虽然周围就是包厢的四壁。
“关于珀西瓦尔勋爵和奥地利人梅耶遇难的经过，你相信西吉尔说的那些话吗？”我问。就我自己而言，我有多不喜欢西吉尔和其中几个他的朋友，就有多不相信他这个人。
“一个字也不信。”理查说。
听了这话，我从我本来半躺半坐的地方腾地一下直直坐了起来。
“不信？”
“不信。”
“那么你觉得布罗姆利和梅耶遇到了什么事？西吉尔撒谎有什么好处？”
理查又一次轻轻耸了耸肩。“可能是在定日镇听说马洛里的登山队已经离开之后，西吉尔和他的朋友们准备非法尝试登顶珠峰。西吉尔当然没有得到西藏登山和旅游的许可。没准西吉尔和他的五个朋友在北坳下面的某个地方追上了布罗姆利，强迫他和梅耶冒着与季风差不多的恶劣天气，与他们一起去登山。当布罗姆利和梅耶摔死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死在了山上，西吉尔只好退回去，然后编造了一个迷失男孩之类的故事，说什么另外两个男人孤身登山，然后被一场雪崩吞噬了。”
“你不相信他说的，觉得并没有发生雪崩？”
“雅各布，我曾经去过那片山脊和山壁，”理查说，“那部分山壁很少会堆积如此多的雪形成西吉尔所说的那种从板岩上落下的大规模雪崩。而且就算真有雪崩，我总感觉布罗姆利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已经积累了足够多躲避雪崩的经验，所以不会笨到去登那样一座雪坡。”
“如果不是雪崩夺走了布罗姆利和那个奥地利人的性命，你说会不会是他们和西吉尔一起在六号营地上方登山时摔死的？”
“还有其他可能，”理查说，“特别是因为，根据我对珀西?布罗姆利并不多的回忆，他未必会让他自己受到几个德国政治狂热分子的威胁，满足他们的企图，和他们一块儿去攀登珠峰，让他们把登顶珠峰的荣耀献给他们祖国德国。”
理查端详着他的烟斗。“我真希望能更了解珀西瓦尔勋爵。我对你和让-克洛德说过，我偶尔会被带到他家，陪珀西的哥哥查尔斯玩，有点儿像贵族让别人把其他东西送到家来一样，当时查尔斯和我差不多大，大概九岁、十岁的样子。小珀西瓦尔总是闹着跟我们一起。他这人吗，你们美国人怎么说来着，雅各布？就是个跟屁虫。”
“在那之后你就再没见过珀西瓦尔吗？”
“哦，在英国的花园派对和欧洲我无意中碰到过他几次。”理查含糊地说。
“珀西瓦尔真的是……同性恋吗？”我很难大声说出这个词，“有些欧洲妓院是年轻男子在出卖色相，他真的是那里的常客吗？”
“那只是传闻，”理查说，“雅各布，那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我想了想，可理不出头绪。我意识到，我一直过着中规中矩的生活。我的朋友里从来都没有同性恋。至少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是那样的人。
“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耶还有可能是怎么死的？”我问，我感觉挺尴尬的，所以急着改变话题。
“可能是布鲁诺?西吉尔杀了他俩。”理查说。我俩中间弥漫着一股蓝色烟雾，不过这烟雾盘旋一阵，便飘向了敞开的窗户。钢铁车轮驶在金属铁轨之上，响声震天。
听到他这话，我不由得深感震惊。理查是在虚张声势地开玩笑吗？就为了吓吓我？若果真如此，他的确干得漂亮。
我的母亲是位天主教徒，曾经是奥莱利夫人，是波士顿婆罗门名门望族佩里家族的另一个名誉污点，我从小就知道可赦轻罪及不可赦重罪之间的差别。在我看来，在珠穆朗玛峰这样一座山上杀死另一个登山者比不可饶恕的重罪还要罪无可赦。对于一个登山者而言，这种谋杀不可恕重罪还夹杂着亵渎神明的意味。“杀死一起登山的人？为什么？”我终于开口道。
理查把烟斗在设于扶手一端的烟灰缸里捣了捣。“我看我们得去登一登珠峰，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找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尸骨，以便找出答案。”
理查拉下粗花呢帽子，盖在眼睛上，没一会儿便睡着了。良久，我就这么直挺挺地坐在哐当哐当直响的火车包厢里，脑筋不停转动，想要理清这怎么也理不清的局面。
最后我关上窗户。外面的天气越来越冷了。

7
岩架只有那个面包托盘那么宽……
 
1925年3月底，另一趟列车沿着窄轨铁路从乌烟瘴气的加尔各答驶往7000英尺高的大吉岭高山。在这辆火车上，我终于有时间在我们出发之前，好好回想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这好几个月的繁忙时光。
1925年1月初，我们三个人返回苏黎世，去探访乔治?英格尔?芬奇，此人可能是除理查?戴维斯?迪肯之外，英国还在人世的最好的登山者。
1922年，芬奇和马洛里、理查一起，也是珠峰探险队的一员，和理查一样，他的运气也很差，得不到当权派的青睐——而且芬奇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和乔治?莱?马洛里意见不和，而且还和整个珠峰委员会、登山俱乐部和三分之二的皇家地理协会成员关系疏远。
芬奇曾在巴黎医学院学习，但在这里的学习时间并不长。后来，他于1906—1922年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求学期间转而学起了物理科学，然后成了皇家地面炮兵的一位上尉，一战期间曾在法国、埃及和马其顿作战。战后，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瑞士登山，他在阿尔卑斯山脉首攀的山峰数比珠峰探险队其他精挑细选成员的首攀数加起来还要多。相比珠峰委员会的登山者和其他英国登山者，他更为了解德国的和其他全新的欧洲登山技术，可他并没有入选1921年珠峰登山队入选名册，官方给出的原因是他的身体太差了。而真正的原因则是，尽管他是英国公民，还在一战期间被授予炮兵军官的勋章，可战前战后的很多年里，他都住在讲德语的瑞士地区，在那里登山，所以他更习惯讲德语，而不是英语。正如查尔斯?布鲁斯准将对选拔委员会甄选人员的描述——“如有可能，他们，我们，都希望珠峰探险队能成为老男孩俱乐部。我们自己称之为‘BAT’阵容，即‘清一色的英国人’”。
据理查所说，布鲁斯将军是珠峰委员会的头儿，1922年探险队的领导，就连清一色英国人探险队这个要求也是他提倡的，他曾经写信给其他有可能成为委员会和探险队成员（包括理查在内）的人，说乔治?芬奇是“一个故事大王，说话天花乱坠，根本不够资格入选。每年2月1号刷牙，如果那天的水很热，他还会洗个澡，否则的话就会等到明年这一天”。
然而，根据理查所言，在委员会清一色英国人的眼中，芬奇的主要罪名除了经常蓬头垢面和奇怪的德国口音这些“不够格”的地方之外，还因为乔治?芬奇不断提出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创新登山技术。皇家地理协会和登山俱乐部（在这一方面也包括珠穆朗玛峰委员会）都不喜欢这种“创新”。他们认为老方法都是好方法：钉靴，19世纪样式的冰镐，为了在28,000英尺及以上海拔高度的零下温度下保护登山者免受这种几乎是非地球气候的天气伤害，使用一层层薄羊毛夹层。
理查说，这位成功的登山者芬奇有很多新奇的创新，其中就包括他设计并制造的一种外套，这衣服专为珠峰的环境设计，夹层里填充的是鹅绒（而不是普通的羊毛、棉或丝绸）。芬奇尝试了很多种材料，最后选定了一种很薄却非常坚韧的气球用织物，制造出了一种长大衣，大衣上有很多缝制出来的间隔空间，里面填塞了鹅绒，从而把人类身体的热量储存在这些气囊里。在北极，鹅身上的鹅绒就是这么给鹅保暖的。
理查解释说，结果在1922年那次登山过程中，在海拔20,000英尺及以上的高山上，芬奇是唯一一个没有被高海拔地区的狂风和严寒冻僵的人……
然而，虽然乔治?芬奇在以往的珠峰登顶尝试中表现优异（1922年5月7日，他和小杰弗里?布鲁斯尝试登顶，勇敢无畏却没有成功，那时他们创造了最高攀爬纪录，不过这个纪录只保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可他还是被挡在了1924年那次珠峰探险之外，究其原因则是芬奇提议并改装了皇家飞行服务队的吸氧设备，1922年和1924年，探险队员都使用过这种吸氧装备，而且效果非常好。（在1924年最后一次珠峰探险中，尝试登顶时马洛里和欧文都携带了芬奇式吸氧装备，不过修补天才桑迪?欧文做出了很多改装，后来两位英雄都失踪了。）
芬奇的吸氧装置在高海拔模拟室的实验中，在艾格尔峰甚至在珠峰上都被证明效果显著。很久之后，关于芬奇的吸氧装置，珠峰委员会主管探险资金支出（与引资）的负责人亚瑟?希克斯给出了被多次引用的官方评价：“如果这种吸氧设备妨碍他们在没有该设备的情况下攀登更高高度，我将非常遗憾。如果有人不吸氧就登不上25,000-26,000英尺，那他们就是一群不中用的东西。”
不中用的东西？
“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伦敦海平面的人来说，说出这种话自然轻而易举。”1925年1月，我和理查坐火车前往苏黎世时，他这样评价。
“我真想把希克斯先生送到珠峰26,000英尺的地方，看看他如何气喘吁吁、干呕并且像离开了水的鱼一样上下前后地乱蹦，”理查接着说，“然后问问他，他是不是觉得他自己是个‘不中用的东西’。我真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不中用的东西，即便在海平面上也是一样。”
正因如此，在我们自己的珠峰探险中，我们初步计划带上25套经欧文改装的芬奇式吸氧设备和100个氧气罐。（1924年，马洛里和他的队员们带了90个氧气罐，供12名登山队员和高山挑夫使用。我们的氧气罐数量比他们的要多。而且这次只有我们三个人登山）“那个叫雷吉的表亲呢？”让-克洛德曾这样问，提醒理查不要忘了布罗姆利夫人的条件：带上在布罗姆利茶园种茶的那位表亲和我们一起去。
“‘雷吉表亲’当然是留在大本营啊，呼吸呼吸16,500英尺高山上夹杂着浓郁牦牛味儿的空气。”理查说。
此时此刻，时值今年的第一个月，天气寒冷，我们即将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很有可能就此丧命，所以理查希望我们去一趟乔治?芬奇的第二故乡苏黎世见见这个人，和他聊一聊。（理查曾经邀请他来伦敦，并表示会支付车马费，这么做非常合情合理，毕竟我们有三个人，而芬奇只有一个人，不过这位性情暴躁的登山者在电报中回复道：“现在整个英国都没有这么多钱能引诱我回伦敦。”）
我们在皇冠大厅饭店见到了乔治?英格尔?芬奇，即便是从苏黎世豪华餐馆的高标准来说，这里都堪称奢华，而且这里在全欧洲都享有盛名。理查告诉过我们，虽然皇冠大厅饭店曾有着辉煌的历史，可近些年来，这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在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期间内，这家古老的餐馆一直凭借其在19世纪的卓越声誉才得以惨淡经营。然而，希尔达?扎姆斯蒂格和戈特利布?扎姆斯蒂格夫妇买下了这个地方，将之装饰一新，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型公司，包括一位新厨师，一份包含了最美味的巴伐利亚美食、经典美食和瑞士美食的菜单，并且提供最高级的服务，使得这家餐馆达到了瑞士和苏黎世真正的优秀标准。因此，在几英里之外的边界那一边，德国人食不果腹，而瑞士的银行家、商人和其他上流社会公民则可以享受到奢华盛宴。
皇冠大厅饭店位于拉米大街4号，在苏黎世大学西南方不到1英里处，而利马特河正是从此处汇入苏黎世湖。一月末的风吹拂着湖水，时不时地被行驶在宽阔的拉米大街上的有轨电车遮挡，那车子噗噗驶过，声音轻柔，而我虽然穿着最厚的羊毛正装大衣，还是被冻了个透心凉。
就是在这一刻，我才发现我自己特别想知道，如果在苏黎世的拉米大街上，瑞士的一座湖上吹来阵阵微风，被风吹了一会儿，我都快被冻僵了，牙齿直打战，那么我究竟怎么才能在26,000多英尺高的珠峰上，征服亚北极区的狂风，并且活下来？
我原以为我在波士顿、纽约、伦敦和巴黎已经享尽美食了，那时候吃饭时要么用我姑姑留给我的遗产付账，要不就是理查慷布罗姆利夫人之慨来埋单，可皇家大厅饭店自然是我踏足过的最大也是感觉最为正式的餐厅。我们和芬奇见面的那天是这家餐厅这一周里唯一供应午餐的一天，男服务员、餐厅领班和其他工作人员依旧穿着礼服。到处都摆放着高大的盆栽植物，这个角落里，那根柱子边，还有那扇窗户附近，可谓无处不在，这些植物看上去太正式了，失去了植物的味道；似乎它们也希望穿礼服。
我穿的是那套理查在伦敦给我买的深色西装，但是走过苏黎世皇家大厅饭店那巨大的宽敞空间，坐在午餐桌边的大都是穿着正装的男子，也有一些优雅的女士，我不禁意识到，在欧洲上流社会里，我依旧感觉那么心神不定。即便脚穿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双精心擦拭过的黑色礼服鞋，可我突然觉得这家大型餐厅里的每个人肯定会认为我的鞋子又笨拙又破旧。
我们被带到一张餐桌边，上面铺有白色亚麻桌布，摆着银餐具。有个男人坐在那里，此人个子不高，很瘦，一张脸轮廓清晰。他压根儿就没注意已经倒好的红酒和清水，似乎沉浸在他正在阅读的那本书中。芬奇是这家餐厅里唯一一身日常粗花呢西装和背心打扮的人，而且当时看上去并不整洁（背心上落着烟灰），他很舒服地跷着腿，摊手摊脚地坐在那儿，毫不在意周围的事物，我认为只有非常非常富有或者非常非常自信的人才会如此。理查轻咳一声，这个面容瘦削的男人抬起头，合上书，将之放在桌子上。那本书的标题很长，字体很大，而且是德语，我根本看不懂。
芬奇摘下老花镜，抬头看着我们，仿佛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或者不明白我们为何会站在他的餐桌边上。我无法肯定他鼻子下面的那块污渍是他那张被晒成棕褐色的脸上一撇粗硬的褐色胡子，还是已经在他的下巴和脸颊上生长出来的棕色须茬蔓延到了鼻子之下。
理查重新介绍了他自己，虽然他们俩在1922年的时候结伴一起试攀珠峰，然后又给我们几个做了介绍。芬奇懒得站起来，只是抬起一只似乎非常软弱无力的手晃晃，仿佛他盼着我们亲吻他的手，而不是和他握手。他的手指又长又细，可和别人握手时却十分有力，不光让人感觉惊奇，几乎有些令人震撼了。然后，我注意到，他的手、手指和指甲都有损伤；这个男人是个登山者，常年赤手空拳用力抓住那些花岗岩、石灰岩和锋利冰川上的裂缝和支撑点，所以留下了这些创伤。
“杰克，让-克洛德，”理查接着说，“我很荣幸给你们介绍乔治?英格尔?芬奇先生。你俩都知道，两年半之前，我和芬奇先生都参加了那次探险队，在珠峰的东部山脊和北壁，我们爬到了27,300英尺以上的位置……而且没有带吸氧设备。这在当时是一项登高纪录。然而，虽然我们那天没有带氧气罐去爬山，乔治还是帮忙设计了去年六月马洛里和欧文失踪时使用的吸氧装置，而且他为人十分善良，吃过午饭后，他将带领我们参观他在苏黎世的工作室，向我们介绍吸氧装置的工作原理……并且会对我们的……这一趟搜寻探险……给予各个方面的建议。”
说了这么多话，理查似乎有些发窘，而且不太肯定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他很少有词穷的时候。这时芬奇懒洋洋地挥挥手，让我们几个坐在那三个空位子上，这才缓解了这一刻的尴尬。
“请坐，”芬奇说，“我自作主张，点了红酒，不过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点一瓶……特别是这顿饭由你付账，理查。”芬奇笑了笑，那笑容转瞬即逝，一口牙齿露了出来，他的牙很小，微微被烟熏黄了，但非常坚固。虽然登山俱乐部对他有成见，侮辱他，可显而易见，他绝不止一年只刷一次牙。“这里的食物不错，而我基本上没钱来这里吃饭，即便是午餐也吃不起，”他用那口略带德国口音的英语接着说道，“所以你说你请客的时候，我才会建议来这里见面。”他漫不经心地向餐厅领班挥挥手，而那位穿着礼服的男人虽然惊讶于芬奇的一身打扮，还是立马也向他示意，而且带着明显的敬意。没准苏黎世人都对芬奇在登山方面的成就如雷贯耳。也有可能这里的服务员只是认为，只要能在皇冠大厅饭店吃得起饭，就算是有钱人，就理应得到这种尊贵的待遇。
我承认，在我们点餐时（我只是说理查点什么我就吃什么），在让-克洛德和芬奇起劲儿地聊着该点哪种红酒配餐时，我有点儿生气。我觉得芬奇说那句方言“this joint has good food.（这里的食物不错。）”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而且看上去是个不太成功的美国人。（很快我就知道原因并非如此；乔治?英格尔?芬奇会说很多种语言，而且说话时会带出各种方言，甚至是美国特有用语，这纯属一种随意的乐趣。在苏黎世的这一天快结束时，我觉得，芬奇虽然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但是相比我所认识的其他登山者，或许他是最不屑于拿自己的见识、能力和个人成就在他人面前显摆的人。）
这里的食物的确好吃。不论什么牌子的红酒都很好喝（我二十二岁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辨别红酒）。而我本以为服务员会很招摇，甚至对我们几个外国人表现出带有德国意味的瑞士式专横无礼，可他们却非常礼貌地招待我们，他们默默地上菜，撤盘，仿佛都是隐形人。（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为数不多的几条箴言之一就是：不引起客人注意就是优质服务。此外，在他和我妈妈送我到哈佛大学的那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严肃地说了另一个观点：“好了，杰克。从这一刻起，你就是个男人了，要对你自己负责。努力别让酒瓶靠近你的卧室，尽量让老二留在你的裤子里，还要埋头书本，直到你拿到文凭为止。任何文凭都可以。”）
我放下我的红酒杯，这才注意到芬奇、让-克洛德和理查正在讨论我们的计划，比如说这会儿正说到我们即将进行“寻回探险”，把布罗姆利的个人物品带回来给他的母亲，又或者，因为我们都晓得带回个人物品的可能性近乎于零，所以起码要带回详细报告，说明小珀西瓦尔到底是怎么死的。理查之前和我们保证过，芬奇绝对了解不能把我们这次私下探险的消息告诉任何人。“再说了，”理查曾经这样补充道，“现在芬奇和登山俱乐部、珠峰委员会及整个皇家地理协会之间关系紧绷，他自然不会急着告诉他们任何事情……更不用说我们的秘密了。”
“这么说你认识珀西瓦尔……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让-克洛德开口问。
“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他雇我做向导。”芬奇温和地说，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才有的语气，而且略带德国口音，“当时布罗姆利想以横切攀登方式攀登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他顿了顿，第一次看了看我，“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是一座尖坡状的山，佩里先生，那里非常陡峭，像根大钉子一样，是位于阿罗拉山谷东边的格兰茨登特斯主山脉最边上的一座山峰。”
“没错，我去过那里。”我说，我的声音里有些不耐烦。毕竟我不再是一个登山菜鸟了。去年秋天，我、让-克洛德和理查已经以横切方式登上了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
芬奇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语气，也可能他注意到了，却压根儿不在意。他点了一下头，继续说道：“即使是在那时，小珀西就有能力完成横切攀爬，不过他希望尝试攀爬他口中‘诱人’且令人印象相当深刻的连绵冰川竖坑，这些冰川竖井是菲尔皮科冰川上部上方2000英尺高的岩壁上的裂口，他希望有人用绳索和他拴系在一起攀登。”
我们三个人都等着芬奇说下去，可他似乎对布罗姆利这个人以及我们的对话失去了兴趣，把他的注意力又放到了牛排和红酒上。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理查问。
芬奇抬起头，仿佛理查说的是斯瓦希里语。（我意识到，这么比喻真糟糕，因为事实证明，乔治?英格尔?芬奇会说一点儿斯瓦希里语，而且相比说斯瓦希里语，他的理解能力更强。）
“我的意思是，”理查说，“他表现得如何？”
芬奇耸耸肩，态度模棱两可，看起来像是这次谈话就这么不咸不淡地结束了，真让人沮丧。不过，没准儿他意识到了几点情况，一来我们可是千里迢迢而来，二来确实有可能我们不久以后会登上珠峰山肩非常高的地方，找到珀西?布罗姆利的尸体，再者，毕竟是我们（或者说布罗姆利夫人）请芬奇在瑞士最贵的一家餐厅里吃了饭。没准儿这里还是全欧洲最贵的餐厅哩。
“布罗姆利很不错，”芬奇说，“就一个业余爱好者而言，他的攀登技术挺棒。从不抱怨，即便我们不得不在陡峭的南部山脊一块非常狭窄的壁架上过夜，从那个地方到峰顶只有一段距离很短却极难攀爬的斜坡。那天晚上漫长无比，天寒地冻，没有吃的，没有合适的过夜装备，可他依旧一句怨言也没有。我们两个人没有保暖的外衣或睡袋，岩壁上连块供我们拴系的突出岩石都没有。而且那块岩架只有面包托盘那么宽……”芬奇说着朝那个窄窄的银托盘点点头，“我们没有蜡烛可以点着放在下巴下面以免我们打盹，所以漫漫长夜里，我们只能轮流坐在那里放哨，确保另外一个人不会睡着，然后前倾身体一头栽下3000英尺，摔到下面的冰川上。”
或许是为了确保我们了解了他的看法，芬奇补充道：“我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那个年轻人。”
“这么说，比起时下其他登山者，珀西瓦尔勋爵更为优秀了？”理查就快把他的精煮牛肉吃完了，这是非常美味的一道菜，由精选牛肉和根菜类蔬菜及各种调味料在浓汤里一道炖制而成，搭配烤土豆片，以及加入了辣根调味品的苹果末和酸奶油混合调味料……我一直非常惊诧，英国人居然可以用叉子叉起一小块肉，叉子背面蘸上酱汁，看上去不仅轻而易举而且非常得体。在我看来，在英国和欧洲吃东西就和去中国得适应筷子一样。
“这取决于你心里想的‘其他登山者’是谁。”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芬奇答道。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们的领队，“有没有具体对象？”
“布鲁诺?西吉尔？”
芬奇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刺耳极了。“那个小霸王，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先生的朋友？”他说，“西吉尔是个技艺纯熟的登山者，可他还是个爱扯谎的Scheisskopf（笨蛋），他这人有可能会杀死比他年轻的登山伙伴。我从来没和他一起登过山，但多年以来，我在登山时差不多碰到过他十几次。不论是登岩山还是冰山，他都很得心应手，小心翼翼，能力卓绝。”
“这个Scheisskopf……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问。
“没脑子，靠不住的家伙。”理查一边飞快地说，一边回头看着守候在近旁的服务员。他对芬奇说，“那么，如果西吉尔先生告诉你，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和他的奥地利登山同伴一起，冒险攀登危险重重的珠峰北壁，还走上了很明显有发生雪崩可能的冰雪板岩，你不会相信他吗？”
“我不会相信布鲁诺?西吉尔说的每一句话，即便这个无赖告诉我，明天太阳会升起。”芬奇说着把我们最后一些红酒倒进了他的杯子里。
“理查，1921年你带领马洛里爬上了嘉措拉山口，那时候有几个人最先见过了怪物脚印，你不就是其中之一吗？”乔治?英格尔?芬奇一边吃大块涂有奶油的薄皮苹果卷一边问。让-克洛德和理查只喝香浓咖啡当甜点。我吃的则是味道浓郁的巧克力布丁。
“怪物？”让-克洛德问，显然打起了精神。我注意到，这位体格健壮的法国登山向导非常吃不惯这些油腻的巴伐利亚饭菜，他都有些昏昏欲睡了。“怪物？”他又说了一遍，仿佛不太肯定这个英语单词的意思。
“是的，”芬奇答，“坐在这里的我们的朋友理查，和那位令人对他的死深感遗憾的乔治?马洛里，在22,000多英尺高的嘉措拉山口发现了某种巨型两足动物留下的脚印，理查告诉马洛里，他们可能会在那座高高的山口上找到一条通往珠峰的路线，结果证明他说的完全正确。不过在攀爬途中，我想当时是1921年9月底，他们却发现了怪物的脚印，但没有看到怪物。是不是？”他转头看着理查。
“9月20号，”理查说着小心翼翼地放下咖啡杯，“当时正是季风季节的高峰期。下的都是雪末，而且到屁股那么深。”
“尽管雪那么大，可你们还是登上了这座小山的山峰，那里更像是一座山峰，而不是山口，是不是？”芬奇说。他并非是在发问。
理查挠了挠下巴。我看得出来，他很想点着烟斗抽一口，却强忍着在芬奇仍在享受甜点时不这么做。“我和马洛里没费劲就在冰瀑上开辟了道路，但是雪太深了，我们的速度慢了下来，挑夫只能带着帐篷返回山峰之下800英尺的地方。1922年，我们——我、马洛里、惠勒和布洛克，以及预备队的沃拉斯顿、莫希德、霍华德-伯里——都登顶了，并且建立了营地。”
“那些怪物的脚印呢？”让-克洛德念念不忘。
“是啊，那些怪物的脚印呢？”我问。在整个就餐过程中，我只说了几句话，这就是其中一句，而我说的其他几句话都是请别人递东西给我。
“在冰瀑之上，也就是20,000英尺和22,000英尺的地方，我们这些登山者和挑夫都没踏足过那里，上坡处的松软积雪上和积雪更为坚固、冻得非常结实的地方都有很深的脚印，在这些地方，不必完全敲裂积雪表面冻的一层冰，我们就可以爬上去，”理查说，他的声音很轻，“好像是某种双足生物留下的脚印。”
“为什么说‘好像’？”芬奇问。他那撇毛茸茸的胡子下面出现了一抹笑容，“马洛里、沃拉斯顿、霍华德-伯里和其他几个爬上嘉措拉山口的人都信誓旦旦，说那些就是某种双足、长爪、类似哺乳类生物留下的巨大脚印。”
理查把最后一点儿咖啡喝掉。服务员忙着给我们添咖啡，我们都接受了续杯，这样就能坐得久一些。
“雪地里的脚印有多大？”我问。
“真是长着爪子的类人生物留下的14英寸到16英寸长的脚印？”芬奇说，他一边扭头看着理查，一边把刚才的话变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朋友只是点点头。终于，再一次放下咖啡杯，他说：“等到沃拉斯顿和其他人终于登上了嘉措拉山口，我们的挑夫，也就是我的和马洛里的挑夫，早就踩过了我们看到的最初那些脚印，因为在第二次攀登时，我们几个人打头阵。所有英国登山者都不可能肯定那到底是什么或者雪地里的脚印到底有多长。”
“可乔治?马洛里拍了照片。”芬奇说。
“的确。”理查说。
“而且照片里的脚印与很久以前，也就是1889年的时候，锡金一座高山山口上有人报告发现和拍下来的脚印几乎一模一样。”芬奇说。
“他们倒是这么告诉我的。”理查说。
芬奇轻声笑笑，然后转头看着我和让-克洛德。我肯定我和让-克洛德一样都有点儿目瞪口呆。
“那些挑夫很清楚那些脚印是什么，也知道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留下了那些脚印，”芬奇用夹杂着轻微德国口音的英语说，“那是人熊雪人的脚印……也就是耶蒂。”
“谁的脚印？”我说，我把咖啡杯举在半空中，仿佛我既喝不到里面的咖啡，也不能将之放在杯盘中。“那是什么东西？”让-克洛德几乎和我异口同声。
“耶蒂，”芬奇重复了一遍，“这可不是那些当地人认为生活在山里的魔怪，而是一种真正的类人生物，活生生地存在，会呼吸，嗜血……一种生物巨怪，足有8英尺高，甚至更高。有一双巨足。一只很像大猩猩或者人类的怪物，可以在珠峰附近海拔22,000英尺及更高的高山上存活。”
我和让-克洛德互相大眼瞪小眼。
芬奇吃着果馅奶酪卷，又笑了起来：“转过年来，也就是1922年，我也亲眼看到了脚印，那时候我和杰弗里?布鲁斯第一次登上了东北山脊。那些脚印在25,000英尺高的冰封雪壁之上，我们人类从来都没有攀爬到那片雪地，很明显那是像我们一样的双足动物留下的脚印，可几乎是个头最高的人的脚掌长度的两倍，而且在雪地较浅的地方，那些脚印几乎整体嵌进了柔软的冰中，我们可以看到怪物双脚的真正轮廓，差不多有16英寸长，脚指处看上去还长着爪子。”他看着理查，“1922年，在我们都在讨论耶蒂的时候，你也身在绒布寺，是不是？”
理查点点头。
芬奇又瞧了瞧我和让-克洛德。“因为靠近卓布村，且位于通往珠穆朗玛峰的绒布河谷入口对面，所以绒布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珠穆朗玛？”让-克洛德插嘴道。
芬奇刚才就转过头看着理查，出于某种原因，在他回答J.C.的问题时依然看着他。“当地人都称埃佛勒斯峰为珠穆朗玛峰。意思是‘尘世圣母’。”
“啊，是，”让-克洛德说，“我怎么忘了。我们在皇家地理协会和登山者聊天时，诺顿上校曾经提到过这个名字。”
“这么说，绒布寺的喇嘛都知道这个……叫耶蒂的生物喽？”我问。我可不想让这个“怪物”的话题中断。
芬奇点点头，对理查说：“1922年4月底，你和我都在那里，你也听到那个绒布寺的大喇嘛和他的弟子们讲的关于珠峰耶蒂的事儿了。那个喇嘛是不是说有四只这种生物生活在那里？”
“是五只，”理查说，“布鲁斯一直求他们讲讲那些脚印和神秘生物的事儿，大喇嘛札珠仁波切十分平静地告诉我们，他和喇嘛们曾经见过五只耶蒂。他说，它们生活在绒布河谷的上游河段、北坳甚至更高的地方。札珠仁波切说，耶蒂要比那些山间魔怪可怕多了，因为这些魔怪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他说，耶蒂长得很像人类，但是更高、更大，有宽阔的胸膛，手臂长且有力。他说，耶蒂浑身长着长长的毛发，有一双黄色的眼睛。那个喇嘛告诉布鲁斯和我们——你也在那里，芬奇，我知道你还记得喇嘛的话——有时候，耶蒂会袭击卓布村，却从不曾来绒布寺肆虐，它们喝牦牛的血，长着尖爪的手掌一挥，就会要了男人们的命，而且还会掠走卓布村的女人，我看杰弗里?布鲁斯对这件事最感兴趣。”
“这怪物抓走人类的女人干什么？”让-克洛德问，声音很小，几乎有些天真烂漫。
我们三个人没忍住全都咯咯笑起来，J.C.的脸腾一下红了。
“那个喇嘛还说，村里派男人带着武器到冰川河谷上去，”芬奇说，他的声音十分低沉，这样在近处候命的服务员就听不到了，“却从来没有找到过耶蒂和被掳走的女人，至少没有找到活着的女人，找到的始终是那些女人被啃噬过的骨架和头盖骨。据那位喇嘛所说，那些女人骨头里的骨髓都被吸光了。他说，头盖骨上的眼窝看上去就像是被舔净了一样。”
我终于还是把我的咖啡杯放到了杯盘上。杯子和杯盘相碰时咯咯直响。听了这声音，我不禁想象着珠峰上的狂风呼呼吹着被啃咬过的胸腔和头盖骨上被掏空了的眼窝。
乔治?英格尔?芬奇喝完了他的咖啡，又看看我们这沉默三人组，确定我们也都喝完了，然后优雅地朝服务员挥挥手，被岩石蹂躏过的手指在空中一比画，示意要账单。当账单被送过来的时候，他同样优雅地一比画，示意将之递给理查。
*
我们走出皇冠大厅饭店的前门，左转走到了拉米大街上，自湖上吹来的冷风迎面袭来，我被冻得牙齿咯咯直响。走过了一个半街区后，我们来到了凯伊大桥，然后左转，走到一条名为尤托奎亚伊的空旷林荫大道上，然后沿一条冰冻的湖边通道，步履艰难地朝东南方向走去。我们的右边是一排低矮的混凝土栏杆，上面结满了尖尖的冰锥。下面隆隆声响个不停，提醒我们，湖冰正在嘎嘎地挤压着栏杆下的水泥防波堤，靠近湖岸处的湖水已经结冰，冻得非常结实，100码左右以外的地方才是冷冰冰但依然流动的湖水。狂风呼啸着，劲道十足，在白色的冰和白色的水上掀起了白色的浪花，而这没准会把我吹倒的狂风使得始终效率高超的瑞士人没法清理尤托奎亚伊大道人行路上的冰雪，所以他们只好撒大量的盐在上面。芬奇刚才说他的储藏仓库就在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我和让-克洛德一边沉重而缓慢地走在理查和芬奇身后，一边希望能偷听到他们的对话，狂风大作，天寒地冻，半英里的距离走起来似乎太远了。
我和让-克洛德加快脚步，缩短与前面两个人的距离。
“我知道你打算做什么，”乔治?芬奇说，“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理查。”
“我打算做什么，乔治？”
“按照阿尔卑斯式攀登方式攀登珠峰，”这个个子较矮的人说，“并不是按照马洛里、布鲁斯和诺顿那样采用军事包围袭击式方式，也就是每一次都缓慢扎营，冲击，撤退，再冲击，而你和你年轻的朋友们想要一次冲锋快速登顶。可这行不通，理查。你们肯定会把命丢到那里的。”
“布罗姆利夫人给我们钱，让我们进行调查和寻回行动，起码要找到她儿子的尸体并将其埋葬，”理查说，“如果运气好，我们会在较低的地方找到他的尸体，远远到不了布鲁诺?西吉尔所说的四号和五号营地之间的地方——这说法根本说不通。但我并没有说我们三个人打算攀登珠峰。”
乔治?芬奇点点头。“但是你一定会尝试，理查。我了解你。所以我为你和你那两位优秀朋友的命运感到不安。”
理查没有回答。我们走过歌剧院，左转到了一条名为福尔肯的大街上。至少我们此时是顺风而行了。
“你还记得吗，1922年，”芬奇继续说，“那一天，我们登上了海拔17,200英尺的庞拉山口，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珠峰。”
“记得。”理查咕哝着说。
“庞拉山口的风太大了，我们只能躺下来，大口喘着气，紧紧靠在岩石上，以免被风吹走，”芬奇接着说，“可突然间，100英里以外的喜马拉雅山脉奇观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珠峰在往南40英里远处，可那座巨大的高山便是万物的主宰。理查，还记得吗，云雾从珠峰飘散开来？你还记不记得，珠峰的雪旗向西绵延数英里？这座可恶的高山创造了它自己的气候环境。”
“乔治，我与你一样，也在那里。”理查说。我们往右转，来到了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前门紧闭的仓库和萧瑟老旧的公寓大楼。一块被冰雪覆盖的路标牌上印有泽菲尔德路几个字。
“以后你就会知道阿尔卑斯冲锋式登山方法根本就行不通。”那位登山者说着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一串又重又沉的连在钥匙环上的钥匙，找出仓库大门的钥匙。“登山者会生病，挑夫会生病，可怕的狂风，大雪突然从天而降，季风季节提前到来，受伤，雪崩，岩石坠落，帐篷撕裂，氧气罐失灵，痢疾，高空病，冻伤，火炉出现故障……任何挫折都有可能发生，阻碍不计其数。理查，这点你和我一样清楚……任何阻碍都可能毁了整个阿尔卑斯式登顶尝试。你们中有人会丧命，也许所有人全都会死在那里。进来吧。”
芬奇走进那漆黑一片如无底洞似的仓库，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
这座仓库的一层——我那美国式思维认为的一层——并非我预想的那种巨大存储空间。或者说这里的确是很大的存储空间，却被分隔开了。9英尺高、没有吊顶的墙隔离出了十几个存储区，每片区域的入口都装有一个金属格栅门和沉重的挂锁。我们跟着芬奇走到这片充满回响的空间中央，他从钥匙环中找出另外一把长钥匙，然后打开铁丝格栅门，让我们走进他的储存区，这里大约是25乘20英尺大。
只见里面远端的墙边有一张很长的工作台，上面堆了很多氧气罐。
我们左边的墙上悬挂着十几种不同大小的冰镐。架子上有多双鞋底钉有平头钉且装有毛垫毡的靴子，一个长挂物架上挂着各种式样的羊毛登山夹克、可抵御北极严寒的皮猴，此外还有一整排极为特别的长棉衣和大衣。我数了数，挂物架上竟有十件御寒衣，而且我真惊讶，芬奇居然需要这么多件衣服。
等我走过去，芬奇便关上了门。我举起挂物架上离我最近的一件羽绒填充长外套，说：“这就是你那件著名的气球布夹克吗？”
芬奇瞪着我。很显然，为了这件特殊材质的衣服，他已经忍受了太多的嘲笑。“这是我为珠峰环境设计的鹅绒夹克，”他厉声说，“没错，这确实是气球织物，我唯一能找到的不会被撕裂和扯破的材料，而且很容易用这种材料缝制羽绒隔层。穿上这件衣服，在差不多24,000英尺的珠峰东北山脊下我都不觉得冷。”
理查咯咯直笑。“我可以担保。我们三个人，也就是我，乔治和杰弗里?布鲁斯三个，而布鲁斯当时还是个登山新手，使用‘英国空气’，也就是乔治的吸氧装置穿越了黄色地带[27]，到了东北山脊下的某个地方。我们本来可以登上山脊的，结果布鲁斯的吸氧装置出了问题。原来是布鲁斯的装备里有一根玻璃管碎了。很幸运，乔治带了一根备用玻璃管，可他不得不停下来，把他自己的吸氧设备改装，以便在他修理布鲁斯的装置时，可以同时供杰弗里和他一起吸氧。这些事都要在27,300英尺的高山上完成……在当时，这可是人类踏足的最高点。”
“然后我们不得不返回，”芬奇怒气冲冲地说，“布鲁斯出现了暂时性缺氧症状，所以那次登顶尝试只能半途而废。他一直是坚持不用‘人造空气’登顶的人之一。如果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他的咆哮声减弱了，可铭刻在乔治?英格尔?芬奇脸上的悲伤和愤怒依旧挥散不去。
理查点点头，表示了解芬奇的沮丧。这时，我第一次彻底意识到，这两个男人登上的海拔高度比1922年马洛里和任何人登上的都要高，却并没有得到1924年再次探险珠峰的机会，这该是多么大的侮辱和失望啊。当他们得知没有入选1924年珠峰试登顶探险队，得感到多么气愤。我一只手握着芬奇的气球外套，突然之间我想到，这两个骄傲的男人被拒之门外，必定一直以来都在体会愤怒的滋味。
理查说：“我只是想说，那天晚上我们返回四号营地，我和杰弗里?布鲁斯都快被冻僵了，可乔治穿着他的羽绒服登山一直都很暖和。所以我才叫你们俩带来两个空旅行包。我已经付钱给乔治，让他给我们做了九件这种大衣。”
“九件？”让-克洛德说，他瞧着衣架上一排鼓囊囊的羽绒夹克，“这么多有什么用？这衣服很不结实，一穿就破吗？”
“不是，”理查说，“我想我们尝试登顶时，每个人都要带两位高山攀登挑夫，一起到达山上的营地。我也给他们订购了几套吸氧装备和羽绒服。一共九套。这些衣服可以压缩到很小。我们今天就把它们装在旅行包里，亲自带回去，以免在海运途中丢失。”
芬奇咕哝着说：“马洛里把我的羽绒服当作去年珠峰探险队员的备选外套，”他说，“可是没有一个人买。他们宁愿穿丝绸、羊毛、棉质的衣服，他们就喜欢穿多层羊毛的衣服去登山，去赴死。”
“多层羊毛的衣服很暖和，”让-克洛德试探性地说道，“很多个晚上，在高山露营时，我都是穿着这衣服才活下来的。”
芬奇并没有争论，只是点点头，先是摸了摸他挂在那里的两件已经穿旧了的羊毛短外套，然后又摸摸其中一件沙克尔顿防风华达呢滑雪衫。“羊毛的确不错，可一旦湿了，就不再保暖。汗，雪或雨都会浸湿羊毛。如此一来，除了背包里四五十磅重的东西，三十几磅的吸氧装置，你还得穿着四十磅重的浸湿了的羊毛爬山。而且，当你停下来，被高山上的寒风一吹，羊毛衣服里浸透的汗水就会冻成冰……”他摇摇头。
“你的羽绒衣是不是被汗水浸湿后便不再松软了呢？”我问。
芬奇又摇摇头。“我的底层衣物采用普通羊毛制成，但因为羽绒透气性好，所以积攒的汗水会少很多。浸湿之后，羽绒会不再蓬松——鹅绒里的气囊会给鹅绒，还有穿着鹅绒夹克的我保暖——不过我所选择的气球用织物防水功能很好，除非是被完全浸泡在一座湖里。”他微微一笑，“而珠峰20,000英尺之上的地方没有几座湖泊……除非是滑倒。”
“我没见过绒布冰川上游有湖泊或者死水，”让-克洛德一边说一边直勾勾地看着芬奇，“只有冰川河谷的入口处有一些融雪水池。”
我这位法国朋友明显有些咬文嚼字，乔治?芬奇为此叹了口气，轻轻地耸耸肩，“如果你从东北山脊或珠峰的顶峰山脊上垂直跌下2英里，那么你的冲击速度或许足以融化寒冰，从而形成大水坑。”
芬奇知道的比我们多，不过所有登山者凭经验都知道，一位登山者不管是从哪座山上摔下来，都不可能一直摔到山脚下。他们的身体会撞到很多岩石、砾石、冰碴、山脊，和坠落途中其他的凸出物……这样的障碍物太多了，以至于最后只有一小块一小块残骸滚落到下方的冰川上，全都无遮无掩，而且几乎难以辨认这些残骸曾经属于人类。
“或许不会如此，”他又说，一边指着零乱的工作台，“理查，羽绒衣确实已经做好了，你今天就可以取走。我还想着，我们或许可以看一看我们1922年时使用的那种吸氧设备，然后看看桑迪?欧文为他和马洛里最后登顶尝试改装的吸氧设备，以及现在我和你确认的最后样式。我需要你的认可，才能把它们海运到利物浦，装上你们下个月要坐的船。”
还有一个月就到了我们二月份出发的日子了。当然了，我和让-克洛德自从去年十一月就知道理查为我们这次小规模探险订购了氧气罐和吸氧设备。而且我们知道他决定不使用英国西贝?戈尔曼公司生产的吸氧设备，即便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官方珠峰探险均使用这家公司制作的吸氧设备，或许实际上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用这家公司的产品。理查曾经解释过这么做的缘由，西贝?戈尔曼公司没准儿会泄露风声，说有另外一支探险队购买吸氧装备到喜马拉雅山探险，而这消息没准会传到皇家地理协会的理事们、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的人耳中，这样风险就太大了。他说，据他所知，没有哪家英国制氧公司值得托付我们的秘密。所以他转而利用“瑞士资源”。
此时我和J.C.都知道这个资源名叫乔治?英格尔?芬奇。
可当我大声说出心中的想法时，芬奇只是笑了笑，然后摇摇头。“不，佩里先生，我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的确把布罗姆利太太的钱汇给了我，不过我则把这些钱给了苏黎世科学仪器和精密钢管制造公司。这是我认识的一家苏黎世科学仪器制造商。”
我看上去肯定一脸疑惑。“我是一位科学家，佩里先生。一位化学家。我一直和科学仪器公司有业务往来。他们是瑞士人，这就是说，谨慎的态度已经被灌输到了他们的大脑里。”
长工作台上高高堆着很多氧气瓶、氧气瓶框架、阀门、管子、调节阀，以及各种面罩，而工作台上方的墙上用木钉挂着很多工具，有的很普通，有的很怪异。
芬奇把一套吸氧设备从桌子那边拉到我们跟前。他对理查说：“看着眼熟吗，理查？”
理查只是点点头。
“我们俩都带着这东西登上了27,300英尺，是不是，理查？”芬奇说，“而且，如果布鲁斯面罩里的玻璃管没有被冻裂，我们很可能爬得更高。”
“并不会高很多，”理查说，“乔治，那一天我们不可能登顶。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
芬奇紧咬牙齿，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如果我们让布鲁斯一个人返回五号营地，你和我两个人带着这些氧气罐，继续向上攀登那道山脊和更高的地方，可能就会登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愿意把命丢在那里。我想我们会在黄昏时分到达峰顶。”
理查又摇了摇头。我意识到，他并没有否认他们能做到，也就是在1922年5月末，他们两个人会在黄昏时分或黄昏过后不久登顶珠峰，只是理查不愿意就这么死去。
我决定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可这个问题很可能对芬奇来说是个侮辱，因为正是他提倡使用氧气登珠峰）。“这种氧气设备真的有用吗？我认识的大部分英国登山者都反对在攀登珠峰时使用氧气罐。”
让我惊讶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理查。“大多数英国登山者从没登上过珠峰北坳下面的地方。如果他们能登到这么高，他们就会知道随身携带氧气的好处了……携带氧气与携带食物或者携带火炉融化冰雪煮热水一样必要。”
或许我和让-克洛德看起来一脸怀疑的神情……我知道我肯定如此……因为芬奇接着说起了很多细节。他立刻停下来问：“几位更习惯用公制单位还是英制单位？”
“都可以。”让-克洛德说。
我承认，我并不习惯公制度量，虽然我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登山时总是使用单位米来计算高度。可我还是不太会把公制数字换算成英尺或英里。
“我两种方式都会使用，”芬奇说，“或许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1922年的珠峰探险中，以前进基地为起点进行了两次重要的登顶尝试，那一年，前进基地的海拔高度为5180米，也就是17,000英尺，佩里先生。乔治?马洛里和霍华德?萨默维尔在尝试登顶时，用了十四个半小时登上了8320米的高度，也就是将近27,000英尺。记住，他们没有用吸氧设备。所以马洛里和萨默维尔的攀登速度只有每小时120米，也就是将近393英尺。我说的这些都还清楚吗？”
我和J.C.都点点头，我虽然点头了，却没说实话。在说到第一个海拔高度时，我就已经换算不过来了。
“后来，我、理查和杰弗里?布鲁斯也是从前进基地开始尝试登顶，爬到了8320米……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27,300英尺，在这里重复一遍，是因为直到去年马洛里和欧文失踪之前，那都是人类攀登珠峰的一个高点。带着氧气，我们用了十二个小时零一刻钟就登上了这个海拔高度。因此我们三个人带着最初那种氧气罐的登山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55米……也就是517英尺。这显然比马洛里或萨默维尔的登山速度要快，我和理查都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山脊上狂风大作，我们也不会速度缓慢地以横切攀登方式攀登北壁，否则我们的登山速度和最终登上的海拔高度将会更高。”
让-克洛德举起一根手指，仿佛他是个学生，想要向导师提问。“可因为布鲁斯的吸氧设备有个阀门坏了，你们只能返回。所以，说到底，还是氧气罐让你们的登顶可能成为了泡影。”
芬奇笑了。“到时候我会具体说一说阀门的问题。不过请记住，克莱罗克斯先生，背着氧气罐到那样高的海拔还有一个好处。”他瞧着理查，“它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
“怎么说？”我问。
“5月24日，我、理查和布鲁斯让我们的挑夫下山，在海拔25,600英尺、也就是7800米的高度一片空旷的地方扎营。在那里，我们最终遇到了大麻烦，我们被狂风吹了36个多小时，我们的帐篷都被吹离了地面。那顶帐篷成了一叶孤帆，随时可能被吹下3000英尺落差的悬崖。根本没可能睡觉，白天黑夜，我们都得压住帐篷底防潮垫，时不时还得有人冒险出去，顶着狂风往砾石上再系一条绳子。后来狂风真正开始减弱，我们本应该立刻退到低处，可我们没一个人愿意这么做，即便我们的食物不够吃了，我们的身体也被冻得麻木了。那天夜里，我们都虚弱极了，三个人都出现了冻伤初期症状，到了早晨，我们或许就会丧命。天寒地冻，又经历了一个无眠之夜之后，我们谁也无法下山到低处的营地里去。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们带来的氧气罐。”
我们看着理查。他点点头，动作轻微到几乎难以察觉。“那天夜里，氧气救了我们的命，”他说，“一整夜，当我们觉得冷到极点的时候，我们就接传氧气瓶，甚至呼吸几口氧气都会让我们更加暖和一点儿……效果立竿见影。就这样，在那样一个我在任何一座山上都没有经历过的最糟糕的夜晚，我们可以睡上一觉，保持身体温暖，最后活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开始登顶，”芬奇说，“我们三个人早上6点30分离开帐篷，开始强力登顶。吸氧装置不仅在夜里救了我们的命，让我们不至于被冻死，而且还让我们恢复了决心，在第二天尝试登顶，或者至少要登上东北山脊。记住一点，这创造了一个纪录，在史无前例的海拔高度停留了四十八小时，而且几乎没有食物，水也不充足，我们是在经历了这四十八小时之后尝试登顶的。夜里狂风大作，大部分时间，我们甚至根本无法从外面舀起一锅雪，或者把炉子点燃。不过有了氧气，我们就能在那一天向着东北山脊进发。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登山速度，我们之前已经登上了25,500英尺，而且凭借罐装氧气，很多个小时里我们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666英里，而马洛里和萨默维尔的速度只有363英里。几乎是他们速度的两倍，先生们。”
“很好，”我对理查和芬奇说，“就连我都感觉这意义重大。我们将带着吸氧装备登山。这种设备如何运转，芬奇先生？”
芬奇开始向我和让-克洛德解释这种设备的工作原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着我说话，可随后他停了下来。“佩里先生，你是这次探险的修理技师，是吗？”
“我不是！”我说，差点儿被吓了一跳，“我几乎连火花塞都不会换。让-克洛德才是懂技术的那个。”
芬奇眨眨眼。“我真够蠢的。佩里先生，我觉得你对技术在行，或许是因为你长得太像桑迪?欧文了，去年马洛里探险队的技术工作差不多都是由他来完成的，甚至他还改造了这套吸氧装置。我想你和他的年纪一样大，二十二岁？身高相同。体重相同。看上去同样信心十足。都有一副体育学院桨手似的体魄。同样的金发。就连笑容都一模一样。”他转身面对J.C.，“请原谅我，先生。我本该看出你才是你们几个当中的工程师。”
“多谢，”让-克洛德点头道，“不过我担心我只能算是个修理匠而已，芬奇先生。根本同年轻聪明的工程师欧文先生没法比，我的父亲是位铁匠，大半生都从事这一工作，战前他开了一间小型钢铁制造公司。战争期间，公司得到了迅速发展，家父开始为军方锻造更为复杂的金属制品。我常常会在一旁看着……有时候还会帮忙……不过我并不是一位工程师。”
“我看你一定会成为你们几个人中的工程师。”芬奇一边说，一边放好那套沉重的吸氧设备。
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按照我猜想的那样，开始讲起了这种设备的工作原理。
“我知道理查很清楚，”芬奇说，“不过你们两位是否知道，在海平面和比方说28,000英尺的高山上，空气中的氧气含量有什么差别吗？”
我再一次感觉自己像个被突击测验难倒的小学生。我拼命地回想着海平面上空气里的含氧量，可脑海里一个数字都没有，甚至更为拼命地找出公式，可以让我换算出28,000英尺高山上的氧气量，那个数量肯定较小。没准儿是除以28？可用什么来除？“28,000英尺高山上的空气含氧量与海平面上的几乎相同。”让-克洛德信心满满地说。
什么？我的法国朋友显然脑筋不太灵光。
“非常好。”芬奇说。他努力不像令人讨厌的学究那样哼哼唧唧、抑扬顿挫地说话，而是保持正常的语调。“可如果氧气量在这两个海拔高度大致一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他戏剧性地顿了顿，“你在海平面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沿着海滩跑1英里，在28,000英尺的高山上走两步就得停下来像条鱼似的大口呼吸？”
“气压不同。”让-克洛德说。
芬奇点点头。“从科学角度来讲，我们对高海拔生理学几乎一无所知，而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大部分都来自于英国空军部在过去几年的一些研究，以及1921年到1924年几次珠峰探险的实验，很显然飞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攀升到10,000英尺以上。可我们很清楚，正因为海拔20,000英尺以上的地方气压低，所以我们才会丧命，准确说那里会杀死我们的脑细胞，杀死我们的器官和代谢能力，还会夺走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且，正如克莱罗克斯先生所言，正因气压不足，呼吸才会更加困难，更加难以把氧气吸入我们的肺里，氧气也更难被推入肺脏细小的毛细血管和血管中从而恢复红血球的数量。”
他把那套沉重的吸氧装备举高一些。“这些瓶子里的氧气——也就是1922年我们那次珠峰探险时被夏尔巴人有趣地称为‘英国空气’的东西——被加压了，适用于15,000英尺的海拔高度。一个身体健康的登山者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不会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
我还记得，去年六月我们攀登的马特洪峰的海拔高度为14,690英尺。在那里我没有出现呼吸困难的感觉。吸进肺里的空气感觉略微稀薄和冰冷，不过空气也很充足，足以让我们使出登山所需的体能。
芬奇把一个看上去很沉的氧气罐包放在我面前。“这非常接近英国空军部提供给我们的那个设计，而他们是按照德雷尔教授给他们设计制造而成。请注意，这个框架是非常坚固的卑尔根钢铁登山背物架，可以承载四个钢制氧气罐，像我前面所说的，每个氧气罐都被加压到了15,000英尺。接下来再看看这些管子，还有调节阀——这东西从肩膀上绕过，垂到登山者的胸口，登山者如果乱动这些零件，就有无法吸入氧气的危险——而且，最重要的是，算上我自己的改装，这里总共有不少于三种不同的面罩。”
芬奇缩身把装有四个氧气罐背架的背带套在身上。管子，阀门……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像一条未被切断的脐带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每一个装满的氧气罐重5.75磅，”他说，“克莱罗克斯先生，你更喜欢使用英国磅制单位的数据，还是我该使用公斤单位？”
“我完全能理解磅制，”让-克洛德向他保证，“还有，请叫我的教名吧。”
“是的，非常好，”芬奇说，“嗯，为了准确起见，我将使用公制单位，每个氧气罐的重量为2.6公斤多一点儿。而整个吸氧装备重14.5公斤……也就是32磅，佩里先生。”
“叫我杰克吧。”我说。
“Oui,tresbien，”他又说了一遍，“嗯，杰克……理查很清楚这种款式氧气罐的重量。你为什么不背上试试看，然后交给让-克洛德让他也背上试试。”
我从芬奇那里接过卑尔根钢铁登山背物架和氧气罐，迅速把粗背带套在身上，身体一缩，将之背好。我不知道该如何操作那些调解阀、管子和面罩，于是任由它们摇晃着悬挂在我身前。
“不是很沉，”我说，“我背过比这沉差不多两倍的东西登了很多难登的山。”
“没错，”芬奇笑着说，“可你该记得，除了氧气瓶和卑尔根背物架，你还得背背包或帆布包。还有食物、衣服、备用登山用具，在高山上扎营用的帐篷……杰克，你用的普通三人帐篷有多重？”
“60磅。”
在我看来，芬奇的笑容开始有了自鸣得意的意味。“背着这些1922年式氧气罐，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失去平衡，身体后倾，而且想想吧，爬岩壁时，所有这些阀门、调节器和罐子都垂在你的胸前！背着这个装备，在19,000英尺以上的高山上，走10步你就会累得筋疲力尽。”
让-克洛德此时正用手摸着氧气罐、流管和调节装置，仿佛他通过触觉就能更加彻底了解这装备的用途。我后退一步，给他让出更多空间。
“你俩都背上试试吧，”理查说，“请吧，两位。”
J.C.把吸氧装置竖放在工作台上，轻而易举便套好了背带。他把背的东西抬高一点儿，然后将交叉带子在胸前系紧。“不算太糟，”他说，“我以前登山时背包里放的东西更重。不过关于平衡问题，我觉得你或许说得没错……”然后让-克洛德做了一个让我惊讶无比的动作，他一只脚踩到工作台的凳子上，仅靠双臂支撑，抬起身体和吸氧装置，然后跪在坚固的工作台上。他双手按在墙上，站了起来。
让-克洛德赫然耸立在我们之上，说：“没错，攀爬陡峭的岩石或冰川要比现在难处理得多。”随后他一下子跳到了4英尺之下的地面上，仿佛他的背上压根儿就没有背着32磅沉的加压钢制氧气罐。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背带放松，以适应我更为壮硕的体形和围长，再把背带系紧，然后在工作室里走了几步，哼了一声，没作任何表示。在J.C.的帮助下，我缩身摘下背包，将之轻轻放在工作台上。我无法肯定这样的重量是否会成为我登山的阻碍，不过，尽管我从未大声讲出来，可我力气更大，年纪更轻，我一直依赖我这两方面的优势来使自己展现更好的体能，而我的体能或许会比三十七岁的理查和身材瘦小的让-克洛德要好。
“现在来说说多功能面罩的悲伤故事吧，”乔治?英格尔?芬奇说。他把三个面罩从工作台另一边拉过来。“这一个面罩叫节气面罩。在珠峰那样的高海拔高山上，气压较低，登山者吸入的大部分氧气在奋力登山时又都被呼出去了，你的身体或红细胞并没有从这些氧气中得到任何好处，这种面罩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情况设计。所以说，节约装置有两个阀门……”
芬奇把面罩翻过来，轻轻敲了敲内部的复杂结构。“转动这两个阀门，二氧化碳就可以被滤出面罩，但可以储存未使用的氧气重新使用。不过这该死的阀门通常都会被冻住，这样一来，整个面罩就成了废物。”
这时他又拿起一个面罩，看上去要沉得多。“我们希望这种备用面罩——也就是标准面罩——能够解决那个问题，它采用非常柔韧的铜，表面覆有麂皮。这种面罩的设计理念在于可以随意将之弯曲，以符合每一位登山者的脸型。你们看，这里面没有阀门……”他轻轻拍了拍空荡荡的面罩内部，“咬住输氧管的一端来控制呼吸和重新呼吸。操作简便。”
“马洛里最讨厌那个面罩。”理查说。
芬奇笑了。“的确如此。他同样讨厌我教给每个人的应急备用方案，这方案就是扯掉面罩，直接用氧气罐吸氧，皇家空军飞行员在10,000英尺高空短时飞行时经常这么干。而且由于某种原因，他也不喜欢这个面罩和裸管，因为用这个面罩，登山者会像婴儿一样流口水，然后口水就会被冻住，要不就是口水流到喉咙和领子处被冻住。”
“那么第三个面罩怎么样呢？”我说着一指。
“这就是我对标准面罩流口水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芬奇说，“T型玻璃管，就像是小勒嘴一样，而不是采用橡胶管。这可以使流出的口水减少到最低程度，而且特别有助于再次吸入身体呼出来的未加利用的氧气。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这问题是杰弗里?布鲁斯发现的，就在1922年，他、我和理查向东北山脊攀登，而且创造了最高登山纪录的时候……”
“这种管子会被冻裂。”让-克洛德说。
“正是，”芬奇叹口气，“在极寒气候下，玻璃管就变得十分脆弱，会被冻裂……或阻塞……在这两种情况下，给登山者的所有氧气输送就会被切断。在1921年和1922年两次珠峰探险之前，许多大气科学家都认为，登山者若使用加压到15,000英尺的瓶装氧气，如果氧气输送突然中断，而这时的海拔是……比方说是在布鲁斯的阀门裂掉时，我、布鲁斯和理查登上的27,300英尺……那么登山者将会立刻毙命。”
“可并没有人因为这样的故障而死。”让-克洛德说，显然他很清楚吸氧装置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历史。
“的确如此。至少有两位我们的登山者和三名挑夫在吸氧装备失灵的情况下一直登上了东部山脊25,000英尺处的五号营地。可正如我和理查刚才讨论的那样，那天布鲁斯的阀门坏了，的确导致我们三人在尚未登上东北山脊前返回。”
“这么说，我们就要用这款氧气背架和这种带玻璃阀门的面罩去登珠峰？”我问，先看看理查，又看看芬奇。
“不是。”这两个人立刻说。
芬奇从靠着工作台后面的一堆装备中又拿出一个卑尔根登山背物架。这个背包看上去有些不同。
“这就是桑迪?欧文的马克五号式样，”芬奇说着轻轻拍了拍钢制氧气罐，“你们看看哪里不一样了。”
在我看来，这装备确实不太一样，可要是我能看出哪里不同，就他妈的真是活见鬼了……等等，我注意到，背物架里有三个氧气瓶，而不是四个。我为自己的明察秋毫而微微一笑。
“几乎每个地方都不同，”让-克洛德一边说，一边又一次用双手抚摸背物架、氧气罐、刻度盘和管子，“首先，我看得出来，欧文上下颠倒了氧气罐，所以阀门现在在底部而不是顶部……”
哦，我还真活见鬼了。他也是。
“欧文拆除了几乎所有的管子，”让-克洛德接着说，“而且在极大程度上简化了这个流量表，将之安装在背物架下部的中心位置，这样整个装备的平衡性就更好了。”
没有请求允许，J.C.就用力把桑迪?欧文式氧气装备背到背上。“现在这根软管绕过肩膀，而不是在手臂之下，而且穿过原本垂在胸前的阀门和管子。那些东西都没了。氧气输送应该更为流畅，登山也应该更容易了。而且感觉轻了很多。”
“很对，”芬奇说着点点头，“已故欧文先生的马克五号式几乎比以前的款式轻了足足五磅，同时效果更好，还把尴尬的情况降到了最低点。”
哦，真是活见鬼了，我又一次想到。
“欧文先生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就完成了大部分改装工作，”芬奇接着说，“他把改造方案寄给了一家公司制造生产，也就是自以为是的西贝?戈尔曼公司，在差不多一年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按他要求做出任何改装。”
“任何改动都没有？”我重复一遍。
“任何改动都没有，”芬奇说，“他们压根儿对他和珠峰委员会的改造要求置之不理，海运过来的装备还是我、理查、马洛里和布鲁斯在1922年试登顶时用过的款式，不灵便、漏气、笨拙。诺埃尔?奥德尔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最后一个看到马洛里和欧文向高处攀登的人，据他对我说，到了加尔各答时，探险队的90个氧气罐有15个已经空了，24个泄露得非常严重，根本不能用来登山。欧文先生告诉奥德尔，他自己，也就是桑迪只是小心翼翼地从装货箱里拿出吸氧装备，结果就有一套因此坏掉了。1922年，我们到达珠峰大本营时，我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十分之一海运过来的氧气瓶都不能用了。焊接点全部漏气，因为在前往珠峰途中经过了高地沙漠，垫圈全部变干，焊接点不再保持气密，而且绝大多数计量表都失灵了。有些装置还可以调整，我把能调整的全调整了，可基本来说，要评价一下西贝?戈尔曼公司的氧气罐的话，那就是它们全都是……垃圾。”
让-克洛德摘下欧文的马克五号设备，“砰”一声将之放在工作台上。“那么桑迪?欧文是怎么改造的呢？”
芬奇浅浅一笑。“在前往珠峰长达350英里的徒步行进过程中他一直动手修理，然后在大本营和更高处的营地里接着改装，一刻不停地修理和改装，而且使用的是手边为数不多的工具和零件，一直到那天早晨，他和马洛里离开六号营地，消失在珠峰之上。”
“那么我想我们将收到欧文的马克五号式了？”让-克洛德说。
“是的，不过是按照我的规格进一步改良过的款式。而且你们收到的装备不是西贝?戈尔曼公司制造的，而是由我刚才说的那家苏黎世科学仪器和精密钢管制造公司生产的。”他的笑容微微加深，“而且，我保证，先生们，装备将会被精心制造出来，赶上而且超过已故欧文先生的装备标准。”
理查上前一步，摸了摸马克五号氧气罐。“乔治，你说你做了几处你自己的最终改造。”
芬奇点点头。“我请苏黎世的工程师用铝金属制造了卑尔根登山背物架、流量计，还有其他几个氧气罐元件，铝是从铝土矿中提炼出来的一种非常坚固的金属。我希望也可以用铝制造氧气罐，可是没有设备来安装适用的阀门或给铝制氧气罐加压，所以，氧气依旧得装在钢罐之中。不过现在只要装备三个而不是四个氧气罐，而且还配备了新型铝制元件，整体重量已经大幅下降了。”
芬奇又拉出一套吸氧装备。这套器械与桑迪?欧文的马克五号设计十分相似，可同时又有些……不同。
“重量减轻了多少？”理查一边问，一边用一只手抚摸铝制背物架。
芬奇耸耸肩，可骄傲感溢于言表。“从西贝?戈尔曼公司的32磅降低到了20磅多一点儿。”
“你还改装了面罩阀门。”理查说。
芬奇举起他的马克六号登山背物架的面罩。那个面罩在设计上似乎比其他面罩更简约，拿在芬奇那只布满疤痕的手上显得更为柔韧。“我没有采用玻璃材质，而是使用了非常高级的橡胶改装了呼吸-再呼吸的口阀门，”他说，“我们在30,000英尺及以上海拔高度和极端干燥的环境下对橡胶进行了实验，橡胶并没有脆化或渗漏。我自作主张，把西贝?戈尔曼公司所有会漏气的垫圈和阀门也都换成了这种质量相当高的橡胶材质。”芬奇低下头，他的声音听上去几乎有些尴尬或羞涩，“理查，我没有时间到高山上去一一检验这些新零件了。我原想要试验一番……也有此打算，我觉得艾格尔峰北壁的山脊或许是个不错的实验场地……不应该让你到了珠峰那样的高度才去看是否一切运转正常……可把这些新设计制造出来用去了太多的时间……”
理查轻轻拍了拍芬奇的后背。“谢谢你，我的朋友。我肯定，你在苏黎世进行的实验完全可以确保我们订购的氧气罐将会运转良好，而且不会像之前那些一样出现泄漏。乔治，谢谢你所做的工作和建议。”
芬奇微微一笑，点点头，然后把双手插在了口袋里。
理查看看表。“要想赶上火车，最好现在就出发了。”
“我送你们去火车站。”乔治?英格尔?芬奇说。
火车很准点，自然不必为此担心。这可是一列瑞士火车。
我和理查要经由法国其他地区返回瑟堡，然后回到英国，继续做准备工作。让-克洛德则要返回夏蒙尼作短暂停留，凭我的直觉，他这趟去主要是和他即将迎娶的那个女孩道别，然后会在伦敦和我们会合，这之后，我们就该前往利物浦，出发去印度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带两个装有九件压扁了的羽绒服的皮质旅行箱搭乘自苏黎世驶出的列车。
就在我们准备上火车的时候，在冒着严寒前往车站的路上一直沉默不语的芬奇突然开口道：“还有件事情我应该告诉你们，这事关乎你们前往珠峰的原因……也就是关乎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
我们停下脚步。理查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列车下面一层台阶。我们后面已经没有人了。我们站在那儿，手拿着十分轻的旅行箱，认真听着，这时候火车冒出蒸汽，温暖且飘移的蒸汽笼罩在我们周围。
“几年前我和布罗姆利一起登山，那之后我又见过他一次，”芬奇继续说，“1923年的春天，他到苏黎世来找我，还去了我家。那是四月份的事儿。他说他想向我打听1922年我们那次珠峰探险的一件事儿……”
芬奇似乎是在组织词汇。我们静静地等待着。月台那一边，最后一些乘客正在登上列车。
芬奇吁出一口气，那一小团哈气和蒸汽混合在了一起，他接着说：“事实上，这十分荒唐。小布罗姆利希望我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所看到的或听到的一切，而对象就是……嗯……人熊雪人。”
“耶蒂？”我惊讶地说。
芬奇挤出最后一抹微笑。“是的，佩里先生，我是说杰克。就是耶蒂。我告诉他，我在珠峰北坳附近的绒布冰川上看到了脚印，给他看了去年马洛里在嘉措拉山口附近发现脚印后所拍摄的照片，还和他讲了那个绒布寺喇嘛的话，说他们肯定有五只耶蒂生活在绒布河谷的上游河段。这就是我给小布罗姆利看过和讲过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根本不值得他特地从巴黎到苏黎世来一趟，可他似乎并没有感觉失望。他感谢我抽时间给他提供信息，喝完了他的茶，当天下午就返回了巴黎。”这时列车长向我们挥挥手，用力地指了指他的表。
理查立刻说：“布罗姆利有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会对耶蒂的故事感兴趣？”
芬奇只是摇摇头。随后他跨步向前，微微屈身，非常正式地磕了磕脚后跟，这有点儿普鲁士范儿，与我们每个人握了手，然后说：“再见，先生们。不知何故，我总感觉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三个了，不过我还是祝你们旅途一路顺风，珠峰探险好运，搜寻时……诸事顺利。”

8
到秣市的巴宝莉商号（“找平克先生购买”）。
 
去年十一月，理查曾经告诉过我们，在1921年到1924年的几次珠峰探险中，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给每名队员拨款50英镑购买全套“装备”。他还对我们说，这些上流社会的先生们大部分又自掏腰包购买设备，所以他做主，从布罗姆利夫人的预算中给每人拨出100英镑用于购买装备，如果必要，金额还会再行增加。
就算有理查自己那份1921年和1922年珠峰探险的装备清单，以及他的朋友电影制片人兼登山者约翰?B.L.诺埃尔上尉提供的1924年最新的珠峰探险装备清单，寻找和购买攀登珠峰所需的登山服和专业登山设备几乎无异于在为南极探险做准备。不过，时至今日，实际上是到去年欧文和马洛里失踪的那个时候，整个英国为登顶珠峰所做的准备都是以南极探险为模板：比如说，雇用挑夫在途中按阶段设置一连串食物和材料补给营地，或者以我们的情况来说，是在珠峰上不同的海拔高度设置这样的营地；然后在这些营地之间来回移动，直到最后，挑选出规模更小、素质更加精良的一队人，在好天气的情况下，向顶峰发起冲刺。正如罗伯特?弗尔肯?斯科特在十三年前到南极探险时所做的一样，当时只有他和四个精心挑选的精英，计划乘雪橇进行他们长达1600英里的南极环程探险。那次探险有欠考虑，斯科特和他的四个同伴时运不济，全都遇难，所以我努力不要老是琢磨着拿那次探险和我们的探险对比。
然而，我们现在购买的衣物和材料，与斯科特和他的同伴在北极冻死时所穿的衣服极为相似，只不过我们的装备有了很多绝妙的现代化改进。
神圣清单上的第一个物品就是防风衣，而且清单上写明要买防风衣，我们应该“到秣市的巴宝莉商号（‘找平克先生购买’）”。这家商店号称全伦敦最时髦的男子服饰用品商之一，“是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装备供应商”，我和让-克洛德真有点儿为此打退堂鼓。有一天，趁着理查忙着准备其他探险物资的时候，我和J.C.结伴一起去了那家店。
结果，那一天“平克先生”生病了，并没有出现在秣市的巴宝莉商号，反而是一位穿着正式且彬彬有礼的“怀特先生”用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帮我们挑选合适尺码的衣服，然后我们收到了一张收据，并且得到保证，这些东西会在当天下午送达我们的旅馆。结果我们买的东西太多了，只好返回旅馆，只是在逛完巴宝莉商店后在返程途中停下来喝了一品脱啤酒。
我们在巴宝莉商号买的绝大部分衣物都是沙克尔顿购买过的防风提灯裤、罩衫和手套。我们购买了一种连指羊毛手套，戴在由沙克尔顿华达呢制成的更大的连指手套里面。我们还在巴宝莉购物清单里加入了厚羊毛围巾。
在珠峰之上，我们还需要保护我们的头和脸，而且我们要穿越西藏前往珠峰，这个过程需徒步跋涉350英里，途经很多海拔在17,000英尺及以上的山口，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保护头脸，而且，令我相当惊奇的是，巴宝莉商号居然出售一种皮革飞行头盔，也可能是摩托车头盔，衬里是兔皮或狐皮，还有可系在下巴下面的护耳。而且他们还卖一种麂皮面罩，很薄、柔软、透气，有皮革衬里，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个。这个组合太令人惊奇了，皮革耳套、带子、皮毛、黄铜拴扣，最棒的是还有一种很大的护目镜，由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将之缝进皮革面罩和头盔里。戴上厚实的眼镜，眼前的景物都变成了深色，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不被高海拔高山上的刺目阳光伤害。每个登山者都知道爱德华?诺顿的故事，1922年，他和萨默维尔勇敢地以横切攀登方式攀爬珠峰北壁，在攀登那道从顶峰向下延伸、填满冰雪的巨大沟壑时以失败告终，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戴护目镜。那次攀登要求登山者使出所有技术，所以诺顿好几个小时内都没戴眼镜，以便确保看清手抓和脚攀的位置。他以为他爬的是光秃秃的岩石，而不是会反光的冰川雪坡，所以阳光不会伤害他的眼睛。
他们并没有成功登上那座暗藏危险的峡谷，可那天晚上，下山来到六号营地时，诺顿饱受了双眼失明的痛苦。他得了眼炎，也就是雪盲症，而且出现了感染，这之后，病痛和失明折磨了他整整六十个小时。他们只好帮助这位失明的同伴下山回到前进营地里，把他安置在一顶铺有睡袋的帐篷中度过那个饱受病痛的夜晚。据说，在那顶帐篷里，诺顿受到了极大的病痛折磨。
在早期几次探险中，沙克尔顿夹克——其实就是上了蜡的棉夹克——有助于保护羊毛衣物免被浸湿，可这种衣服的保暖效果不好，虽然从理论上而言这种衣服具有防风功能。理查有这样一个疯狂的想法，他认为，一个登山者，至少是我们三个登山者，只要穿着芬奇的鹅绒夹克和我们的防水沙克尔顿夹克，完全可以在天黑之后待在珠峰的空旷地上而不会被冻死。或许——绝无可能，只是或许而已——只要衣服足够保暖，我们就能在25,000英尺之上的开阔营地中熬过一整夜。
据理查说，落日之后，在东北山脊之上，欧文和马洛里失踪时穿的那为数不多的几层衣服根本不可能让他们静坐一个小时后还能存活。“我无法保证，芬奇先生的羽绒衣能够在珠峰之上保人不死，”在我们决定选择何种外套之际，理查这样说（其实主意都是他拿的），“可我知道，1922年时，芬奇比我们其余人感觉都暖和，再说了，羽绒比好几层的羊毛衣服更轻，而且沙克尔顿夹克应该可以保持鹅绒干燥，所以值得赌一赌。”
涉及到我们在世界之巅的生死存亡，我很不喜欢用到“赌”这个字眼儿。
在我们去巴宝莉商号的第二天，我和让-克洛德与理查一道去了杰明街的法格兄弟商号买登山靴。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款非常适合我们三个人的皮底毡靴，这一款近来的新设计自然是为极地探险而制，特意做成超大尺码，至少可以容纳三双厚毛袜。在1924年的珠峰探险中，一旦登山者登到了较低的冰川上方，几乎没有人选择穿毡靴，所以也不会有人确切地知道，在真正高海拔的山上，穿毡靴攀登岩石和寒冰会有怎样的效果。
“为什么我不能穿我自己的登山靴？”让-克洛德说，“那双靴子我穿了很多年了，效果非常好，只是不时需要更换鞋底而已。”
“我们这些参加了前两次珠峰探险的人，甚至是芬奇也算在内，以及参加去年珠峰探险的高山登山者，都穿的是我们自己的钉靴，”理查说，“我们的脚全都冻得冰凉，几个人的脚被冻伤了，还有人失去了脚指。去年，桑迪?欧文告诉约翰?诺埃尔，其中的缘由不仅仅在于这些专业登山靴有平头钉，无论你选择何种样式均如此，马洛里和其他人就选择了不同式样的靴子，还因为靴子的内底和外底之间有小块金属板，从而增加额外的抓地力。而且有些平头钉都是锯齿状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说，终于对我们的领队有些不耐烦了，“这些价格不菲的钉靴能让登山变得更容易吗？若果真如此，金属板倒是个好主意，是不是？反正金属板轻得很。”
理查摇了摇头，每当他这样做，就表示“不，你不了解”。
“为了减轻重量，欧文确实建议我们应该少用一些平头钉，”他说，“在军队里，我们得知脚上负重一磅等于背上负重十磅。我们在‘一战’期间使用的皮靴非常结实，却设计得十分轻便，以便可以最大限度地行军。不过，桑迪?欧文给诺埃尔的警告并非针对重量，而是因为钉靴会把热量向冰冷的地方传导。”
“把热量向冰冷的地方传导？”让-克洛德重复了一遍，仿佛他不肯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皮底和厚袜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隔绝珠峰上岩石和冰雪中的可怕寒气，”理查说，“可欧文有一个想法，我们大家所穿的钉靴把自身体传到脚上的热量再通过那些金属板和平头钉传导出去。当然，热量总会向冰冷处传导，而且，根据欧文的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脚指差点儿被冻伤以及真正冻伤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的那次探险中，亨利?莫西德不得不在我们回到印度之际被截去一根脚指和几根手指尖。他申请参加1924年的珠峰探险，可因为受过伤，便被拒之门外。所以我同意桑迪?欧文的见解，钉靴会使人失去身体的热量，将之传导到岩石或冰雪之上。”
“那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我说，“如果这些贵得要命、带平头钉的靴子只会更快地让我们的双脚变得更加冰冷，我或许还是穿我那双值得信赖的旧登山靴为好。”即便在我自己听来，这话都有些孩子气的任性。
理查从夹克口袋里拿出几张纸并将之展开。每一张上都有用铅笔或墨水小心画上的图示，两侧有一行行一列列的手写字体。英文拼写得简直乱七八糟，可其中的意思却清晰明了，桑迪?欧文在标准登山靴设计基础上做出了他自己的修改，标明了应该在贴边和带钉鞋底之间的哪些地方增加数层毛毡。欧文书写总结（理查确认这些注解确实出自欧文之手，在欧文和马洛里失踪前的最后几天，欧文把这些纸交给了诺埃尔上校）的笔迹十分清晰，但拼写却一塌糊涂，他是这样写的：Boots shulde be spareingly naild for liteness–everry ouns counts!（除了第一个单词，欧文的拼写都不正确，意为：为轻便设计，登山靴应该少加靴钉——每盎司重量都至关重要！）
“这样的拼写。”我对理查说，一边举着折叠起来的笔记，仿佛它是一个证物。在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新闻报道和葬礼演说之后，每个人都知道安德鲁?“桑迪”?科明?欧文毕业于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是高山缺氧的结果吗？”
理查摇摇头。“诺埃尔说，欧文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年轻人之一……在工程学以及实际应用中进行修补方面，他几乎就是一个天才……不过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年轻人一直都没有学会如何正确拼写。不过这似乎并没有让他畏缩不前。他是牛津大学划船俱乐部（OUBC）的划手，还是极为臭名昭著的墨顿学院密耳弥冬餐饮俱乐部的成员。”
“臭名昭著？”让-克洛德说。他一直在仔细查看欧文关于特种登山靴的图表，闻言惊讶地抬起头来，“欧文参加了臭名昭著的……什么东西？”
“是一个餐饮俱乐部，成员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大多数人都是优秀的运动员，他们专门破坏大学的校规，砸烂学校的窗户。”理查说。他拿回折好的几张纸，将之交给恭候一旁、一直与我们讨论靴子的法格兄弟。“现在我们要决定，我们去的时候，是穿欧文设计的登山靴，这种靴子更新，或许还更为暖和，还是选择这种新款毡靴，还是按照让-克洛德刚才要求的那样，穿那种超级硬挺的靴子，并且搭配他新设计出来的冰爪，又或者，干脆就带我们自己的靴子。”
“我们为什么不四种都要呢？”让-克洛德问，“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你们见识到，为什么我要求的那种特别硬挺的靴子在珠峰上来说必不可少。这四种靴子都十分必要——高帮毛毡可防寒，特别硬挺的靴子则适合我新设计的冰爪，欧文带靴钉的毡靴，还有我们自己的旧靴子当作备用，或许需要换新底。布罗姆利夫人的钱够用吗？”
“够用。”理查说。他指着那几张图表，对法格兄弟商号的人说：“每人两双这种专用靴，多加一层毛毡，金属板不要接触到金属钉。每人两双这种特别硬挺的靴子，让-克洛德会给你们一张写着规格的纸。每个人再要两双拉普兰德南极毡靴。现在我们有时间，可以量一下尺码。”
然而，在为我们1925年这次小型探险准备的装备当中，最大的变化既不是芬奇的气球外套，也不是欧文设计的新靴子。
J.C.最近一次从法国回来，刚刚和我们会合便火急火燎地让我们在一月底前抽出两天时间。理查回答说这压根儿就不可能；一月份到二月底的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坐船去印度，所以根本没有两天时间来浪费。
“这事儿很重要，雷沙[28]，”让-克洛德说。此时J.C.喊了理查的名字，他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每每听到J.C.的法语发音，我都觉得很有意思。“这特别重要。”
“重要到关系整个探险的成败？”理查的声音并不友好。
“对极了，就是这样。”J.C.看着我们俩，“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没错，这两天就是这么重要，整个探险的成败就在于此。”
理查叹了口气，拿出一个带日历的日记笔记本，他一直把这个本子装在夹克口袋里。“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他终于开口道。“1月24日和25日。我有几件重要的事儿要办……我会挪到别的日子去做。那个周末会有满月……这会有什么差别吗？”
“或许会。”让-克洛德说。他突然露出一抹小男孩似的灿烂微笑，“满月或许真能带来某些改变呢。没错。谢谢你，我的朋友。”
1月24日星期六，日出之时，我们就出发了，或者说在一月末这样一个日子里，冷风不住地吹着，天色十分灰暗，四周笼罩着雾气，还飘着雪花，我们只是估摸着这个时候是日出之时而已。我们三个谁也没有汽车，所以理查只好从他一个叫迪克?萨默斯的朋友那里借了辆车。那是一辆沃克斯豪尔牌汽车，在我的印象里，这款车大约长30英尺，共有三排座椅，有充足的空间让乘客摆放双腿，而且轮子几乎到我的胸口这么高。（理查告诉我们说有这么一件稍具讽刺意味的事儿，不到两年前，迪克?萨默斯就是开着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进行了第一次汽车双向穿越湖区威利诺斯山口和哈德诺特山口的探险，那是一条颠簸石路，汽车难以通行，且理查说这条路只比羊肠小径宽一点点。我说我怎么没发现这事儿有什么讽刺的，结果理查点燃了烟斗，道：“这倒是。我忘了说了，萨默斯开车探险的时候，桑迪?欧文就坐在第三排座椅上，而与他坐在一起的，是两位漂亮姑娘。”）
刚一离开萨默斯的车库，我们就意识到，这辆巨大的沃克斯豪尔汽车更适合夏季穿越高地山口的探险，而不宜在冬日里驾驶。这是一辆敞篷汽车，英国人管这车叫折篷汽车或无篷汽车，我们三个只花了三十分钟，骂骂咧咧的，还弄伤了手指，才把无比复杂的篷顶打开，锁好，然后又用了半个小时把柔软的侧窗和后窗玻璃扣好，“咔哒”一声关上，尽管如此，一把车驶上伦敦的街道，朝着东北方向出城，我们就意识到，这辆破车的上层部分有很多裂口，还不如一个便宜的漏勺呢。把这辆巨型汽车开上街还不到十分钟，雪花就迎面扑来，雪堆积在车子的木底板上，我们的脚上，我们的腿上也落满了雪。
“我们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理查问坐在驾驶座上的让-克洛德。J.C.一直都没有公布我们的目的地在何方，理查为此格外恼火。（这并不是说这些日子他没事给自己找气受；为了我们这次有限的小型“搜寻探险”，他一直在做大量的后勤工作，忙得他没时间睡觉，也没工夫吃饭，更别提放松放松或者锻炼了，而且很显然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听说，在风和日丽的夏天，开车的话，将近六个小时就能到。”让-克洛德用两只戴着羊毛手套的手紧紧握着巨大的方向盘，一边高兴地说，一边把唇边的雪吹开，“今天需要的时间没准儿长一点儿。”
“十个小时？”理查咆哮道，边试着点燃他的烟斗。这可不太容易，他总共戴了三层手套，最里面是新买的露指手套，第二层新买的羊毛连指手套，第三层则是沙克尔顿布料做成的连指手套。我们起码是穿着去南极的衣服开始了此次汽车郊游。
“如果运气好，我们十二个小时能到，”让-克洛德开心地大声说，“休息一下吧，像你说的那样，放松，放松。”
想好好休息纯属妄想，原因有两个：首先，在奔驰过程中，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只有一个理论上的加热器，尽管那东西吹出来的都是冷风，我们三个人还是都冲着这个加热器前倾身体，挤作一团。而我呢，则是从第二排座椅上向前靠；其次，让-克洛德根本不习惯开任何汽车，在英国尤甚，更要命的是他还总弄错应该拐弯的方向，如此一来，这趟冰雪上的汽车旅程简直堪称惊心动魄。
雪越下越大。我们继续朝着西北方向驶去，而唯一鲁莽到敢在这种鬼天气上路的汽车就只有卡车了。我们一路经过了赫默尔亨普斯特德，考文垂，然后是黑烟缭绕的伯明翰市，随后朝着什鲁斯伯里驶去。
“我们现在正开往威尔士北部。”在到达什鲁斯伯里前，理查叹口气说。不知怎的，他说“威尔士”这几个字的韵律仿佛是在说“地狱”。
宽阔的第三排座椅以及我所坐的第二排座位的一半空间都放着几个又大又沉的背包，J.C.在我们的帮助下才能把它们搬上车。这些袋子太沉了。我们一会儿转左，一会儿转右，晕头转向地想在这条被冰雪覆盖的路上再次呈直线行驶，而袋子里则传出一阵阵钢铁撞击的铿锵声，还有沉重的金属发出的砰砰声，我猜那些袋子里肯定装了很多装备。
“你把氧气罐带来了吗？”我问，一只手紧抓着前排座椅，仿佛是抓着过山车上的控制杆。
“没有。”让-克洛德心不在焉地说，一边咬着下嘴唇，一边见缝插针，操纵着这辆12英尺宽的沃克斯豪尔汽车，既要躲开迎面而来的卡车，还不能碰到这条被冰雪覆盖的道路左边那些难以逾越的树篱和深沟。
理查把烟斗拿开了一会儿。我刚刚才决定，我应该再靠得近点儿，把手伸向它，也就是他的烟斗，因为这东西好歹是个热源，这辆汽车那个所谓的“加热器”太不顶用了。“不会是氧气罐，”理查闷闷不乐地说，“还记得吗，芬奇会直接把那些东西从苏黎世送到我们的船上装船。”
天黑了。我们的晚餐是冷冻三明治，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冷冻食品，里面有很多冰碴哩，放三明治的食盒此时大部分地方都有积雪，而一保温瓶热汤早在十个小时之前我们到达伦敦西北部郊区的某个地方时就已经凉透了。
雪还在不停地下。沃克斯豪尔汽车微弱的前大灯射出的灯光也就和两根摇曳蜡烛的光差不多。这倒无所谓，反正也没有别人傻到在这样的晚上上街。没准儿让-克洛德一心盼望的满月在我们开车的时候早就升起来了。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落雪打着旋儿，这个世界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让-克洛德顶着风雪坚定地向前开着，一边眯着眼睛看着前方白茫茫的黑暗，一边眨眼，把落在眼睛上面未融化的雪花抖落。
“我们这是去斯诺登峰。”理查说。一阵狂风刮起，摇晃的车身两侧、车顶和窗格都漏风，他的烟斗灭了。
“不。”让-克洛德严肃地说。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笑还是在刚过了伯明翰的时候。
那天夜里，我们并没有到达他的那个目的地。首先，一路上都很好使的两个轮胎被刺破了，这下子我们就更到不了目的地了。很幸运，迪克?萨默斯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把两个完好的备胎绑到了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的左后脚踏板上（因此我只能从右侧上下后座）。不幸的是，我们终于发现，顶着呼啸的暴风雪更换备胎所需的千斤顶和其他工具肯定都被放在这辆巨大的沃克斯豪尔汽车里的一个小行李箱中了。关键是这个行李箱被锁住了。更关键的是汽车点火钥匙居然无法将之打开。而我们的车坏在了路中央，如果恰巧有一辆卡车或其他汽车快速从雪花纷飞的黑暗中驶来，那我们几个的末日就到了。（我们甚至连个手电筒都没有，或者按照理查的叫法，称之为“torch”[29]，连蜡烛都没有，更别提照明火把了，所以压根儿就别想把这些东西摆在路上警示其他车辆。）
那天夜里，我们几个骂骂咧咧，就像是编制了一张非常厚的脏话毯子，而我肯定这张毯子至今飘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边界附近的某个地方，久久无法散去。
最后，我们中有一个人想到，或许这个行李箱只是被冻住了，而不是锁住了，所以只要使劲儿敲击那个依靠合页连接的箱盖即可。结果，并没有费多大力气，那个小小的金属片就一下子翻了上来，只见里面有千斤顶，轮胎撬棒等物，而这些工具看上去像是适用于比这辆庞大笨重的沃克斯豪尔汽车小上好几圈的汽车。
这倒无所谓。反正我们只用了九十分钟就把轮胎换好了。
那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叫作瑟里吉卓迪恩的地方，在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过夜，那里房费特别高，而且不是很干净。我们到得太晚了，他们之前供应的温热食物都已经没有了，店主也没有打开厨房，让我们去找点儿吃的。公共房间里有一个壁炉，尽管店主回房睡觉时走上前来，仿佛是想告诉我们，不要再往火里添煤了，可一看到我们三个人愤怒的目光，他便灰溜溜地没敢走过来。
我们一直在这团小火边待到半夜，希望能够暖和过来。随后我们拖着脚步去了客房，房间很小，充斥着一股怪味儿，而且几乎和沃克斯豪尔汽车一样冷。因为J.C.告诉我们，周六晚上我们得在外面露营，所以我们带来了最好的羽绒睡袋，可这个窄巴巴的房间太冷了，那股子气味儿难闻得要命。凌晨3点左右，我只好多穿上几层外套，步履艰难地走了回去，看看能不能再把炉火点燃。
无此必要。因为让-克洛德和理查已经在我之前到了那里了，点燃了一小堆闪闪发亮的煤火，他们俩歪歪扭扭地躺在两张安乐椅上，四肢跨在上面，正打着呼噜。房间里还有一张老式安乐椅。我把椅子拖过来，尖锐的声音并没有吵醒我的两位登山搭档，然后我将之摆放在距离那一小堆炉火最近的地方，拉过羽绒睡袋，像是盖被子似的盖在身上。然后沉沉睡去，一直到清晨6点，客栈主人把我们从我们愉快的安乐窝中唤醒。
1925年1月25日周日，这一天是我这一生最美好的日子之一，尽管我只有二十二岁，年纪很小，大部分人生还在前面等着我。然而，说句实话，在这之后近七十年的时光里，在和别人分享我那些“最美好的日子”时，从不曾如同那天一样，能感受到像我和我的朋友兼绳索上的弟兄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和理查?戴维斯?迪肯在一起时的美妙感觉，而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一起经历了更多这样的日子与时刻。
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可这天天空碧蓝，阳光明媚。在我印象中，或许这是我待在英国期间阳光最灿烂的日子了，或许还有我们去探访布罗姆利夫人的那个夏日，那一天的天气也非常好。天气依旧天寒地冻的，起码有零下十度，所以雪没有融化，可这辆巨型沃克斯豪尔汽车有强力发动机和巨大、怪异且布满疙瘩的轮胎，这车在雪地上开倒也十分适得其所。那天早晨，即便是在威尔士的省道上，路上一辆车都没有，我们还是把车开到了每小时30英里，这速度既舒适又安全。
开了几英里后，我们都意识到，我们不能忍受再一次像待在坟墓一样待在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里了。于是我们把车停在路中间，公路上空荡荡，覆盖着白雪，令人目眩。我们身后的两道车痕如同这个白茫茫半球形世界里的两道黑色铁轨，在最近一条小路的那一边消失不见。我们把顶棚拆开，把乒乓响的窗户，帆布侧罩以及其余的东西都放在车子底板上，挨着我身边J.C.那几个巨大的袋子。
我们每个人都穿上了五层羊毛衣服，然后穿上羽绒气球织物大衣，之前我们把这衣服装在旅行箱里，从苏黎世芬奇那里带了回来，另外又穿了从巴宝莉商号买来的沙尔克顿夹克。我和让-克洛德还把飞行皮头盔（没准儿是摩托车头盔）和面罩戴上，最后还戴了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防眩光护目镜。
我至今依然希望那一天能有人在这里，在我们几个人路过杳无人烟的斯诺登峰地区时给我们拍张照片。我们看上去肯定很像威尔斯先生笔下那些火星入侵者。
可事实证明，我们的目的地，也就是让-克洛德的秘密目的地，并非冬季常有人攀爬的斯诺登峰或者乔治?马洛里登过的彭亚山口板岩，去年秋天，我们几个登上了这座岩山。我们在那年一月的一个周日上午10点左右到达了目的地，即伊德沃尔湖及其附近的冰碛石，冰擦岩（让-克洛德说的是法语，不过因为去年一年我爬了很多座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山，所以我对这种岩石并不陌生），有闪光条痕的崖边，遍布冰碛石和碎石的荒芜斜坡，漂砾（是一些砾石，被很久以前的冰河带到这里，停留在布满岩石的平原之上，仿佛是巨人在比赛时投掷的石头，后来被巨人们忘在了这里），以及我们周围随处可见的垂直山壁、板岩和斜坡上裸露在外的深层岩体。这座湖现在已经冻上了，周围是直上直下的坚硬岩山。我们从车里出来，在雪地之中活动双腿，这时候J.C.伸手指着格莱德尔法沃尔和嘉恩两座山的高峰。我和让-克洛德都穿着蜡棉绑腿，以保持长筒袜干燥。理查也穿了一条提灯裤，带着老式绑腿，不过这是用最好的羊绒制成的，他看上去像极了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珠峰探险队照片中那些一副挑剔样子的英国登山者。而且，理查那件气球织物外套的扣子没系，里面的卡其色羊毛衬衫露了出来，再加上那件卡其色提灯裤，他看上去真像个军人，而他在一战期间就是一名上尉。
看到理查这样一身打扮，穿着棕色和卡其色的衣服，带着厚绑腿，一种不安的感觉不禁在我心中升起。他从那辆大车里出来，伸展四肢，伸着脖子回头看周围的山峰和冰瀑。然后从那件又老又旧的羊毛外套口袋里拿出烟斗，将之点燃。如果这身衣服会让他想起战争期间那些痛苦的回忆，他自然不会表现出来。我还记得，寒风中他的烟草的味道很像一剂强效药。
我很担心我们还得再步行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登山的地方，就像到马洛里登过的那座该死的管状岩架去的时候一样，可让-克洛德直接把巨大的沃克斯豪尔汽车停在了距离他真正的目的地只有一百来码远的地方。
他要的是夏季的瀑布、如今的冰瀑；他要的是200英尺高的冰封岩壁和岩壁尽头令人望而却步的结冰突出板岩。他找到了他要找的地方。伊德沃尔湖大部分水域都已结冰，此处是湖的远端，上方便是伊德沃尔山谷的悬崖，整个山谷都是冰冻的瀑布和壮观的冰川。我们用力把那些沉重的袋子拖到其中一座最大、最陡峭、顶部最为突出的垂直冰川脚下，他猛地把他的东西扔到雪地里，然后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也这样做。然后他说了一些话，而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的攀登方式都将因为他的这番话彻底地改变。
“首先，你们必须换上法格商号给我们做的新靴子。”让-克洛德说。他从其中一个沉重的帆布包里拿出两双硬挺的靴子。J.C.自己那双已经穿在了脚上。
我和理查嘟囔着发牢骚，却还是找了独立的砾石，坐在上面脱下我们那双很舒服且已逐渐合脚的新登山靴，然后用力拉上这双硬挺到了极点的靴子。在伦敦的时候，我们曾经穿着这种新靴子练着走了走，非常不舒服。（拉普兰德靴子最舒服，这种高帮靴带有绒毛，由毛毡和皮革制成，像是穿着那种及膝高、特别暖和的印第安莫卡辛鞋在走路一样。很不幸，在长达350英里前往珠峰的徒步行进过程中，一路上遍布岩石和砾石，往往还得背负着沉重的背包，如果我们一直穿着这种带有绒毛的靴子，我们的脚底肯定会受到严重的瘀伤。不过这种靴子是在营地里活动时的最佳选择。）
我和理查穿着这种包裹住整个小腿的“硬靴”笨拙地走了几步，先是皱着眉头看了看彼此，然后瞪眼看着让-克洛德。这种蠢笨的靴子压根儿一点儿灵活性都没有。这靴子永远不会有合脚的一天，绝不可能成为穿着舒服的远足靴或登山靴。
让-克洛德似乎一点儿也没有被我们愤怒的目光吓倒。他正忙着像变戏法似的，把很多金属制品和金属与木头混合制品从他那三个袋子里拿出来。“这些是什么？”让-克洛德举着两个旧冰爪问我们，我见过他用过很多次这东西。
“冰爪？”我说，讨厌这两个字结尾处我的声音里那小学生似的升调。“冰爪。”我更加坚定地又说了一遍。
“干什么用的？”他继续一本正经地说，声音中只夹杂着轻微的法国口音。
“攀越冰川，”我越发坚定地说，“有时候还可以攀爬雪坡，如果不是很陡的雪坡的话。”
“每个有多少爪尖？”
“爪尖？”我傻兮兮地问。
“就是底上的尖刺。”理查说。他又在翻找他那个该死的烟斗了。我们前面的冰川下端悬垂着很多4英尺长的冰锥，我真想用其中一个给他来一下。
“十个爪尖。”我说。我只好想象着我放在家里的冰爪，然后在心里数了数它有多少个爪。笨蛋。自打我十几岁时就开始用这东西了。“十个。”
“为什么爬山时我们不能更多地使用这种冰爪？”让-克洛德问，“为什么我们不用它来攀登珠峰？”他那轻柔天真的声音在我听来十分靠不住。这里面肯定有陷阱。我瞧了瞧理查，可他突然间只顾着点燃他的烟斗。
“因为这该死的东西并不适合攀登岩石。”我终于开口说。我真不耐烦再扮演这种缺心眼小学生似的角色了。
“在珠峰之上，我们脚下踩的都是石头吗？”
我着实地叹了口气。“不是，让-克洛德，在珠峰之上，脚下所踩的并非都是岩石，却也足够多了。在偶尔出现的雪地上，我们可以使用冰爪，如果那些地方不是特别陡峭的话。不过钉靴效果更好，抓地力更强，附着摩擦力更大。根据登山俱乐部的报告和1924年珠峰探险队高山登山者的口述，珠峰北壁、东北山脊和东部山脊由主要向下倾斜的板岩组成，就和陡峭房顶上的石板瓦一样。而且是非常陡峭的屋顶。”
“这么说在那里使用冰爪欠妥了？”
我的一位预备学校几何老师时常用这副调调引导课堂指导和讨论。我也很讨厌他。
“非常欠妥，”我说，“那就像是穿着钢制高跷走路一样。”要想解释清楚还真不容易。
让-克洛德缓缓地点了点头，仿佛终于对攀登喜马拉雅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山有了基本了解。“那诺顿的峡谷呢？”
所谓“诺顿的峡谷”，就是现在的登山者对从珠峰北壁中央垂直向上延伸到顶峰三角岩的一道巨大沟壑的叫法，沟壑中尽是板岩和冰雪。一年前，爱德华?诺顿和霍华德?萨默维尔开拓了一条从东部山脊通往北壁的路线，这条路线在所谓的黄色岩石带之上，高28,000多英尺。诺顿领头，而且他们俩并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萨默维尔感觉身体很不舒服，远远落在后面，而诺顿已经到达了那道巨大的垂直峡谷，想要试着爬上去。可那里的雪几乎及腰深。而在雪不那么深的地方，向下倾斜的板岩上都覆盖着一层冰。诺顿这才意识到，他所处的位置堪称极端危险，放眼望去，只见打滑的脚下就是绒布冰川，落差足有8000多英尺，他迫不得已，只能结束了登顶尝试，非常缓慢地下山去找萨默维尔，并且用颤抖的声音问他们是否可以一条绳子相互系在一起。（在登山时，特别是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这种勇敢尝试之后突然丧失勇气的情况可谓司空见惯，甚至是在阿尔卑斯山脉，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仿佛大脑突然之间恍然大悟，迸发了求生本能，即便是最勇敢的登山者，他们的肾上腺素和雄心抱负最后也都被压制了下去。在真正危险境地中，如果未加提防这种“勇气丧失”的情况，那么登山者往往都没能活着从登山探险中归来，乔治?马洛里就是一个例子。）
诺顿为攀登那道峡谷所作的努力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尝试。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海拔攀高纪录，即28,126英尺，而唯一能够打破这一纪录的，或许只有马洛里和欧文沿狂风大作的东北山脊所做的最后一次登顶尝试，他们也因此命丧黄泉。
不过大多数自称攀登过珠峰的人都断言说诺顿的峡谷是无法攀越之地：太过陡峭，太多松软的雪，太多地方需要垂直攀爬。而且，在那样一个又高又冷的地方，好几个小时内付出了极端的努力，可只要脚底一滑，便会导致严重后果。
“为什么不使用冰爪攀爬诺顿的峡谷？”让-克洛德问，“又或者用冰爪攀爬27,000英尺以上的东部山脊和东北山脊的陡峭雪坡，那里只有马洛里和欧文上去过。”
听到最后半句话，我不禁浑身发冷。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已经脱掉了芬奇的气球外套，恰巧一阵冷风从伊德沃尔山谷上方、从伊德沃尔湖对面吹过来，我才会感觉冷。
“在陡峭如诺顿的峡谷这样的雪地之上，冰爪根本不管用，”我暴躁地说，“甚至在他们27,300英尺左右的高山营地下方那片高山山脊雪地上也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让-克洛德问，带着法国人的自命不凡，听了让人很不爽。
“因为人类的双脚和脚踝不能弯曲到那种程度，该死的！”我大声说，“还因为当登山者的重量不压在冰爪之上时，冰爪没有受压，根本不能保证在陡峭的雪坡上始终拥有抓地力，J.C.，这点你清楚得很！”
“是的，我很清楚，杰克。”他说着把旧冰爪扔在雪地上。
“我想我们的朋友有东西给我们看。”理查说。他的烟斗此刻冒着烟，他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
让-克洛德笑了，弯腰去够他那个大背包，然后拉出一个闪闪发亮的全新金属冰爪。要好一会儿之后我才看出这东西的新奇之处。
“这个冰爪前面有尖刺……爪尖，”我终于说道，“就像是角一样。”
“12爪冰爪。”让-克洛德说，他的语气现在变得非常锐利，很有条理，“德国的冰川攀登者都在谈论这种冰爪。我让我父亲进行了设计，并且制造出来。”
我们都知道让-克洛德的父亲一开始是个铁匠，后来经营着一家金属浇注和成型公司，是全法国最大的同类型公司之一，当然在夏蒙尼也是最大之一。还要多亏法国政府在一战期间下的合同（以及英国政府的几份合同和美国政府的一份合同），老克莱罗克斯先生的生意才能飞速发展。现在他们生产各种产品，从专业钢质管道到牙科器械，无所不包。
“看上去挺危险的。”我说。
“的确，”让-克洛德说，“专门用来攀爬那座不想被人征服的高山。”
“我想我明白了，”理查说着走上前来，接过那个看上去挺吓人的12爪冰爪，“你把这些爪尖踢进冰川，用你那双特别硬挺的新靴子的鞋底腰部来支撑你全身的重量，因为那个部位十分坚固，不会弯曲，你将之作为一个平台。甚至从理论上来看，还可以用这种冰爪攀爬近乎垂直的冰川。”
“是的，”让-克洛德说，“不过不仅仅是‘近乎垂直的冰川’，我的朋友。还可以爬更加垂直的冰川，以及比垂直冰川更危险的地方。我曾经在法国做过试验。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试验一番。”
我承认，我的心开始快速地怦怦直跳。我一直不喜欢攀越冰川。我讨厌那些让我的靴子在上面直打滑的表面，虽然这么说有点儿牵强。J.C.说的那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试验一番”使我惊出一身冷汗，本就冰冷的皮肤现在又湿又冷。
“还有呢，”让-克洛德说，“给我看看你们的冰镐，我的朋友们。”
我们当然都带了我们的冰镐来。我把我的冰镐从雪里拿出来，放在面前。冰镐的木柄很长，顶端是金属扁斧和镐头。理查从雪里找回了他的冰镐，然后靠在上面。
“杰克，你的冰镐有多长？”让-克洛德问。
“38英寸。我很喜欢这种比较短的长度，这样在陡坡之上，就可以凿出踏脚处。”
“你的呢，理查？”他的法语口音就像是在说理查。
“48英尺。我知道，这属于老式冰镐。不过我也是个老派的人。”
让-克洛德只是点点头。然后他把手伸进雪地里的那个鼓鼓囊囊的袋子，拿出好几把“冰镐”，而这些根本称不上冰镐。最长的一把也只有20英寸多一点儿。我的老天，这就是一些锤子吗。只不过顶端装着不同的扁斧和镐头，而有的斧柄是木头的，还有的是……我的天……居然是钢质的。
原来让-克洛德的老爸在他的钢铁配件工厂就忙着做这些东西啊。
“这是你的设计？”理查问，一边举起其中一个荒唐可笑，像锤子似的东西。
J.C.耸耸肩。“在德国人今年的设计基础之上改进的。就是去年十一月你们俩从慕尼黑回来之后对我讲过的德国人的设计。所以十二月的时候，我和几个德国年轻人一起在夏蒙尼攀登冰川，我见识到了他们的新技术，也用过了一些他们的新设备。然后我在我父亲的工厂里做了我自己的一些变动，提高了它们的性能。”
“那些根本就算不上冰镐！”我几乎有些语无伦次地说。
“算不上？”
“算不上，”我说，“你不能用它们长途徒步跋涉，不能靠在它们之上，不能在陡坡上把冰凿出踏脚处。”
让-克洛德举起一根手指。“正好相反。”他轻声说。刚才他一直把那五把短短的又像冰镐又像锤子的东西放在帆布袋子上，现在他从里面拿起一把。他举起的这个东西看起来最像普通的冰镐，木柄等处都很像，不过更像是被丢在雨里淋过、缩小了三分之二的冰镐。然而，不像我们的冰镐似的，它的一端没有扁斧，短的那一端只有一个钝钝的锤头。根本就是一把锤子嘛！
“我和我父亲把这种破冰锤叫‘笔直下垂’，”J.C.说，“在陡峭的冰坡或雪坡之上开凿踏脚处的能力超强。而且有了它，再也不会出现从前靠在老式较长的冰镐上而失去平衡的情况了。”
我只是摇摇头。
“那把是最短的。”理查说着指了指一把大号破冰锤大小的东西，它通体都由钢制成，底部很尖，带有螺纹，一端有一个很长的平头镐，另一端是一个非常短的扁斧。
J.C.笑了，将之拿起，交给理查。理查用没拿东西的那只手接过来。“很轻。铝做的？”
“不是，钢制的。不过斧柄是中空的。我和我的父亲称之为工艺弯曲短冰镐。可用来攀登冰坡，特别适合开凿踏脚处。而这把稍长一些，配有木柄，看上去更像是缩短了的普通冰镐，不过配有弯曲、锯齿状的长镐头，我们称之为反向弯斧，是用来……”他转身面对我们身后那面不可能攀爬的垂直冰壁，“专门攀登这种冰壁的。”
理查把这两把短冰镐交给我，然后摩挲着满是须茬的脸颊和下巴。虽然那天早晨我们从那家非常差劲的旅店弄了些热水，但是他还是懒得刮胡子。
“我开始有些明白了。”他说。
我拿着这两把武器似的冰镐手柄，把那两个非常锋利，如同镐头似的东西晃来晃去。我想象着这些又长又弯曲的镐头穿透一个法国人的头盖骨是怎样一番情形。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伊德沃尔山谷？”理查问。他向后伸着脖子，仰头望向垂直的冰崖，此时，上午快过去了，在阳光的照射下，那里闪闪发光。突出的板石和悬冰就悬挂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可怕极了，仿佛这巨大沉重的突出冰石随时会坠落到200英尺之下，砸在我们身上。这块突出岩冰太宽了，压根儿不可能脱绳攀登，岩石的宽度至少是让-克洛德身高的双倍，而且因为结了冰，宽度又增加了5到6英尺。凭借理智的方式，根本没可能爬上这块垂直突出岩冰的最后8英尺左右的冰壁。
“我找英国的冰川攀登者打听过，问他们哪里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好的冰川。”让-克洛德答。
“英国有攀登冰川的人吗？”理查问。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假装惊奇或惊讶的语气。我一直相信理查认识英国所有的登山者。法国和德国的大多数登山者他肯定也认识。
“倒是没几个。”让-克洛德说，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
“还有什么？”理查一边问，一边指着依旧十分鼓鼓囊囊的袋子，听上去十分着急想看里面会有什么古怪的东西突然冒出来。
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转过身，后退几步，把手搭在眉头，和理查一起举目张望那面几乎垂直的冰壁，以及我们上方差不多200英尺处那道令人胆战心惊的突出岩冰。“接下来，”他说，在越来越大的风中，他的声音几乎不可闻，“……接下来，我们三个人今天就要爬一爬这面冰壁。从下到上。也包括那块突出的岩冰。一直登顶。”
好吧，我得实话实说。那一刻，如果不是我肯定我的丝绸内裤和新买的羊毛提灯裤会冻成又长又非常不舒服的冰锥，我没准会被吓得尿裤子。
“你他妈……不会……是……认真……的吧……”我对我这位身材矮小、从前的法国好朋友说。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说“他妈的”这几个字，当着我这两位新结识的登山伙伴说自然是第一次。
J.C.笑了。
*
J.C.从最大的袋子里拉出三个非常结实，却是用轻革做成的……“安全带”，这个词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过前面的带子在胸口中央交叠在一起，配有金属挂钩，而整个宽带上还有很多挂钩……当我和理查犹豫不决地用力拉着安全带套在身上的时候，让-克洛德则尽量抬高左腿，把他那带有12个爪的前踢式新冰爪踢进冰壁里，然后用他那两把短冰镐带有镐头的一端劈凿，我注意到短冰镐通过短皮带和环连接在他的手腕上，然后他缓缓站起来，直到最后，他身体的重量完全靠那只硬挺的的左脚登山靴支撑。他的安全带发出叮当声，这是因为他在上面别了很多他自己设计的钢质工具，包括另外一件放在皮套里的破冰工具，很多发亮的挂钩，一大包冰锥，还有其他几袋叮当响的东西别在他的带子上。一大卷绳子吊挂在他的肩膀和胸口上，此刻，他正一边向上爬，一边慢慢地把绳子放到他身下。
他向下拉右手中的那把短冰镐，急速抖动，从冰里拔出来，然后用带镐头的一端深深劈凿进上方4英尺的地方。此时J.C.全身的重量依旧靠左脚支撑，我觉着这么做倒是没什么难度，然后他抬起右脚踏住上方几英尺的地方，扭动左脚上的前踢冰爪，将其拔出冰层，然后凭借双臂的力量向上拉升身体。他使劲将左手里的冰镐深深凿进比右边冰镐所处位置更高的冰壁里，然后抬起左脚，登踏进寒冰之中。
J.C.站在那面冰壁6英尺高处，就和他站在城市里的人行道上一样悠闲轻松，他扭着身子看看后面终于把安全带套好了的理查，说：“如果这是珠峰北坳下方的冰壁，我们就必须给其他登山者和挑夫做好攀登准备，你觉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开辟出必不可少的踏脚处？”
理查眯着眼睛向上看。“这里太陡了，无法开辟踏脚处。而且还有那块突出的岩冰……根本是不可能的。挑夫上不去，即便有固定绳索也不成。”
“那么好吧。”J.C.说，站在那笔直的冰壁上，他甚至连粗气都没喘，“那我们就带一个去年桑迪?欧文串起来给挑夫用的百英尺绳梯似的东西。挑夫可以顺着它跟着我们登山。”
“那也是在马洛里自由攀登冰川竖坑，也就是冰壁上的一道裂沟之后，”理查说，“他们还装了一个滑轮，以便把装备拉上去。”
“可假设有人能够只凭借凿出踏脚处这种方式就能登上这座冰壁，”让-克洛德不依不饶，“第一次攀登需要多长时间？”
理查有向上看了看。阳光照射在垂直的冰壁上，十分刺目。他用力拉过护目镜戴好。“三个小时，”理查说，“或许四个小时，或许五个小时。”
“七个小时，”我说，“起码需要七个小时。”
J.C.笑了笑，又开始一边用冰爪楔入冰面，用短冰镐凿冰壁向上爬。每隔30英尺他会停一停，用他的镐头带尖的一端在他上面或面前的冰壁上凿出一个小洞，然后从别在安全带上的包里拿出一个12厘米到18厘米长的冰锥，用手旋拧冰锥，且总是按照尾部倾斜向上的角度，也就是向下倾斜着将之拧进冰壁之中，据我的判断，冰锥与他的重力和引力的方向呈现45度到60度角。有时候，冰太硬了，冰锥无法完全被旋拧进去，J.C.就使用冰镐镐头的尖端或从他的带子上拿出一种破冰工具，伸进冰锥的孔里，从而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将冰锥彻底推进冰中。
每固定住一个长冰锥，他就咔哒一下套一个挂钩在上面，然后用他自身的重量来测试其是否结实，而绑在登山靴上的冰爪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冰壁。
即便每隔10码左右他就要停下来，把起到保护作用的冰锥插入冰壁之中，可他还是像只蜘蛛一样向冰壁上方爬去。有时候他需要使劲儿把两把冰镐都凿进冰里，然后使用双手把不易旋拧进冰壁里的冰锥弄稳固。这两把冰镐仅用一根两端叉开的拴绳连接在一起，这根拴绳则从安全带胸口部分的一个挂钩中穿过，连接着他手腕上的一个挂钩。
随着他越爬越高，我也越来越难看清楚他是如何移动的。他把他的绳子穿过安全带胸口和腹部部位一连串复杂的结中。从理论上讲，如果他从冰壁上掉下来，他的绳子会延缓他的下坠趋势，可如果他又向上攀登一步，在他还没来得及插入另一枚冰锥之前，他真从他所处的高度摔下来，那么在绳子卡住最近一个嵌入冰壁的冰锥的孔眼之前，他可能已经垂直摔下了60英尺。就算有很好的立足点和绳索拴系点，能够把拴在一个已经垂直跌落了60英尺的人身上的绳索拴牢在拴系点上的登山者几乎寥寥无几。向下的拉力太大了。而且在那样长距离的滑落之后，跌落的速度将非常快。
再说了，1925年的登山绳在受力过大的情况下往往会突然折断。
我之所以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注意到让-克洛德的那一大卷绳子看上去是如此巨大，不仅他开始攀登时盘绕在他胸口上的绳子足有200多英尺长，而且现在像一张蜘蛛网垂悬在冰壁上的绳子比以往我们用过的绳子都要粗。
让-克洛德继续垂直攀登这座不可能攀登的冰壁，在不得不躲避蜂窝冰或外露的冰块时，他只能向左或向右移动几英尺或几码，如此一来，他身后留下的那些固定绳索看上去真有点儿像是蜘蛛网了。
理查刚才从他背心口袋里把金表拿了出来，一直盯着看。我知道这块表还是一个计时器。他在给我们的朋友计时。
此时让-克洛德的身形已经变得非常小，他到达了这面垂直冰壁180英尺左右的高度，那块15英尺宽的突出岩冰就在那里，他把最后一枚冰锥嵌入冰壁和突出岩冰的连接处，他把胸口或腰部（距离太远了，很难看清楚）安全带上的锁扣扣在连接这枚冰锥的一根粗带子上，然后冲着下方大喊（听上去只有一点点呼吸不畅）：“多长时间了？”
“二十一分钟。”理查收好表，大叫着回答他。
我可以看到让-克洛德摇了摇头。他戴了一顶松松垮垮的红色绒线帽，和贝雷帽不太像。“要是多加练习，我只要用一半的时间，而且……”他透过张开的双腿形成的V字型垂直向下看过来，“……我想用掉的冰锥也会更少。”
“让-克洛德，你已经让我们刮目相看了，”理查喊，“你已经证明了你的新装备！棒极了。现在下来吧！”
那个身体套在安全带和系带里向后仰、在我们上方差不多200英尺高处的人摇了摇头。他喊叫了几句话，可我和理查谁都没听清楚。
“我是说——‘登顶’。”
他又喊了一遍，再一次从双腿之间低头看着我们。
我急坏了，紧搓着双手，这么做一点儿用也不管，因为我才是我们三个之中擅长攀爬近乎垂直山壁的人。我应该喜爱接受这种垂直攀爬的挑战才对啊，有很多暴露在外的裂缝性岩石，甚至并不十分危险的突出岩石都是又一次挑战。可现在这种情况……简直就是在自杀啊。
当时我就意识到，我真的非常讨厌冰川。带着这些愚蠢的安全带和叮当乱响的金属去爬珠峰这个想法似乎突然之间变得可憎无比。既令人讨厌，又荒唐透顶。英国登山者经常嘲笑在坚硬的岩壁和斜坡上使用金属挂钩、岩钉等物的德国登山者和少数法国登山者，给他们冠上“嗜血铁怪”这样的称号。
在那一刻，我还意识到自己原来是那么紧张不安。和这两个人一起攀登高耸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壁架、山脊、岩壁、峰顶或斜坡时，我从不曾有过这种紧张感。
我抬头看着，盼着J.C.能下来。他剩下的绳索足够长，可以借之下来。如果他相信那些该死的冰锥的话。
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既没有借绳索下降也没有快速沿着上去的路下来，那个时候，也就是六十五年前，他做了一件令我难以置信的事情。
首先，一条绳子此时依旧连着J.C.胸口部位的安全带和他插入这面冰壁顶端垂直部分的一个冰锥，他向后倾斜，一直到这条5英尺长的索带绷紧，使他几乎与冰壁处于垂直位置。随后，他把两把冰锤尽可能远地凿进突出岩冰里。然后J.C.抬起双脚，太吓人了，我赶紧把目光移开，又回头去看，等着瞧他是怎么掉下来的，然后他把他的冰爪和脚指处的冰爪牢牢地楔入垂直冰壁和水平突出冰岩接缝部位的折角处。
他不知怎的就这样水平地悬挂在那里，一边用一只手臂支撑着他整个身体的重量，一边插入长冰锥，他只能猛击冰锥，以便把最后几厘米凿进去，我听见钢锥穿透冰层楔入坚硬岩石的声音，然后他把一个挂钩和一条双拴绳皮带别在那枚冰锥上，然后下降身体，最后他的身体只依靠绳索水平悬挂在突出岩冰下方差不多7英尺的地方。
然后，每次向内摆动时他都使用抵在垂直冰壁的钢制冰爪尖端，他开始来回摇摆身体，完全依靠一枚冰锥和一条绳子，身体并不接触冰壁或突出岩冰，只是会一次次地蹬踏冰壁或突出岩冰，每一次都更用力，以便可以更大幅度地向外摇摆。
“圣母玛利亚。”理查低声说。也可能这话是我说的。不过我真记不清了。
可我真真切切地记得，让-克洛德在20英尺宽的突出岩冰下不停向外摆动，而当他把两支冰镐都使劲插入了他上面的冰顶时，他停下了摇摆动作。只有一把冰镐牢牢地嵌入了冰顶，不过他还是拉升身体，以便使他水平悬挂的绳索能够变松。他开始一阵猛踢，最后，靴子前端的冰爪尖头再一次嵌入了冰顶。然后他把另一柄冰镐用力敲进冰顶。
所有的登山者都必须有强壮的身体。在我们的前臂上你会看到大块肌肉，其他运动员则很少拥有，更别说“普通”人了。不过像那样不止是水平悬挂，因为他脑袋的位置比爪尖嵌入冰层、绑着冰爪的靴子还要低，而且这么做时完全凭借双手握住短冰镐的力量支撑，凭借两只前臂和上臂的力量。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他做到了。
然后他松开一把冰镐。他的左手在安全带上摸索着，然后从悬荡着的装备袋里拿出一枚冰锥。
这枚冰锥突然从他的指间滑落，然后掉到了200英尺下的下方，这说明当时他的手指已经快没有力气了。这枚长冰锥砸到了我和理查之间的一块低矮的砾石上，反弹开来，激起一串火花，落在四周的积雪上，我俩赶紧躲开。
J.C.冷静地伸手又拿出一枚冰锥，然后正了正袋子，以免更多的装备掉出来。让-克洛德交换了下握住嵌入冰顶的冰镐的手，所以此时他的重量全部由左手支撑，然后平静地把最后一个起锚固作用的冰锥旋拧进去。他从安全带里拿出一个很小的钢制破冰工具，把这枚冰锥旋拧进最后一部分冰中，然后将其使劲儿敲进冰下的岩石里。我真搞不懂，在他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为什么没从那块突出的岩冰上掉下来。
他又把安全带上的皮带放松了七八英尺，然后开始大幅度地来回摆动，而他的脑袋和双脚都比他的躯干低。在他向外摆动时，最远的距离超过了突出岩冰的边缘。他来回摆动着，我等着看、等着听嵌入冰顶的两枚冰锥弹出来，然后他急速顺着冰壁掉下30或60英尺，而这几乎肯定会把他摔得不省人事。而我和理查两个人中得有一个不得不顺着固定绳索爬到冰壁之上，把我们那位失去意识或者已经摔死的朋友救下来。我可不希望上去的人是我。
让-克洛德并没有掉下来，他摇摆的弧线反而超出了突出岩冰的边缘，甚至摇摆到了突出的冰石之上，在第二次摇摆到这个距离时，他把两把破冰锤的弯曲镐头用力凿进冰层。
他每次拉出一把破冰锤，向上拉升身体，越来越高，再一次凭借手臂和前臂的力量支撑整个身体，到了这个时候，因为紧张和毒素，他的手臂肯定已经开始颤抖了。
他爬到了12英尺高突出岩冰的外部垂直冰壁7英尺处，然后把他的新式攀冰冰爪的前尖爪嵌入了冰中，冷静地把他所需要的最后一枚起保护作用的钢制冰锥旋拧进冰中。唯一能看出J.C.已经十分疲倦的迹象，就是在他把一个挂钩别在那枚冰锥之上。然后使用Y型拴绳连接好他的胸口和安全带之后，他向后倾斜，与那面很短的冰壁成约40度角，休息了几分钟。或许他并不是累，只是肾上腺素骤降之后造成登山者在经历了真正可怕情况后手和手指开始颤抖。此时他的短冰镐从他手腕处的带子上悬垂下来。即便是从200多英尺下的地方，我都可以看到他在张合手指。
然后他再次抓住两把冰镐，直起身子，再一次又砍又劈，向上爬去。
我和理查看着他伏在突出岩冰的顶端，把他右手破冰锤尖嵌入了什么东西里，然后他站起来，越过了悬冰边缘，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中。
片刻之后，他又出现了，站立在边缘附近，把绕在肩膀上的剩余绳子取下来，低头冲着我们大喊。
“我还有差不多100英尺的绳子，”胜利者的呼喊声回荡着，“我已经把两端系好了。我们需要两根绳子做保护，所以带另外100英尺绳子上来，就是理查那条比较粗的奇迹绳，我放在第二个包里，你们爬到一半的时候将它们系在一起。谁下一个上来？”
我和理查面面相觑。
我又一次成了我们三个人之中的“厚脸皮”。如果我们能够到达位于28,000多英尺的东北山脊峰顶附近所谓“第二台阶”的战舰船头，我可是被寄予厚望能够自由攀登岩壁的那个人啊。
但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怕极了。
“我第二个上。”理查说着身体一缩，把J.C.那条100英尺长的“优质绳索”套在身上，走到那面冰壁前，举起了两把破冰锤。
我们既不想再住在瑟里吉卓迪恩那个寒酸的旅馆里，也不想住在威尔士附近的任何地方，于是理查趁着黄昏和漫长黑夜，一直把车开回了伦敦。沃克斯豪尔汽车的车头灯依旧是有等于没有，不过一等到天黑后我们上了真正的高速公路，理查就开着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跟在各种各样的卡车之后，我们与那些卡车之间的距离很近，利用它们的红色小尾灯给我们指路。我们花了点儿时间，用力移出顶棚、窗户和侧面活板，将它们安放在原处，扣紧，“啪嗒”一声关好。不知怎的，加热器似乎终于开始工作了（或者可能只是我们的身体变得太热了），让-克洛德伸开手脚躺在后座的垫子和装备袋子上，在返回的路上呼呼大睡。我和理查说话的时候，都是压低声音，而且带着恭敬的语气。这不可思议的一天以及让-克洛德带给我们的不可思议的惊喜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终于轮到我了，而且攀爬的过程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可怕。破冰锤和12爪冰爪给人一种战无不胜的感觉。而且理查之前已经把另外一根100英尺长、被J.C.称为“理查的奇迹绳”的绳子带了上去，系在了让-克洛德的另一根绳子上，如此一来，算上第一条固定绳索，我的整个攀登过程基本上是处于双重保护之下。
一共两次，在尚未使用三个坚固的爪尖踏稳下一步之前，我便稍微有些着急地移动我的冰爪，结果我和冰壁拉开距离，这时候双重绳索就派上用场了。而且有一次，因为紧张，我本可能跌落50英尺左右之后，我下面的冰锥才会降低我下跌的速度（或者无法减速），但是，突出岩冰上有一棵大树（在低下的时候我看不到），绑在树上的第二根安全绳及时阻挡了我，所以我只下滑了5英尺左右，而且理查也拉住了这根绳子。
从下面看那块突出岩冰可把我吓坏了，可攀爬的感觉还是挺好玩儿的。那两枚冰锥刚才已经支撑过两位体重较轻的登山者了，而我的体重较重，所以我很担心这些冰锥不够结实，不过在水平悬挂在突出岩冰下方时，理查已经花时间牢牢地凿进了第三根更长的冰锥，使出浑身力气把冰锥最后五六厘米楔进岩石之中。
所以，我在大幅向外摆动时其实还挺享受的，在我摆动到最大幅度时身下空无一物，只有200英尺空荡荡的空气以及地面上的岩石，然后我在第一次尝试时，便成功地将两个冰锤的镐头凿进了突出岩冰的外部垂直部分。事实证明，多年来攀登险峻岩山的经验在攀登冰山时并非没有用武之地：我只用双臂的力量紧紧抓住冰锤，拉升身体，翻上了最后10英尺，从而成功登顶。一到了峰顶，伊德沃尔湖、伊德沃尔山谷和远处的山峰与湖泊的风景尽收眼底，美不胜收，而让-克洛德训斥了我几句，责怪我不该不使用冰爪攀爬最后几英尺，不过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咧开嘴对着他笑。
我们一个接一下借绳索下来，将第二根安全绳留在了冰壁上，然后，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在较低的斜坡上进行练习。只有理查的新绳子才能给我们这么大的信心，让我们可以这样拉拽着它下降。这种绳子的直径更宽，由大麻纤维、普通登山绳和一些他没有告诉我们的秘密材料混合制成，不过就是这些秘密材料使得这种绳子拥有更大的柔韧性和更大的强度极限。在1924年和1925年，几乎没有几个登山者相信他们可以依靠绳子下降这么长的距离。现在理查把这些登山者的绳子称为“我们以前那种晒衣绳似的登山绳”。
在开车回伦敦的漫漫长路上，我努力保持清醒，以便和理查做伴，他一直在开车，所以不能睡觉。而我那已经疲惫不堪的思绪中不停闪过一些关于这种冰川及冰层攀登新技术的法语词汇，这些都是J.C.反复灌输给我们的。
步行法，即走过平坦的寒冰和坡度15度并不陡峭的斜坡，仿佛是在攀越冰川，从前我们穿着普通的10爪冰爪一起这样做过很多次。
鸭式行走，即走在最大30度的斜坡上，穿着10爪冰爪谨慎穿入冰层前进。这种方法看上去和感觉上就和听上去一样傻，不过我们可以使用老式长冰镐对付这样的斜坡。
平切步，即在最大65度左右的斜坡上，在用每只冰爪的10个爪尖支撑身体直立时，使用冰镐向上凿劈。这是休息一下的好办法。
然后是一些普通的冰镐移动方式：在35-50度的斜坡上，采用身体斜挎姿势，这种在陡坡上凿出踏脚处的方式非常优雅；俯劈式，在斜坡、45-60度陡坡甚至更陡的坡上采用的一种寻找支撑点的方式，可以开凿出踏脚处或使用双手（比如说用不持物的手旋拧冰锥）。
关于冰锤也有专门词汇，比如凿挖角度，以及在攀登时抓住工具上端抑或下端，还有一些词汇从我学会的那一天起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如刺斧式，即低持姿势劈刺，用于45-55度角陡坡；握刺式，即高持姿势劈刺，我们用于攀登50-60度这些较为陡峭的斜坡；那天我们最常用的方式是双斧法，用于攀登60度斜坡，垂直冰壁和突出岩冰。
由于最后这些技巧均采用了“前踢式”冰爪技术，我肯定，正如让-克洛德所说，他是在去年十二月和德国人及奥地利人一起登冰川时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过我有一点儿糊涂，为什么这些词不是德语。答案很简单：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一直使用老式法国10爪冰爪和长式冰镐方面的词汇，于是就沿用法语增添了更多的词汇。真是搞不懂欧洲人。
那个周日下午，我们在伊德沃尔湖附近坡度不大（却滑得厉害）的冰坡上开始学习了一种我觉得是“舞步”（自那时以来，在使用过数千次这种方法后，至今我依然这样认为）的登山技巧：平切步—身体斜挎，比如说，脚放平上坡，同时以身体斜挎的优雅姿势使用短冰镐寻找下一个支撑点。在一个非常陡峭却算不上垂直的斜坡上，让-克洛德非常漂亮地采用了这一方法，看他使用这种方式登山真是饱了眼福——左腿向内弯曲，直至微微呈内八字姿势，双手握住短冰镐，劈凿斜坡高处，然后右腿跨过左腿，仿佛是做出了一个技巧十足的舞步，这之后，当冰镐的斧尖和套在右脚靴子上12爪冰爪的10个钢爪再一次完全按压进了冰层时，在斜坡更高处摇摆左腿，直至左脚底部的10个钢爪牢牢咬合住冰层。
随后重复进行这样的舞步。
让-克洛德给我们展示了在攀登时如此耗费体力的陡坡上可采取的各种休息方式，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简易的坐姿脚，在斜坡上向后倾斜，直至臀部几乎（但并未完全）触到冰面，左腿弯曲，左脚置于身下，左脚冰爪全部嵌入冰中，右脚踝转动，右腿继续向外侧，使右脚登山靴及冰爪与右膝盖所指方向成差不多90度角。并不需要使用冰镐或冰锤来维持这个姿势，如此一来，只要你的腿部和大腿肌肉不再痉挛，登山者就可以更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双手执冰镐，有很多时间俯瞰斜坡以及下面的风景。
然而，那天下午大多数时间以及在美丽的威尔士日落时分，我们都在学习如何按照基本的低持姿势劈刺和高持姿势劈刺方式使用最短的冰镐和冰锤，以及前踢式（只使用12个冰爪的前面两个爪尖）支撑姿势，前踢式牵引姿势，前踢式高持姿势劈刺方式（我们攀登那面垂直冰壁时采用的方式），三点钟姿势，这种姿势要求在陡坡之上使用两把冰锤，一个高出另一个，同时右腿弯曲，在身后向下猛踩冰面，把前两个冰爪踢入十分陡峭的斜坡，从而使得体重完全靠冰锤支撑，而冰锤的镐头则采用低持姿势劈刺进冰层（同时使用两把冰锤攀登，大体上要将它们置于身下），如此等等。
那天下午余下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学习冰川横切攀登和下坡技巧，特别是快速下山技巧（我一直钟爱从陡峭的雪坡上滑降下来，仅使用普通的冰镐当作方向舵，然后在快到底部时再利用这把冰镐自行减速，而J.C.给我们展示了穿着冰爪、脚放平下山的方式，可以使用持短冰镐斜挎身体姿势，或者以锚固姿势用冰镐在身后拖拉，这种方式几乎同样快速，而且适用于极为陡峭的斜坡）。
*
晚些时候，在一面岩壁下方的陡峭雪坡上，让-克洛德给我们展示了他的最后一个绝技。
那是一个很小的金属工具，相对较轻，V形，装有钢质弹簧，用手施加压力便可松放弹簧，在无施加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弹簧会自行绷紧，凭借这个工具可以沿着固定绳索滑行。J.C.穿着他全新的12爪冰爪费力地爬上了一座雪坡，把理查的奇迹绳系在一根长冰镐上，然后把这把冰镐深深敲进了我们头顶150米高处砾石下面的冰层中，然后他又凿进了几枚冰锥，以便加固这个支撑点，随后他脱下冰爪，十分娴熟地从这个陡坡上滑降到我们身边。这条绳子就像是闪闪发亮的白色冰雪中一道长长的黑色裂纹线。
接下来，J.C.给了我们每人一个这种手动绳索夹具。
“很简单，对不？”他说，“完全释放手部的压力，它就能紧紧扣在绳子上。如果愿意，可以用它悬垂在绳索上。用一只手轻轻挤压，这个装置就会沿着绳子滑动，好像绳子就是一个引导装置。如果用力挤压，那么这个装置，还有你，就不再有……该怎么说来着？摩擦力。你们在绳索上的摩擦力就没有了。”
“你说我们该怎么用这个小工具？”我问，不过我注意到理查已经领会其中的意思了。
“最好可以将之安装在某种轻型登山安全带上，”理查说，“这样登山者在固定绳索上时就能腾出双手了。”
“非常好！”让-克洛德大喊，“我一直都在做这种轻型皮革和帆布安全带。不过，今天的话，我们来试试用一只手吧，好吗？”
J.C.把这个小工具夹紧在固定绳索上，一边平稳地向上爬，一边将之向上滑动，甚至都没有穿冰爪。理查是下一个，施加压力，释放弹簧，只走了几步远，他就掌握了其中的窍门。我用了较长时间才摸清情况，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用了这个傻兮兮的弹簧驱动小工具紧扣住固定绳索，登山时的安全性就增加了，而它扣住绳索的紧实度要比登山者戴着厚重手套的手握住绳索的紧实度强多了。如果像他和理查刚才讨论的那样，能够把这东西通过绳索或挂钩连接到登山安全带上，那么保险度将会更高。
冷风吹过，我们在这座坡度50度、150米长的斜坡顶端挤作一团。太阳西沉，正落入山峰后面。月亮在东方升起。
“现在我们用它来一次可以控制的下降，”让-克洛德说，“我相信，你们将会看到，这种装备甚至将会被用在垂直的固定绳索上。这东西，怎么说来着？万什么失。”
“是万无一失，”理查说，“给我们展示一下快速下降吧。”
于是J.C.松开装置的夹钳，把它从双线固定绳索上取下来，之所以用双线，是因为在我们顺着绳索滑降下来之后可以把绳子收回，他把冰镐取走，这样的话，只有长冰锥作为绳拴支撑着双线，然后他把那个小工具在我下面的一条绳子上夹紧，接下来，在不穿冰爪的情况下，开始快速滑降，而整个滑降过程只是靠他用手控制那个弹簧装置施加压力来完成。
“太神奇了！”我和理查滑降到坡底时我气喘吁吁地说。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快的滑降之一。
“在我们出发之前，在徒步前往珠峰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多加练习。”让-克洛德说。
此时此刻，我们置身于黄昏的阴影之中，突然间天气变得冷极了。J.C.正在把绳子拉出冰锥的孔，收回那条长绳子。
“你给这个工具起名字了吗？”理查问。
J.C.一边咧着嘴笑，一边熟练把神奇之绳从拳头到手肘卷成长长的一圈，一圈又一圈地卷起来。“Jumar。”他说。
“这个法语词什么意思？”我问，“代表什么？”
“什么也不代表，”J.C.说，“这是我小时候养的一条狗的名字。要是它乐意，它可以为追一只松鼠而爬到树上去。我没见过比它更会攀爬的狗了。”
“Jumar。”我重复道。真是个奇怪的词。我觉得我永远也习惯不了这个词。
“好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担心珠峰绒布冰川和北坳之间的最后一面冰壁。”我们快到伦敦时，理查静静地说。冬日的日出散发着朦朦胧胧的光芒。
一直没有睡觉的我点点头。“为什么？”我低声说，“1922年，你、芬奇和其他人找到了通往北坳的雪坡，还在上面凿出了踏脚处供挑夫使用。去年六月，虽然没有雪坡，却有道裂沟，也就是如同竖坑一样的冰墙，马洛里自由攀登了上去，降下了固定绳索，随后还弄了桑迪?欧文临时搭建的绳梯。”
理查微微点点头。“杰克，可绒布冰川会升高，下沉，产生裂缝，出现断层，移动，瓦解，形成冰隙。有一点是肯定的，绒布冰川再也不会是去年马洛里攀登时的样子。在绒布冰川上，马洛里正好可以展示他的登山技巧。也不会是前年芬奇和我们攀登时的样子。今年春天，冰壁上可能会出现可以攀爬的裂缝，或者形成新的雪坡，还有可能，那里会出现一座200英尺高的垂直冰壁。”
“哦，如果是近乎垂直的冰壁，”我说，我累极了，却突然有了一种想逞强的感觉，“让-克洛德不是有那些带前爪的冰爪，傻兮兮的小冰镐，还有那个叫祝玛的玩意儿？我们绝对能爬得上去。”
良久，理查只是默默地开着车。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映入眼帘。
“好了，杰克，”他说，“我想，我们已经准备好，可以去攀登珠峰了。”

9
我只希望，这位所谓的布罗姆利勋爵阁下，能提前一天从山上滚到加尔各答来，帮我们“安排”一下，运这些又大又沉的箱子到该死的货运站去，我他妈的就是这么希望的。
 
加尔各答是个可怕的城市，夜晚走在路上，地上尽是吉卜林笔下“裹尸布里的死尸”，事实证明那些并非死尸，而是有些人把床单裹在身上，躺在小路上呼呼大睡，而且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一股味儿：有焚香味儿、香料味儿、人尿味儿、牛身上的味儿，密集人群中散发出的汗臭和呼吸的气味儿，这股气味倒是不会令人不悦，还有牛粪燃烧后喷出的烟雾中夹杂的芳香。每一个深色皮肤的男人都带着好奇、轻蔑或决然愤怒的目光，而女人们的眼神里则充满诱惑，魅力十足，甚至是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女人们，也从严严实实的黑色衣物里看我，在我看来，这样的眼神倒有几分性感。
这一天是1925年3月22日，很久以后才会进入酷热天气以及夏末的雨季，届时将会下起瓢泼大雨，不过，现在我感觉加尔各答的天气已经像一条湿乎乎的毯子，把我从头到脚卷在了里面。
起码这就是在这里待了两天半后这里留给我的印象。
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新奇。尽管去年我乘船穿越大西洋从波士顿到了欧洲，可在这次搭乘卡里多尼亚号从利物浦来到加尔各答的这五个星期航程中，我似乎体验到了千倍万倍的异域风情。最开始的那几天过得简直苦不堪言，海风大作，波涛汹涌，拖船好不容易才载着我们离开利物浦港，而且我惊讶地发现，我是唯一没有晕船的人。船只左摇右晃，船上的人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完美比赛，而挑战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从甲处到乙处，然后向前，再向上到木甲板上。我每天都会在前后左右摇个不停的椭圆形木甲板上跑12英里，而我一点儿晕船的症状都没出现，可在这段航程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晕船症简直把让-克洛德和理查折磨得痛不欲生。
船缓慢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挺无聊的，到了西地中海又赶上了暴风雨，我只能在甲板下闷了一天，除此之外，这趟前往加尔各答的航程可谓一次愉快的经历。在科伦坡，我买了一些花边，并把它们寄给了我在波士顿的母亲和姑妈。这里是一个小镇，房子都是白色的，四周都是样子怪吓人的密林。一切都是如此新奇，我兴奋极了。而且我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前奏而已，只是当时的我对此没有充分认识。
*
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三支珠峰探险队都经由加尔各答前往正式起点大吉岭，不过，登山俱乐部珠峰委员会和该俱乐部创始组织皇家地理学会像赞助探险队一样，出资赞助代理人，让他们在加尔各答待命，分类整理成箱的补给和装备。如此一来，在登山者抵达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要么是已经装上了前往大吉岭的火车，要么是整理完毕，只待装车。
我们是一支秘密探险队，而且并不合法，所以自然不会有代理人在加尔各答等我们。理查负责支出布罗姆利夫人的钱，至少是在“雷吉表亲”在印度接手此事之前，财政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而且，很快理查就告诉我和让-克洛德，印地语“bandobast”一词为“安排”之意。很显然，在加尔各答，“bandobast”（加尔各答大部分人都说孟加拉语，而不是印地语，不过这个词依旧在这里沿用，我想这是因为在使用多种语言和多民族混合的印度，这个词差不多代表着一个人所周知的概念）与中东的“小费”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就算要做最简单的事情，都得使钱。
不过理查和马洛里等人一起参加过最早的两次珠峰探险，而且对探险队的大小事宜都很感兴趣，包括想在加尔各答办事就得付小费这种潜规则（我和让-克洛德只希望稍后在大吉岭和西藏，理查也能搞定一切），所以我们到达加尔各答的第三天下午，那12个沉重的大箱子便从码头运到了火车站货运站。箱子里除了有从欧洲带来的必需品外，还有很多理查的优质新绳子。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从加尔各答另一边的锡尔亚达火车站搭乘一辆名为大吉岭之星的夜间火车——姑且说那是一辆火车吧——只到西里古里站，那里是一个小贸易中转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抵达时间是第二天清晨6点30分。我们只能从那里换乘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列车，大家都说，那是一辆玩具似的窄轨列车，发着嘎嘎声攀爬喜马拉雅山脉最南端山麓，而后抵达大吉岭，攀升高度为海拔7000多英尺，英属印度下辖孟加拉殖民英政府的避暑之地就在那里。这趟火车将行驶大约400英里，理查告诉我们，大吉岭之星上太热了，而且尘土飞扬，根本别想睡觉。
无所谓。反正我也没打算把待在火车上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睡觉。
我们待在加尔各答的第一天早晨收到了“雷吉表亲”的电报，上面是这样写的：
 
3月24日周二在大吉岭珠峰旅店见。届时我将担任此次探险的指挥。
——L./R.K.布罗姆利-蒙特福特
 
“担任此次探险的指挥，胡说八道。”理查说着用修长的手指将电报团成一团，然后扔到了地上。
“这里这个‘L./’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把皱巴巴的电报捡了回来，将之抚平，然后问道。
“Lord（勋爵）。”理查说着狠狠地咬了一下尚未点燃的烟斗柄，我本以为那烟斗柄会啪一声折断呢，“也就是雷金纳德?某某?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
“为什么他要在他的姓名里加入布罗姆利这个姓氏呢？”我问。英国皇亲的行事风格对我来说依旧神秘无比。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理查厉声说。他很少会这样发脾气。我和让-克洛德被他的语气吓了一跳，不由得后退一步。“我只希望，这位所谓的布罗姆利勋爵阁下，能提前一天从山上滚到加尔各答来，帮我们‘安排’一下，运这些又大又沉的箱子到该死的货运站去，我他妈的就是这么希望的。他住在这个讨厌的国家里，他了解这里的文化，在这里，做他妈的一件最小的事儿，都得他妈的使钱，这些贿赂行为虽然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可要是不这么做，在任何地方都寸步难行，而且没有一个人他妈的能守时赴约。所以，当我们真正需要他这个大饭桶时，这位‘探险指挥’跑到哪里去了？”
我和让-克洛德面面相觑，我觉得我俩都在想同一件事。乔治?马洛里一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身上可没有承担行政职责，后来他们到了西藏，领队杰弗里?布鲁斯在前往珠峰大本营为时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途中病倒了。布鲁斯犯了心脏病，而且就连西藏山口的海拔都无法适应，要知道在这些地方，连珠峰的影子都还看不到呢，所以队医只能要求五十八岁的布鲁斯返回大吉岭，就这样，原本是登山领队的诺顿上尉成了探险队的总指挥，马洛里则成了登山领队。
不过，即便马洛里需要负责策划登山的后勤工作，但他无须负责更为沉重的行政职责，其中包括管理整个探险队，租骡子，雇挑夫，处理所有西藏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其中有一项工作最累人，那就是和整个英国探险队及100多名鱼龙混杂的挑夫打交道，而且还要应付他们之中有人突然患病的状况。
理查突然间发起了脾气，而正如我所说，我认识理查的?戴维斯?迪肯超过一年半了，我从没有听过他这样说话（对于后勤工作以及登山遇到的挫折，他平常的反应不过是耸耸肩，抑或露出一个冷笑，然后把烟斗点燃吸两口），我和让-克洛德盯着对方，我知道我们都在想，我和让-克洛德自由自在地享受航海乐趣时（风大浪大之际，让-克洛德就会出现短暂的晕船症状，因此变得软弱无力，因此，或许应该说他是在晕船间歇“享受”蓝海遨游），理查则在处理无数关于未清算的钱款，以及行政、后勤和登山等方方面面的琐事。
在乘坐卡里多尼亚号航行期间，虽然理查每天都会为保持体形而锻炼身体，可他一直没有时间像我那样，每天在左摇右摆的甲板上慢跑几英里。每每都能看到他坐在那间头等舱房的小桌子边，伏案研究珠峰及其附近区域的地形图、照片和过去三次英国珠峰探险的官方报道和私人记述，其中就包括理查本人记满的20个笔记本，那是在他和马洛里闹翻之前，参加1921年和1922年珠峰探险时写下的。
我们的珠峰探险此时才处于起步阶段，正在做准备搭乘火车从加尔各答锡尔亚达火车站到西里古里小镇，然后一路向上前往大吉岭，从那里，前往珠峰的真正徒步行进才开始，然而，理查已经累了。
而且我还意识到事情不止如此。这位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发来的电报言辞嚣张，惹恼了理查。这位“雷吉表亲”本应该只是资助我们从大吉岭到珠峰的探险，而不是“成为探险的指挥”。也难怪理查会有此反应，我只是非常担心四十八个小时之后，等到这两个男人真正见面了，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且我还有一种可怕的感觉，那就是我们这次珠峰探险随时会有泡汤的危险。这当然不是第一支因为两位准领队之间的矛盾在行动之初就功亏一篑的登山探险队。（据我在随后六十九年里的观察，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支因此而瓦解的探险队。）
然而，在这辆又吵又热永远布满灰尘的火车里，我们坐在同样又吵又热永远布满灰尘的头等车厢中，离开了锡尔亚达火车站，前往西里古里，我发现自己只是望着窗外我所经过的最无聊的风景：无边无际的稻田，偶尔有几个棕榈树种植园夹杂其间。这趟火车上可谓一团糟，有二等车厢的乘客，三等车厢的乘客，还有不花钱白坐车的乘客，这些蹭车的人悬挂在除头等车厢外的每一节车厢的车门上、窗户上，更多的则待在车顶上。随着夜幕降临，数千堆篝火和提灯映入眼帘，我们一路经过的这片广袤平坦平原上的许多村庄因此变得清晰可见。仿佛有一百万人在同时烹制晚餐，大多数人都是在他们门户开放的家中或门口露天点一堆火做饭，即便我们的车窗关着，唯有高高安在墙上的小电扇慢悠悠旋转，传来一点点风，可还是有一股子并非完全令人讨厌的气味儿充斥空气，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天色渐暗的黄昏中，我们经过的大部分用来烧饭的火堆都是以干牛粪为燃料，这一点也得到了理查的确认。
理查并没有因为早前在加尔各答准备区突然发脾气而道歉，不过，随着我们所坐的这趟前往西里古里的夜车深入乡村，漆黑的夜色不时被村庄里或单独人家燃起的数百甚至数千堆火堆打破，他的态度举止表现出他不仅很抱歉，也很尴尬。在我们的小包房里，我们吃了一篮子旅馆烹制的烤鸡，喝了一瓶口感很棒的白葡萄酒，待会儿我们三个人还要躺在这里的折叠床上睡觉。吃完之后，理查烟斗里的烟草香味与印度潮湿空气里夹杂着的牛粪味儿混合在了一起。
这样的平静有些不同寻常。我们很少交谈，随着这列小火车发着轰鸣声驶过一个个村庄，一栋栋房子，这些地方因为篝火和偶尔出现的几盏提灯而变得闪亮，我们几个人反而对窗外飞快闪过的动人景色更感兴趣。我们此时正往高处爬升了一点点，不过我们都知道，明天早晨，那辆窄轨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列车将搭载着我们从接近海平面的高度一路爬升到平均海拔高度7000英尺左右的大吉岭，而这座城镇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茶园就位于被称为小喜马拉雅的马哈巴拉特山脉。
太热了，我们只好打开窗户，如此一来，更多的尘土、烟雾和飘飞的灰烬全都一股脑儿钻了进来，不过随着我们呼啸着驶过更多的椰子和香蕉种植园，混浊且潮湿的空气变得微微凉爽起来，一阵阵热带灌溉棕榈树的浓郁臭味飘来，牛粪篝火的烧饭味儿就算没有被这股味儿掩盖，也渐渐与之混合在了一起。
在离开加尔各答的三四个小时之后，这辆大吉岭之星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了萨拉桥，这座桥横跨在帕德马河上，非常有名。这之后，四周变得漆黑一片，唯有平原另一边成千上万座影影绰绰的遥远村庄划破了这黑夜。
晚上11点，我们三个人都躺在铺着薄褥垫的折叠床上，从我那两位登山伙伴制造出的声响来判断，他们没一会儿就沉沉地睡去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烦得很，各种想法和疑虑在我脑海里兜兜转转，明天晚上或周二早晨，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在珠峰旅店的会面可能会像我担心的那样，演变成一场灾难。过了一会儿，伴随着列车的摇晃，以及大吉岭之星的铁轮碾压在铁轨上发出的舒缓声响，我也睡着了。
*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西里古里车站给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白人乘客准备的保留区里喝了茶与咖啡，吃了一顿丰盛的西式早餐，然后便换乘了那趟窄轨列车。这趟车总是在大吉岭之星抵达西里古里三十五分钟后准时发车，前往大吉岭。坐着这辆火车行驶了7英里后，我们来到了苏克那车站，开始沿着极陡峭的之字形转向线，慢悠悠地驶向大吉岭。这辆火车真的非常小，好像小男孩们梦寐以求的那种玩具火车，只不过稍稍大了一点儿。拥挤不堪的孟加拉平原上那股潮湿的气味儿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的微风，我们还看到了一片绿色的茂密森林，林子里散发着雨后的清新气味，树林间时而出现茶园一行行高低起伏的茶树。我们原本预计会在正午抵达大吉岭，但我们碰到了两次岩崩，滚落的岩石横亘在铁轨上，因此耽搁了好几个小时。
“康尼岛小玩具火车”的工程师和消防员在三等甚至是二等车厢里一通吆喝，叫出了十几个人去搬从雨后湿透的悬崖上掉落下来的岩石，不过我和让-克洛德也满腔热情地加入其中，用撬棍撬起那些小块岩石，把它们从铁轨上弄走。
理查站到一边，双臂交叉，恶狠狠地瞪着我们。“要是你们现在弄伤了后背、大腿或者双手，”他轻声说，“你们攀登珠峰的机会就泡汤了。我的老天，让其他乘客去搬吧。”
我和让-克洛德笑了笑，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却也没搭理他，继续帮着清理铁轨，而那个工程师、消防员和一无是处的列车长（在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玩具列车发车之前，这个人就收走了我们的车票，因为人没法在一个个小车厢之间穿行，不过从那之后，这个人就闲待着，没活可干）全都懒洋洋地看着我们，交叉着手臂，皱着眉头。时不时地，他们还用孟加拉语、印地语和其他一些方言大喊大叫，要么是指挥我们，要么就是批评我们几句。最后我们终于把铁轨清理了出来，我和J.C.摇摇晃晃地走回了车厢。
又行驶了12英里后，我们居然再次碰到了岩崩，火车再次停了下来，这一次掉下来的岩石和砾石更大，一股脑全都堵在了铁轨之上。“暴雨。”那位工程师说着耸耸肩，抬头看看我们上方的垂直悬崖，无数微型“瀑布”从那里流下来。我和让-克洛德再次和那些二三等车厢的乘客一起，把数吨重的岩石撬离铁轨。理查可好，直接躺在他的铺上，打了个盹儿。
就这样，我们晚了好几个小时才到大吉岭，并没有按照列车时刻表承诺的那样在正午抵达，而是快到黄昏的时候才到。因为下暴雨，在我们快到大吉岭的路上，并没有看到据理查说平时都能看到的干城章嘉峰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其他高峰。搬了几吨沉的石头，我们两个都累得腰酸背痛，而且有了瘀伤，尽管权当是为登山磨炼体魄了，可我们的肌肉还是疼得厉害，而且登山时必不可少的手指也被划破了，流出血来；我们这一队的第三个成员也在“流血”，不过他是恨我们恨到快吐血了。
我们走回康尼岛快线第五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车厢，那里是所谓的“运货车厢”，其实就是一个平板挂车，我们的箱子和盒子被胡乱捆牢在上面，覆盖着防水布，而我们真不晓得，该怎么才能把这好几吨重的东西运到珠峰旅店去。（探险队员，特别是领队，往往都会被邀请待在山上的总督府邸，不过我们的探险完完全全是一次非官方活动，所以我们只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行事。我们住店时也不能引人注目。）
突然之间，如同奇迹降临一般，一个高个子男人举着一把雨伞从瓢泼大雨中向我们走来。他后面跟着十几个挑夫，这些人从三辆福特卡车里涌出来，在卡车的驾驶室后面，有木制车板。火车站月台没有篷顶。在海拔7000英尺的这个地方，雨水冰冷无比，卡车引擎盖里冒出蒸汽，引擎依旧运转着，散发出热量。
这个高个子男人穿一件雅致的米色棉袍，长羊毛背心垂挂下来，有点儿像棕色围巾。他头戴一顶帽子，设计精致，大小正合适，这帽子的款式与我迄今为止在印度所见的帽子都不一样。他看上去既不像印度人也不像中国人，说他不像后者，是因为他身上亚洲人的特点并不多，说他不像前者，是因为他的肤色并非深棕色，个子不够矮，而且发色不够深，他可能是一个传说中的夏尔巴人。我对夏尔巴人简直如雷贯耳，我知道夏尔巴人往往个子都很矮，这个男人的一双棕色眼睛与我的双眼在一般高度，而我的身高则是6英尺2英寸。他既没说话，也没做任何手势，可不知怎的，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威严感。显然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这人真可谓“威风凛凛”。
理查冒着雨向前走了几步，雨水从他的帽子上如瀑布似的落下来，这时候那个男人把雨伞举了过来，如此一来，那把宽大的圆形黑伞就能多遮住一点儿理查的身体。
“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派你来的吗？”理查问。
那个人盯着理查。雨水哗哗落下，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之间一片沉寂，故而显得时间极为漫长。
理查只好指着他自己的胸口，说：“我……理查?戴维斯?迪肯。”然后他指着那个高个子男人的胸口，“你呢？”
“帕桑。”他的声音太轻了，伴随着雨滴吧嗒吧嗒落在雨伞上的声音，我勉强才能听清他的话。
“还有呢？”理查问。
“帕桑……酋长。”
我淋着雨走近，然后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帕桑萨达[30]。”
这个男人一动不动，只是挪了挪雨伞，往我头上遮了遮。
“不，不，杰克，”理查说，几乎是在瓢泼的雨水中大声呼喊了，“‘Sirdar’的意思是‘首领’。他是这些挑夫的头儿。很明显现在只有帕桑能帮我们。”他转过身看着那个大高个儿。“帕桑，你……能……搞定……这些……吗？”理查猛地指了指一堆堆盖着防雨布的箱子，而我和让-克洛德已经开始着手解开捆绳。“搬……到……珠峰旅店？”理查茫然地指着山上黑漆漆的梯形山城大吉岭，然而雨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楚，然后他用更大的声音又说了一遍。“珠峰……旅店？”
“不成问题，迪肯先生。”帕桑用一口标准的牛津剑桥口音英语说。他那温柔低沉的声音听上去与理查的口音一样，都很像上流社会英国人的音调。或许他的音调更为标准。“五分钟就好。”
帕桑把雨伞交给我，然后走进雨中，用印地语和孟加拉语对那十几个在瓢泼雨中默默等待的挑夫大喊。那些人冲过来，把箱子上的绳子解开，然后快速地将它们搬到几辆福特卡车的后面。不知怎么回事儿，反正我只记得我侧着身体靠在第一辆卡车乘客座一边的门上，让-克洛德一只脚踩我的左膝上，然后我们三个人居然就都挤进了驾驶室里，帕桑也在里面，他负责开车。瓢泼大雨越下越大，卡车颠簸着行驶，上下震颤，齿轮摩擦时嘎嘎直响，转过一个个看不见的弯，在一条仿佛没有尽头、陡峭且模糊的之字形路上前行，唯一一个尚能用的挡风玻璃刮水器砰砰不停地在帕桑前面以最小的弧度刮着雨水，无论是从前面、侧面，还是后面，我什么都看不到。不管大吉岭是个什么样子，我都甭想在这个夜里看清楚。
在开车上山的途中，我们四个人谁都没有说一个字。
*
我本以为珠峰旅店会是一栋老旧的石屋，周围也是一些老旧的石屋，除了灰色，还是灰色。可我们停在了一栋高高矗立在山坡上的三层维多利亚式建筑前，旅店十分亮堂，看上去富丽堂皇。这座旅店或许很符合美国人心里想象的老派伦敦小镇的模样，因为这里有山墙、椽、塔楼，精致的停车门廊里有砖砌的车道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柱子，正门右侧有一栋木瓦角楼，前面花园里铺有一条白色碎石路，旅店前面栽种着枝繁叶茂的小树（并非那种我们坐着那辆小火车在较低海拔地区穿行其中的多树干高大印度榕树），后面则种着优雅高大的松树。
我们刚一走到旅店大门处，大雨便戛然而止，仿佛有人关掉了水龙头。没过多久，一轮满月便从匆匆飘走的云后露了出来，照亮了旅店后方北面、东面和西面那些应该是高峰雪顶的物体。
“这里离喜马拉雅山脉并不近，是不是？”我们三个人从酒店又向后退了几步。走出旅店的飞檐，抬头望着，眼前所见不是什么山峰，肯定就是更多的云而已。这些云距离大吉岭非常远。
“那是照射在冰雪之上的月光，”让-克洛德说，“山峰与山脊。”
虽然已经很晚了，可还是有四个衣着华丽的帅气男服务员从大厅里急匆匆出来，把我们的行李（有几个手提箱，不过大部分都是背包和旅行袋）搬进旅店。理查坚持我们几个去找帕桑及福特卡车里的其他挑夫，确认我们的装备已经安全存放。一看才知，我们的东西被放在一栋巨大的建筑里，显然这里曾是珠峰旅店的大马厩。在帕桑的监督下，挑夫们小心翼翼地把我们的箱子运送进三个带有摇摆高门的大马厩里，重新盖好防雨布。
“我觉得我们之中应该有个人留下来，看着我们的……”理查道。
不过，在把我们的箱子过了数，检查完毕，确认防雨布也都系紧之后，帕桑关上马厩大门，把门前沉重的锁链锁好，并默默地把钥匙交给理查。“迪肯先生，今天晚上一切都会安然无恙。我派了茶场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雇工来这里睡觉和放哨，以防万一。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意外发生。”
我们步履艰难地走回了旅店前面，四周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气味儿，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有潮湿的草叶味儿，肥沃土壤味儿，车道两边花园里各种花朵的馥郁香气，拱桥下潺潺流水边湿漉漉的苔藓味儿，潮湿的树皮味儿，车道上没有铺砖和其他铺路材料的地方都铺着树皮，而或许最为浓烈的气味儿还属茶树散发的香气。在山城大吉岭之上、之下和两侧的陡峭山坡上，有成千上万块绿色的梯田，此时梯田被月光照射得十分明亮，田里栽种着数十万株茶树，茶树已经成熟了，湿漉漉的，在高山微风的吹拂下，茶树香气迎面袭来。整个城市灯火通明，很多都是电灯。
旅店的夜间值班经理是个印度人，打扮正式，穿着长礼服和19世纪的高领圈，我们来到他的旅店，他似乎非常兴奋。宽敞的大厅异常空荡，只有几个守候在近旁的服务员，帕桑和我们三个人。
“好，好，好。”经理一边用浓重的印度口音说，一边打开巨大的登记簿，将之转过来，然后拿出一支高档钢笔。红木柜台因年久和经常使用而闪烁着金光。“布罗姆利探险队，好，好，”经理含笑继续说，“尊敬的布罗姆利-蒙特福特探险队光临敝店，我们万分欢迎。”
理查眼中射出两道愤怒的目光，几乎（并非完全）足以浇灭经理的灿烂笑容。“我们不是……布罗姆利探险队，”我们的领队轻声说，“我们这一队人并没有命名。可如果要定名的话……那就是迪肯-克莱罗克斯-佩里探险队。”
“好，当然，好，好。”经理说着紧张不安地瞥了一眼帕桑，而帕桑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先生，好，好，我们顶层的一半房间都是为布罗姆利探险队保留的，那里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套房，现在我们都把顶层称为马洛里之翼。”
理查叹了口气。我们都累极了。他在登记簿上签了名，然后把那支钢笔交给J.C.，J.C.签名后又把笔交给我。那些穿着制服的服务员迅速过来拿起我们行李箱、背包和旅行袋。这些人并非给我们搬运板条箱的深肤色挑夫。我们三个人和一位服务员挤进一部单厢升降梯，这是一部非常古老的铁制电动电梯，而负责发电的居然是一大堆错综复杂却依然在运转的链条和齿轮。一位操作员开始滑动升降机门，将之关上。
“等一会儿。”理查说着走回登记处。那位经理突然立正站好，仿佛一位正在接受昔日德国皇帝检阅的普鲁士士兵。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已经在这里住下了吗？”理查问。他的声音冷冰冰的，抑或他只是太累了才会这样说话，“要是他还没休息，我希望今晚能和他见一面。”
经理灿烂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变成了一个龇牙咧嘴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他一边又是点头又是摇头——是的，没有，是的，没有——一边用眼睛直瞟帕桑。帕桑还默默站在原地，周围是一大堆行李和几个服务员。
“见面定在明天早晨。”帕桑说。
“是，是，是，”放下心来的经理长吁一口气，“明天早晨……是的……早餐室可供几位使用。”
理查摇摇头，双手捋了捋稀疏的头发，走回升降梯里，我们还在那里等着他。我们或许是准备攀登世界上最高的山，可今天晚上我们太累了，我们的豪华套房正在恭候我们，我们却连爬上三层楼梯去房间的力气都没有了。

10
深蓝色是一种奇怪且少见的颜色：比海蓝色要深，甚至比更深一些的蓝色，即画家口中的藏青色，还要深。我的母亲画画时并不经常使用深蓝色，可当她用到这种颜色时，她就会用拇指把小块纯天青石碾成粉末，然后从杯里滴几滴水或者用她的唾液把粉末浸湿，接下来用她的调色刀用力地刺戳，把一点点这种浓郁到极致的色调，也就是深蓝色，涂到她正在创作的海景和天空景色的画上。若有一丁点儿过量，色调平衡就会被打破。如果用量刚刚好的话，那会是世上最美丽的色彩。
 
珠峰旅店的套房名副其实，起居室里摆放着加了厚垫料的维多利亚式家具。我们的观景套房有高大的窗户，都面朝东南方，可以看到旅店下方山坡上那些大吉岭建筑物；拉开窗帘，透过不停移动的云朵，能看到一座座高山，它们如同壁垒一样巍峨耸立在北方和东北方，山峰上白雪皑皑，笼罩在月光之下。“哪一座是珠峰？”我用恭敬的语气问理查。
“左侧中间，那一座看上去很低的小山峰……你根本看不清楚，”他说，“近处的几座高峰如卡布尔峰和干城章嘉峰把珠峰挡住了。”
在这个宽敞的套房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间卧室，而且……最棒的是……居然有羽绒床垫。
我和让-克洛德真想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10点，谁晓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在羽绒床垫上睡觉啊？可理查早早地穿戴整齐，脚踏登山靴的他走起路来靴底噔噔直响，一手毁了我们的安睡计划。他砰砰砰敲打我们的房门，把门打开，先是叫醒了让-克洛德，然后咚咚咚走进我的房间，一把拉开厚重的窗帘，让高海拔地区的阳光照射进来，把我叫了起来，而这时候，太阳才刚刚出来。
“你能相信吗？”他厉声说道，这时我正东倒西歪地坐在我那既舒服又暖和的床边。
“相信什么？”
“他没让我进去。”
“谁没让你进去哪里？还有，现在几点了？”我的语气有些不客气。我现在都怒火中烧了。
“快7点了。”理查说着走进让-克洛德的房间，确定他已经起床穿衣服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正从盆里把肥皂水泼到脸上和腋窝，然后换了新衬衫和长裤。昨天晚上我洗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热水澡，然后才上床睡觉，事实上，还泡在热水里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不知道在这家特别高档的珠峰旅店里是否应该正式打扮，可理查穿着斜纹布长裤，登山靴，白衬衫和亚麻背心，可见在这里人们不必穿着正式就可以去吃早餐。不过我还是穿上花呢夹克衫，打一条领带。即便这家旅店不那么正式，能接纳理查的登山装。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会不会介意就得打个问号了。
“谁没让你进去哪里？”我们在走廊里再次碰面时我又问了一遍。在理查真动气的时候，他会把本就很薄的嘴唇抿成更加薄的一条线。而今天早晨，根本就看不到他的嘴唇了。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我们套房另一端的大厅整个侧厅都被他封闭了，还让帕桑酋长和另外两个夏尔巴人壮汉站在门口，这两人双手怀抱胸前，杰克，他们是在守着门啊，仿佛那里是他妈的闺房。”
理查厌恶地摇摇头。“很明显，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会睡到日上三竿，而且不希望被打扰。即便来求见的是几位不远万里而来，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他亲爱表弟尸体的登山者。”
“那是他深爱着的人吗？”让-克洛德问，他和我们并排走下极为狭窄的楼梯。
“谁？”理查厉声说，显然仍在为在雷吉勋爵的套房门前吃了闭门羹而生气。
“小珀西瓦尔勋爵，”让-克洛德说，“珀西表弟。布罗姆利夫人的败家儿子。我们要去寻找的就是此人的冰冻尸体。小珀西是大吉岭的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深爱着的人吗？是这位雷吉表兄的亲爱表弟吗？”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理查咆哮道。他领着我们下楼，来到那间宽大的早餐室。
“我看我们先好好吃一顿早餐，”我说，然后就再也听不到理查式的怒吼了。印度把我们朋友阴暗且焦躁的一面召唤了出来，我们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我认识理查?戴维斯?迪肯好几个月了，我始终相信，在他选择当众表露情感之前，他肯定会先把自己的头扭下来。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认知简直大错特错。
细长的早餐室空荡荡的，只有一张七人用餐桌。半夜接待我们的那位经理带领我们来到桌边，放下五份菜单。我和让-克洛德同坐在桌子一边，理查坐在我们对面，我们把我右边的桌子首位和理查左边的座位留空。我本以为早餐会是英式自助餐，就是上流社会吃的那种，想吃什么自己动手拿，可珠峰旅店给我们吃的显然不是这种早餐。一共五份菜单，这就表示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和另外一个人要加入我们，没准儿另一个人会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夫人。这可不是什么福尔摩斯级的推理，早晨没喝咖啡，我现在依旧昏昏沉沉地想睡觉。
等了他们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决定点餐。等待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只有我们的肚子传来咕咕叫声。早餐是纯正西式的。让-克洛德只点了松饼和黑咖啡，而且是一大壶黑咖啡哟。这位既是值班经理也是服务生的先生噘着嘴板着脸说：“不要茶吗，先生？”
“不要茶，”让-克洛德咕哝着说，“咖啡，咖啡，只要咖啡。”
身兼值班经理和服务员的这位先生闷闷不乐地点点头，然后慢吞吞地走近几步，赫然站在我身边，又把笔举了起来。“佩里先生呢？”
我本应该发现这有些不同寻常，他居然光是凭借我们昨晚的登记就能记住我的名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除了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和夫人以及他们的随从，我们似乎是这家旅店里唯一的三位客人。我不知道该点什么，在英国时我就点不到我真正喜欢吃的早餐，而这份菜单包括的又都是英式早餐。
理查朝我这边靠过来。“杰克，试试看蒙蒂全早餐。”
我没见到菜单上有这种早餐。“蒙蒂全早餐？”我对理查说，“那是什么？”
理查笑笑。“信我的没错。”
我点了一份蒙蒂全早餐和咖啡，理查也点了一份蒙蒂全早餐，另要了茶，让-克洛德又喃喃地念叨着“咖啡”，然后，长长的房间里再一次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
“珠峰旅店这些日子生意不太好啊。”等餐时我说。
“别傻了，杰克，”理查说，“一看就知道，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包下了整栋旅店，就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
“噢。”我说，感觉自己真够缺心眼儿的。不过更傻的是我居然又问了句：“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理查叹口气，摇了摇头。“我们这一趟得避人耳目，路过大吉岭时必须神不知鬼不觉。”
“哦，”我刨根问底，“如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不让别人到这个地方来，以便我们今天早晨可以见面……那他在哪儿？为什么让我们一直等？”
理查耸耸肩。让-克洛德说：“显而易见，英国的勋爵到了印度都喜欢睡懒觉。”
我们的早餐送来了。咖啡喝起来就像微热的地沟水。我的早餐盘上高高摆着一大堆油炸食品，有些直往盘子外面掉，仿佛是在逃跑；这一堆东西包括六片烧焦了的培根，至少五个煎蛋，两大片厚厚涂着黄油的炸面包，某种半流动的黑色布丁，炸番茄蜷伏在烤番茄边上，一排外皮都被炸焦了的香肠，皮开肉绽的炸洋葱被随意撒在盘子各处，昨天晚餐的剩菜和土豆现在被稍稍一炸，然后杂乱地堆在一起：我知道这乱七八糟的剩菜与土豆叫油煎菜肉。我讨厌油煎菜肉。
以前我倒是也吃过大份的英式早餐，不过这一盘……也太离谱了吧。
“好极了，”我对理查说，“为什么这叫作‘蒙蒂全早餐’？这个‘蒙蒂全早餐’是什么意思？”
“意思吗，差不多就是‘全包括’，或者‘应有尽有’。”他已经按照英国人的方式，开始用叉子叉住这些油炸食物往嘴里送，真叫人没法忍受，只见他左手持叉，叉头朝下，叉背冲外，插起一块摇摇欲坠的食物，右手则一直拿着餐刀切那一大堆凝胶状食物。
“‘蒙蒂全早餐’是什么意思？”我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词的来源是什么？谁是蒙蒂？”
理查叹口气，放下叉子。相比食物，让-克洛德显然对山景更感兴趣，他此刻正看着窗外大吉岭的明媚晨景。
“杰克，关于‘Full Monty（全早餐）’这个词的词源，有很多解释，”理查缓慢而庄重地说，“我觉得最靠谱的一个说法源自蒙塔古?伯顿爵士的裁缝生意，我想他是在世纪之交后不久开始这门生意的。伯顿的服务可以说是最自相矛盾的，他给普通资产阶级男性定制西服。”
“我觉得你们这些英国人穿的全是定制西装……你在伦敦给我定制西服的时候怎么叫来着？”我说，“定做。”
“定制西装当然只是上流社会的专享。”理查说，“不过蒙塔古?伯顿爵士把这种定制西装卖给那些成年后只会穿几次西服的男人，比如他自己结婚的时候，他的孩子们结婚的时候，朋友们的葬礼，他自己的葬礼，诸如此类。而且伯顿的商店有一个特色，就是为顾客终生改裁同一套西装，这样，资产阶级绅士发福了，他的西装也可以改大。而且改动过的西装不会像波士顿人所说的那样‘过时’。伯顿最初只有一家店，我想这店位于德比郡，几年之后，他就拥有了遍及整个英国的连锁店。”
“那么，要求Full Monty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想要全套西装？每样都要？”
“对极了，我亲爱的朋友。外套，裤子，背心……”
“是马甲。”我纠正。
理查又眯起了眼睛。事实上这一次是因为我切香肠时把汁液溅到了他身上。
我说几句挖苦话，接着便说不下去了，嘴巴张开，无法闭上，因为我这一生所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走进了房间。
*
我无法淋漓尽致地把她描述出来。几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尝试动笔把这些回忆写下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患上癌症，死亡的阴云尚未笼罩在我的头上。当时，到了描述……她的时候，我便不得不放弃那次尝试。或许，通过形容她不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让你们了解到一点点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时是1925年：时尚女性都有一定的样子。要想在1925年做个时尚女，就意味着女性的胸脯必须像男孩子一样平（我听说不幸天生没有平胸的女性可以买胸带或其他类似的内衣制造出平胸效果），而与帕桑并肩走进早餐室的这个女人的的确确胸脯鼓鼓的，不过她并没有刻意炫耀她的丰胸。事实上，她穿了一件细亚麻衬衫，那更像是一件男式衬衫，而不是女性的罩衫，剪裁式样很像男性工人的野外工作服。但这并没有掩盖住她的玲珑曲线。
1925年的时髦女人会把头发剪短，再把一部分头发做成卷发，波士顿、纽约、伦敦的妓女、荡妇尤以贴在额头和两鬓的卷发为时尚，抑或最最时髦的人则喜欢留短鬈发。而这个与帕桑在一起的女人有一头天然蜷曲的长发，垂到肩膀之下。
1925年流行的女性发色是近似于银灰色的金色，这个女人的发色却很深，介于蓝色和黑色之间。阳光照射到她的一头长发上，随着阳光的移动，她一头乌黑卷发上的光泽不住闪烁和舞动。我在哈佛大学遇到过老于世故的社会女性，在波士顿地下酒吧遇到过妓女，这些女人都把她们真正的眉毛拔光，然后用眉笔画上细细的、高高弯起的假眉毛，这是珍?哈露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导的时尚潮流。而这个朝我们的桌子走过来的女人有两道浓密的黛眉，眉弯的幅度不大，却无限秀美。
还有她的双瞳……
当她在25英尺开外的楼梯底部时，我以为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可在她走到20英尺远的地方时，我意识到我想错了，她那双眸子是深蓝色的。
深蓝色是一种奇怪且少见的颜色：比海蓝色要深，甚至比更深一些的蓝色，即画家口中的藏青色，还要深。我的母亲画画时并不经常使用深蓝色，可当她用到这种颜色时，她就会用拇指把小块纯天青石碾成粉末，然后从杯里滴几滴水或者用她的唾液把粉末浸湿，接下来用她的调色刀用力地刺戳，把一点点这种浓郁到极致的色调，也就是深蓝色，涂到她正在创作的海景和天空景色的画上。若有一丁点儿过量，色调平衡就会被打破。如果用量刚刚好的话，那会是世上最美丽的色彩。
这个女人眼眸的深蓝色可谓恰到好处，既令她其余的美好完美无缺，又使她其余的美好更添几分亮丽。她的眼睛完美无瑕。她整个人亦是一个完美的可人儿。
她从房间那边走过来，帕桑在她右边，落后半步的距离，然后他们两个人走到桌子首位的空座后面停了下来，这样一来，理查处在她的右边，让-克洛德和我在她的左边，而我则像呆子一样注视着她。我、理查和让-克洛德连忙起身，和她打招呼，不过我承认我站起来时更像是一个弹簧装置弹了起来。让-克洛德笑了。理查没笑。帕桑拿着一堆书，还有看上去像是一卷卷地图的东西，不过我的双眼正忙着，根本抽不出空在帕桑或我的朋友们身上流连。
除了一件漂亮的亚麻衬衫，这个女人还穿一条骑马裙，系了一条宽腰带，其实那是一件马裤，但看上去很像裙子，而且似乎是用世界上最柔软、最精美的软羔皮做成的。在大吉岭高山阳光的照耀下，软羔皮变成了一种更为淡雅的均匀色彩，且变得更加柔软了。真有点儿像她穿着种植茶园的工作服来了这里（如果有这么剪裁合身的工作服的话）。她的骑马靴是那种女士只有在高高的草地里和蛇形地域骑马时才会穿的靴子，看上去是用极为柔软的皮革制成，我觉得那肯定是刚刚生下来的小牛犊的皮。
她站在桌子首位边上，帕桑轮流和每个人点头示意。“理查?戴维斯?迪肯先生，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先生，雅各布?佩里先生，我很荣幸地向各位介绍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在一一介绍我们的时候，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向我们每个人点点头，不过她并没有主动和我们握手。她戴一双与她的靴子同样材质的薄皮手套。
“佩里先生，克莱罗克斯先生，终于见到两位，我感到非常愉快，”她说，然后转身面对理查，“还有你，迪奇，我表兄查理和表弟珀西小时候时常给我写信讲你的事儿。你从前还真是个野孩子呢。”
“我们期待能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见一面，”理查冷冷地说，“他在附近吗？我们有关于探险的事儿和他商量。”
“蒙特福特勋爵在我们山上的种植场里，乘车三十分钟便到，”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说，“不过我恐怕他无法与各位见面。”
“为什么？”理查问。
“他在茶园的地下墓室里。”这个女人说，她那双令人惊艳的双眸一直清澈无比，而且始终看牢理查的脸。她像是有些高兴。“我和蒙特福特勋爵1919年在伦敦结婚，然后我们回到印度，回到这座茶园，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也归我管。在我成为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八个月后，蒙特福特勋爵罹患登革热，与世长辞。他一直不曾真正适应印度的气候。”
“不过我给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勋爵写过信……”理查气急败坏地说。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烟斗，用牙齿紧紧咬住烟斗，却没有动手装烟叶或将之点燃，“布罗姆利夫人说的是表亲雷吉[31]，所以我自然而然地以为是……”
她笑了，我的双腿变得更软了。“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她轻声说，“我的朋友们叫我‘雷吉’。克莱罗克斯先生，佩里先生，我真心希望你们叫我雷吉。”
“雷吉，叫我让-克洛德吧。”我的朋友说着朝她一弓身，执起她的手，亲吻了一下，尽管她还戴着手套。
“杰克。”我挤出这两个字。
雷吉在桌子首位坐下，这时候那个仪表堂堂的大高个儿帕桑像个保镖似的站在她身后。他交给她一幅地图，她将用过的盘子和杯子随手推到一边，腾出空间，把地图铺在桌子上。我和让-克洛德看了对方一眼，也坐了下来。理查使劲儿咬了一下烟斗柄，噼啪一声清晰可闻，不过他最后还是坐了下来。
雷吉开始说话。“你们建议的路线是标准的路线，其中大部分我都同意。后天我们可以开茶园的卡车到第六英里石，在那里做最后的打包工作，并将物资装在驮兽身上，然后和夏尔巴人一起步行穿越提斯塔桥及周边地区，抵达甘旁，另外一些我们的夏尔巴人会准备更多骡子在那里等我们……”
“我们？”理查说，“你说我们？”
她笑着抬头看着我们。“这是当然，迪奇。我姑妈同意资助你们去寻找珀西表弟的尸体，所以我和你们一起去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次探险要得到继续资助，这是一个绝对条件。”
理查肯定已经意识到，他快把他最喜欢的烟斗的柄咬断了，于是猛地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险些碰到雷吉的头。他没有道歉，反而这样说：“你加入珠峰探险队？一个女人？还要去大本营？还要去西藏？简直荒唐。可笑至极。绝无可能。”
“要想为寻找珀西瓦尔表弟尸骨的探险得到资助，这是绝对条件，这是我的探险队。”雷吉说，笑容依然挂在她的脸上。
“我们会继续探险，但你不能参加。”理查说。他的脸涨得通红。
“你完全可以这样做，但再也不能从布罗姆利家的财产里得到一分钱。”雷吉说。
“很好，我们就用我们已有的资金继续行动。”理查吼道。
哪里来的资金？我琢磨着。就连从利物浦到加尔各答的船票都是用布罗姆利夫人的钱买的……很显然这些钱都是雷吉的茶园赚来的。
“除了我的赞助必不可少外，我会告诉你们两个我参加这次探险的理由，”雷吉冷静地说，“你要么当个好人听我说，要么继续弄出那些无聊的声音来打断我。”
理查交叉着手臂，一言不发。看他脸上的表情，还有他那副架势，就知道他绝对不会被说服。
“首先……或者说，这是排在资金之后的第二个理由，”雷吉说，“你们的探险队居然没带医生，这简直太可怕了。前三支英国珠峰探险队至少都带了两位医生，其中一位是外科医生，而且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有两位以上的医务人员随队。”
“战争期间我学了一些重要的急救知识。”理查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我肯定你确实学过，”雷吉面带笑容说道，“在探险过程中，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受了弹片伤或被机枪射中，我一点儿也不会怀疑你能让我们多活几分钟。可在西藏的战线后方压根儿就没有急救所，迪肯先生。”
“你是想告诉我们，你是一位能干的护士？”理查说。
“是的，我的确是，”雷吉说，“在我们的两个茶园里共有1.3万名当地人工作，因为他们，我学习了很多护理技术。不过我要说的重点不在于此。我准备请一位优秀的医生加入我们的探险队。”
“我们没有钱加人了……”理查道。
雷吉优雅地扬起一只手，打断了他的话。“帕桑医生，”她对她的酋长说，“你愿意对这几位先生说说你的从医资历吗？” 帕桑医生？我心想。我得坦白，在帕桑用那口流利且文雅的英国口音说出下面这番话之前，有那么几秒钟，印度托钵僧、神棍以及海地伏都教巫医的模糊形象在我们脑海里蹿来蹦去。这么想真令我羞愧难当。
“我在牛津和剑桥分别上过一年大学，”这位高个子夏尔巴人说，“后来我在爱丁堡医疗中心受训过一年，在密德萨斯医学院受训过三年，在海德堡，向著名的胸外科医师克劳斯?沃海姆医生学习过十八个月的外科学，在回到印度之后，我在拉合尔的卡拉斯修道院医院当过一年住院实习医生。”
“剑桥和牛津从来不允许……”理查说，接着把后面要说的话生生咽了回去。
“不允许他们之中有东方佬？”帕桑医生不带一丝敌意地说。他露出了至今我们见过的第一个灿烂笑容。这笑容里没有夹杂着一点儿恶意。“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他接着说，“这两座优秀学府出现了奇怪的幻想，以为我是埃达普王公的小儿子，我说的爱丁堡和密德萨斯医学院也是这样想的。在你进剑桥求学前，迪肯先生，我在那里待了一段并不长的时间，在当时，和印度皇室保持良好关系对英国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都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让-克洛德小声问道：“帕桑医生，恕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接受了如此卓越的医学训练，而且成为了一名有行医执照的医生，为什么你会回到这里……在雷吉的……在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茶园里……当一个……酋长？”
他又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酋长只是我这次到西藏圣山珠穆朗玛峰探险的名衔，”他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刚才说过了，有13,000多名男女工人直接接受她的雇佣。这些工人还有家人。在大吉岭和喜马拉雅山脉南部之间的群山里，我作为一名医生的本领得到了施展。我们有两个种植场诊所，每个大茶园都有一个，恕我直言，无论是从医疗设备上，还是从可供药物方面，这两个诊所都比大吉岭的小型英国医院还要先进几分。”
“你和我们去探险了，谁给这里的人看病呢？”我听到自己这样问。
“除了我，最仁慈的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还送其他几个年纪更轻的人去英国和新德里学医。我们有几个女性夏尔巴人已经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完成了护理综合训练，和我一样，为了回报她们的恩人，她们回到了茶园，为人们服务。”
“你真是个外科医生？”理查问。
帕桑笑了笑，这个笑容有些不同，较为犀利。“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我去从我的袋子里取手术刀和柳叶刀，然后向你展示一下，迪肯先生。”
理查转过脸来看着雷吉。“你说过有三个我们必须接受你一起去的理由。我们可以带着帕桑医生一起，对此我们感激不尽，可带一个女人去珠峰探险……”
“我认为，没有官方通行证，你们会发现在西藏寸步难行。”雷吉说。
“我……我们……”理查说。他用拳头敲击了一下桌子，“布罗姆利夫人承诺过，她会拿到通行证，还说我们到大吉岭时就能收到证明文件。”
“的确如此。”雷吉说。她把一只手举过右肩，帕桑把另一卷文件放在她的手里。她在地图上把那张厚羊皮纸抚平，而那张地图上则标着我们计划好的徒步路线，以大吉岭为始，穿越绒布，最后抵达珠峰，耗时五个星期。“各位想看一看吗？”她问，然后把证明转过来。
我们三个人全都站起来一点点，身体伏向桌子，好看个清楚。这是一份手写证明，笔迹漂亮极了，上面盖有六个印章和蜡封。
 
致帕里崇（PHARIJONG）、廷柯（TING-KE）、甘巴（KAMBA）和卡达（KHARTA）等地督领：
各位都已牢记在心，有几位大人要去一睹珠穆朗玛峰圣容，虽然在1924年那次所谓的“珠峰探险”之后，出现了一些无礼行为，但这次你们已得到特批，因为领队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是藏人和多位西藏当地首领的老朋友，我们希望她偕同她的几位同伴能够前往珠穆朗玛峰，尝试寻回她已故表弟英国勋爵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的尸首，而各位中的很多人都曾见过他。他于1924年在圣山上丧生，我们的朋友布罗姆利家族真心希望能够将他安葬。我们相信，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及其同伴必将一如既往地对藏人表现友好和慷慨，正如她在她的大吉岭茶园中长久以来建立的传统一样。因此，特出具一份通行文书，望各位和西藏所有官员和子民，在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及其帮手提出要求之际，提供运输工具，如供骑行的马匹，驮兽及苦力等，务求令你们双方均获满意。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若需要其他帮助，不论白天黑夜，不论是在行进途中还是在休息之际，不论在她们的营地之中或附近还是在我们的村落里，都要予以诚挚的配合，她们提出任何关于运输工具或其他事宜的要求都应立即予以办理。不论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她的帮手去到何地，西藏全境都应竭尽全力给予必要的协助。
  
水狗年签发
  
督领印章
 
理查一语未发。他面无表情，和我以前所见的他一模一样。九个月前的一天，我们在马特洪峰峰顶知道了马洛里和欧文遇难的消息，那时候他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此时他这张面无表情的脸比当时更甚。
雷吉（我当然地直呼她的昵称）把督领的官文和那张大地图都卷了起来，交给帕桑，说：“我已经告诉旅店侍者把你们的衣物打包了。我们现在就得出发去茶园，这样就能利用今天余下的时间来讨论你们提出的路线，登山细节、途中所需的食物，如何与西藏当地首领打交道，以及所有其他事宜。明天早晨你们要选择你们的贴身夏尔巴人和马匹。我有很多很棒的人选，明天，趁着喝茶的工夫，我们就能选出60来个挑夫，他们将在天黑之前把装备装到驮兽身上。”
她站起来，大步走出早餐室，帕桑——是帕桑医生才对，我提醒自己——跟在她身后，保持一步远，他大步流星，姿势优美舒展，并没有被甩在后面。片刻之后，我和让-克洛德站起来，彼此对视，强忍着不在沉默无语的理查面前嘻哈笑出来，然后我们走到楼上，去看看我们的行李打包好了没有。
终于，理查也跟着我们走上楼去。

11
我突然意识到形势出现了逆转；我们现在需要祈求她带上我们去探险，而不是反过来她求我们。我看到理查的目光有几分呆滞，他也接受了这个现实。
 
雷吉的主茶园房子里有一间藏书室，里面的长长的读书桌上铺着好几张地图。在波士顿有钱的朋友家里，抑或在英国，我几乎没见过藏书如此之多的藏书室。即便是布罗姆利夫人的藏书室里也没有这么多层，这么多夹楼，亦没有这么多一直伸向宽阔天窗的圆形铁楼梯或可移动梯子。这张读书桌大概有14英尺长，两侧摆有地球仪，一个上面绘有古时地形，另一个绘有现今的地形，而地球仪的直径肯定有6英尺。我们围站在读书桌一端，除了雷吉在珠峰旅店给我们看过的标有我们建议路线的地图，另有几幅彩色地图放在那张地图之下或旁边。
*
那天早晨，我们气派十足地来到了山上的茶园，至少是雷吉和我们。三辆卡车拖运着我们的食物和装备一路向山上驶去，打头的一辆车由帕桑医生驾驶，不过我、让-克洛德和雷吉都坐在一辆1920年产劳斯莱斯银灵牌汽车的豪华车厢内。天下起了雨，司机所在的前座是露天的，不过让-克洛德舒舒服服地坐在带有厚垫子的后座上，挨着雷吉，但没有挤到她，她头上是黑色顶篷，而我则坐在J.C.对面一个小折叠座椅上，这个座椅只是个用皮革包裹的镶板，从我们和司机所在前座之间的隔离墙上翻下来。要命的是这条泥土路上到处坑坑洼洼，凸块随处可见，每一次我们碾压到了深坑或大块隆起物，我就会被抛起来，没戴帽子的脑袋便会与顶篷的硬帆布来个亲密接触，然后再次狠狠地跌到座位上。我的两条长腿只能和J.C.两条不那么长的腿交缠在一起，每次被弹起来之后，我都不住地道歉。
理查选择坐在司机左边的前座上。司机是一位印度人，身材不高，沉默不语，名叫爱德华，他的个子太矮了，我搞不清楚他如何才能看到银灵汽车那似乎没有尽头的引擎盖另一端。这辆车名叫“银灵”，可与其说它是银色的，倒不如说是一种淡奶油色，闪闪发光的水箱、车头灯底座、五条镀铬金属条纹——从水箱一直延伸到同样闪闪发光的保险杠。挡风玻璃窗框和很多其他亮晶晶的零星零件如封闭备胎的闪亮镀铬金属辐条，而备用轮胎就安在挡泥板下部前门前端。
车子的镶板可以滑动，这样雷吉就能和司机说话，此时只有右侧也就是司机那侧的镶板开着。发动机咆哮着，倾盆大雨砸到厚厚的顶篷上发出稀里哗啦的声音，如此一来，我们所有人都只能冲理查大喊，他才能听到我们说话。理查身后镶板上的玻璃采用磨砂工艺蚀刻着布罗姆利家族的族徽，那是一个狮鹫兽，执一柄格斗用的长矛，我见过布罗姆利夫人在林肯郡的房子里有一面飘动的旗子，旗子上也有同样的标志。
“你的茶园有多大，布罗……雷吉？”让-克洛德问，突然狂风大起，风声呼啸。
“距离大吉岭比较近的主种植场大约有26,000英亩，”雷吉说，“在西北方向更高的山上，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茶园，不过大吉岭的那辆小火车到不了那里，只通这个主茶园，所以把那里的茶叶送到市场上就需要更多的成本。”
总共超过五万英亩啊，我心想。那得是好多好多的茶啊。随后我想起，英国人一天到晚都喝那东西，而且数以亿计的印度人也都有喝茶的习惯。
这里的陡峭群山上到处都是梯田，种植着一排排茶树，山上因而都变成了绿色，每棵树之间的间隔就和葡萄园里的葡萄树之间的间隔差不多，不过茶树要矮得多。我看到有男女工人穿着湿漉漉的棉制沙丽和衬衫，在无边无际的一排排绿色茶树之间工作，这些茶树沿着群山的曲线栽种，如同地形图上一条条弯曲的平行线。这片绿色颇具气势磅礴之势。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在这条布满车辆碾压痕迹的陡峭泥土路上转弯，开上了一条白色碎石车道，这条车道很长，地势向上倾斜。我不知道自己期待这条长车道的尽头会是一栋什么样的房子，没准儿是另一栋石砌房屋，就像布罗姆利夫人在林肯郡的家一样，不过雷吉的家虽大却不张扬，周围有马厩和构造坚固的附属建筑，所以这里的色彩和风格更像是一栋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大农舍。三辆卡车跟在我们后面驶到了宽阔的车道上，不过在银灵汽车到达房子前面宽阔的碎石环路之前，卡车便转弯朝马厩和车库驶去。这条环路中央和外围种着各种各样的绿色热带植物，此时这些植物都湿漉漉的。车子停下，爱德华快步走过来打开了雷吉这边的车门。
时到今日，我都没再坐过别人的劳斯莱斯。
*
热带地区的夜色降临，我们享用了一顿小牛肉美餐，餐厅的餐桌甚至比此刻仍摆着地图的14英尺长读书桌还要长，我们四个人——算上沉默不语的大高个帕桑医生的话，就是五个人——回到了那间藏书室，每个人都喝了白兰地，我和J.C.吸了雪茄，理查则抽着他的烟斗，一声不吭，显然依旧在琢磨有什么理由可以让雷吉在我们大约三十六个小时后出发时不和我们一起走。我们没有再次围绕在摆着地图的桌旁，而是围坐在巨大壁炉的炉前砖地上，仆人们之前已经把炉火点燃了。在这座海拔8000英尺的茶园里，简直冷得要命。
“带一个女人登珠峰，这想都不用想，绝对办不到。”理查说。
雷吉不再摇晃梨形小口高脚杯里的白兰地，抬起头来。“根本就不必想，迪肯先生。我一定要去。你需要我的钱、我的夏尔巴人、我的马、我的马鞍、帕桑的医术，以及我从西藏督领那里得到的许可。”
理查露出一个苦瓜脸。至少她不再称呼他“迪奇”了，我心想。
“那么，布罗……雷吉……是怎么得到批准的呢？”让-克洛德问。
雷吉又笑了。“我直接去找了达赖喇嘛和督领，请他们发放个人许可给我。”她说，“有个弗雷德里克?马萨曼?贝利少校曾阻止西藏向英国人颁发登山许可。不过，我压根儿就没搭理他。他为这事儿恨上了我。在贝利想到办法阻止我们之前，我们必须尽可能又快又不引人注目地穿过锡金。他是一个小人。我们只有唯一一个优势，我动了些手脚，故意误导他，让他以为我们的探险队会在八月份季风季节之后才会前往珠穆朗玛峰，而不是现在，在季风季节来临前的几个月里就开始行动，而且我还让他觉得我们会走南部直接路线，也就是穿越唐古平原和舍波拉山口，而不是走更东边的传统路线。”
“为什么贝利会傻到相信有人会在八月份再次尝试登顶珠峰？”理查问。他参加的1921年那次珠峰勘测探险就是在八月进行的，结果唯一的发现便是八月份的雪太深了。不过，在六月五日这一天，时值季风季节初期，刚刚下过一场暴雪，马洛里固执己见，非要返回北坳三号营地，结果马洛里、萨默维尔和其他人遇到了雪崩，共有七名夏尔巴人和西藏南部人遇难，但这些人里不包括理查，因为他觉得当时的雪情太危险了。
“因为一年前的八月，我、帕桑和另外六个人就那么做了。”雷吉说。
我们三个人齐刷刷地转过脸盯着她，谁也没说话。帕桑医生正站在雷吉的安乐椅后面，是唯一一个只有一半身体被笼罩在闪烁火光下的人。雷吉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伏向她手中的白兰地。终于，理查开口问道：“做什么了？”
“攀登珠峰，”雷吉答，声音十分尖刻，“我们尝试去找珀西表弟的尸体。我本来应该较早出发，赶在夏季的时候，可在诺顿上尉、杰弗里?布鲁斯和前马洛里探险队其他成员失败而归之后，正好是季风季节肆虐最严重的时候。我和帕桑只能等到不再下暴雨，而且珠穆朗玛峰上不再下雪，我们才和六个夏尔巴人开始徒步前往珠峰。”
“你们走了多远？”理查说，听上去有些半信半疑，“协格尔镇？还是更远？难道你们到了绒布寺？”
雷吉抬起头，不再看她的白兰地，听了这话的语气，她挺生气，那双深蓝色的双眸因此变得更深了。不过她的声音依然非常坚定，而且情绪控制得很好。“我、帕桑和另外两个夏尔巴人在23,000英尺之上的马洛里四号营地待了八天。可大雪一直下个不停。有一天我和帕桑向上攀登到了马洛里的五号营地，但是那里没有剩下任何补给，而且暴雪越下越大。我们非常幸运地返回了北坳，之后又在那里被困了四天，也就是被困八天里的后四天，而最后三天连一口吃的都没有。”
“马洛里的五号营地在海拔25,200英尺的高度。”让-克洛德小声说。
雷吉只是点点头。“待在北坳四号营地的这八天里，我的体重减轻了30多磅。其中一个夏尔巴人那旺?布拉因为高空病和脱水，差一点儿丢掉性命，明天早晨你们就能见到他。8月18日，趁着这种鬼天气稍微好转的时候，我们一路下山退回到马洛里的一号营地，一直留在北坳下三号营地的四个夏尔巴人几乎是把那旺抬下了冰川，我们在一号营地重新集结，然后徒步走了回来。大雪从未真正停止。九月中旬，我们步履沉重地穿越冒蒸汽的锡金丛林，结果赶上了持续不断的暴雨。我还以为我的身上永远都不会有变干的一天了。”
我、理查和让-克洛德在火光的笼罩下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我很肯定我的想法得到了呼应，这个女人和那个高个子夏尔巴人在季风季节的高峰期登上了珠峰25,000多英尺的地方？在23,000多英尺的高处连续待了八天？在前三次珠峰探险中，几乎没有人能在这么高的地方待上这么多天。
“你在何处学的登山？”理查问。白兰地似乎对他产生了影响，我从不曾见过他这副样子。或许都是这里的海拔高度惹的祸。
雷吉拿着她的空杯子比画了一下，帕桑立刻冲着黑暗中点点头，然后一位仆人走到火光之中，给我们所有人的酒杯中又倒满了白兰地。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爬过阿尔卑斯山，”她简单地说，“我曾和珀西表弟一起登过山，和向导登过山，自己一个人也去过。我从印度回欧洲时，去阿尔卑斯山的次数比回英国的次数还要多。在这里我也登过山。”
“你还记得你的登山向导的名字吗？”让-克洛德问。他纯属好奇，声音里一点儿挑衅的意味也没有。
雷吉说出了五个年纪较大的夏蒙尼登山向导的名字，这些人很有名，就连我也知道他们的大名。布罗姆利夫人曾经提到过其中三个向导的名字，多年以前他们曾和她的儿子珀西瓦尔一起登山。让-克洛德再次轻声吹起了口哨，当年布罗姆利夫人说起这五个人里其中三个人的名字时，他也这么做过。
“你自己一个人攀登过哪些山峰？”理查问。他的腔调和刚才不一样了。
雷吉微微耸耸肩。“佩沃斯峰，艾勒弗洛伊德兹峰，梅吉峰，大乔拉斯峰北壁，巴岱尔峰东北山壁，德鲁斯峰北壁，还有勃朗峰和马特洪峰。此外就是这里的一些山峰，不过这里只有一座8000米的高峰。”
“一个人。”理查说。他的表情有些怪。
雷吉又耸了耸肩。“你爱信不信，反正对我来说都无所谓，迪肯先生。你需要了解的就是，去年秋天，我的姑妈布罗姆利夫人给我写信，请我想办法为你们‘寻找珀西瓦尔’的探险拿到攀登珠峰的许可证，其实那个时候我早已去过了拉萨，拿到了许可……而我申请许可是为了今年春天再进行一次尝试。我自己的第二次尝试，而且这一次我要带帕桑和更多夏尔巴人一起去。”
“可许可证上提到了‘其他几位大人’……”理查说。
“我本想自己去找几个人，迪肯先生。我的确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且邀请他们今年春天和我一起踏上寻回探险。当然了，我将付给他们酬劳。不过伊丽莎白姑妈写信告诉了我你们的名字，我做了一些调查，发现你们……足以胜任。再说了，你是我查尔斯表兄的朋友，而且你也见过珀西。我觉得最好给你一个机会。”
我突然意识到形势出现了逆转；我们现在需要祈求她带上我们去探险，而不是反过来她求我们。我看到理查的目光有几分呆滞，他也接受了这个现实。
“你的查尔斯表兄现在怎么样了？”他问，似乎他既想改变话题，也想得到答案。
“一周之前，我收到了伊丽莎白姑妈发来的电报，”雷吉说，“在你们来加尔各答途中，查尔斯终因肺病恶化去世了。”
我们三个人都表示了我们的哀悼。理查似乎因这个噩耗而特别不安。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沉默不语，唯有木柴燃烧时噼啪作响。
我和J.C.抽完了雪茄，我学着他的样子，把雪茄屁股扔进了火里。我们把空杯子放在桌子上。
“对于路线和你们的给养计划，我们需要做一些变动，”雷吉说，“不过我们可以下午再做，你们先去选你们的夏尔巴人和马吧。天一亮，夏尔巴人都会到这里来，今天晚上他们就在距此不到1英里的地方扎营，而且我想到外面去迎接他们。为免几位中有人睡过了头，我会让帕桑去敲各位的门，叫你们起来。晚安，先生们。”
雷吉站起来，我们也赶紧起身，她离开了火光的照耀范围。几分钟之后，依旧沉默不语的我们跟着一个男仆前往二楼我们的房间。我注意到，在我们沿着宽大而蜿蜒的楼梯拾级而上时，理查仿佛无意抬动他的双脚。

12
可如果在北坳下的三号营地遭遇了暴雪，你怎么在好几个星期内给鸡肉保鲜，迪肯先生？你打算随身携带冰块？还是带着冰箱？
 
我们在雷吉的房子里起了个大早。这幢茶园中的房子有一座打理得十分整洁的后院，和板球场一般整洁，大小也相同。房子上方和下方都笼罩在晨雾之中，这雾气仿佛来源于一排排绿色茶树的呼吸作用。突然之间，我能看到许多人的轮廓在这些成排的茶树之间移动，然后从中走出来，来到后院，如同雾气凝结成了人形。在阳光的照耀下，我数了数，一共有三十个人，这时候晨雾开始消散。在茶园所在群山的另一端，远处喜马拉雅山脉的白色山峰赫然耸立，在黎明阳光的映衬下，那些峰顶是如此明亮，以至于我只能眯着眼睛望向它们，纵然如此，它们那白色的光辉还是照得我们的眼睛流出了泪水。
“人太多了，”理查说，“我原本计划只带大约十二名夏尔巴人苦力。”
“他们是夏尔巴人，不是苦力，”雷吉说，“‘夏尔巴人’的意思是‘来自东方的人’。几代以前，他们从19,000英尺的囊帕拉山口那一边迁徙过来。为了他们的土地和独立，他们已经奋战了千年。而且他们从不曾让自己沦为任何人的‘苦力’。”
“人还是太多了。”理查说，这时候那些不规则的人形变得更加充实，正穿过草地向我们走来。
雷吉摇摇头。“稍后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们至少需要三十个人。现在我来一一介绍他们，并且把大约十几个我觉得会成为优秀高山登山者的人拉到一边。你们的布鲁斯准将和诺顿上尉喜欢叫他们‘老虎’。被选出的人大部分都能听说英语。我会让你们三个人给他们面试，你们可以选择任意两个成为你们的登山搭档。”
“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问。
雷吉点头。“当然了。我还认识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家人。”
“这些夏尔巴人都住在大吉岭附近吗？”让-克洛德说。“在你的茶园周围？”
“不是，”雷吉说，“这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有些人住在尼泊尔的索鲁坤布地区，就在珠峰的南部通道附近。其他人来自尼泊尔的赫拉姆布鲁、阿朗山谷和若瓦林地区。还有些人来自加德满都。这些登山者中只有四分之一住在步行四天可到达大吉岭的地方。”
“之前的探险队总是在大吉岭挑选一些夏尔巴人，然后再从途径的西藏村庄里增加一些挑夫。”理查说。
“没错。”雷吉说着用她的皮马鞭抽打她戴着手套的手掌。日出之前，我们三个人聚在巨大的厨房里喝咖啡，正好这时候她骑完晨马走进厨房。“所以前三次英国珠峰探险才会有优秀的夏尔巴人登山者，而许多挑夫却不适合登山。藏人都很棒，自豪、勇敢，可当他们当了挑夫后，他们往往会表现得像英国的工会工人，闹罢工，争取更多的薪水，更多的食物，缩短工作时间……而且都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发难。或许你还记得你两次在这里的探险经历，迪肯先生。可夏尔巴人就不会这么做。如果他们受雇提供帮助，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帮忙到死的那一天为止。”
理查咕哝了一声，不过我注意到，这次他倒是没有反驳雷吉。
帕桑已经让三十个夏尔巴人大致排成一行，然后他们一个个走上前来，给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鞠躬，雷吉亲自将他们介绍给我们。那些奇怪的名字涌进我的脑海里，我真搞不懂她是如何能分清这些棕色皮肤的矮个子男人的，不过随后我就想到了我自己的美国式记忆法：这个夏尔巴人的体重比其他人重，这个留着黑色的胡子，那个人有一小撮胡子，这个人的胡子刮得比较干净，不过一对眉毛连接到了一起，成了眼睛上方的一条黑线。这个人少了一颗门牙；他后面的那个人拥有明媚灿烂的笑容。有些人很魁梧，有些人很单薄。有些人穿着上等棉衣，其他人穿的则是破衣烂衫。有些人穿着西式登山靴；许多人穿凉鞋；还有人打赤脚。
介绍完毕，帕桑冲着一半以上的人挥手，示意他们站到后面更远一点儿的地方，然后他们友好地蹲坐在那里，彼此轻声说着话。
“以前我可从没给夏尔巴人做过工作面试。”让-克洛德说。
“我做过。”理查说。
不过到了最后，还是帕桑和雷吉帮我们做出了决定。在我们三个人不着边际地和夏尔巴人聊天的时候，帕桑会说“尼玛可以一整天搬运他体重两倍沉的东西，而且不会累”，要么雷吉会给出这样的意见“昂?蚩力居住的村子海拔为15,000多英尺，而且似乎可以适应更高的海拔”，等等诸如此类的信息，他们还介绍了这些夏尔巴人听说英语的能力，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做出决定，特别有助于我们选出自己的贴身夏尔巴人。
二十分钟后，我们意识到雷吉只有一个夏尔巴人，这人就是帕桑，同时帕桑也是所有夏尔巴人的酋长，甚至同时还要兼任探险队的队医。J.C.选了诺布?切蒂和拉帕?伊舍做他的夏尔巴人。这两个人来自不同的村落，而且显然没有亲戚关系，可看上去就像是两兄弟一样。他们俩的刘海都遮住了眼睛，雷吉解释说，这样的长刘海可以充当加深护目镜，这样一来，住在四周都是冰川的高海拔地区，他们就不会得上雪盲症。
理查选的是尼玛?特仁，这是一个个子不高、很结实的夏尔巴人，他总是先大声笑，然后才用他那蹩脚英语回答每一个问题，他可以搬动他体重两倍多的东西。理查的第二个选择是一个较高较瘦的人，英语更好，名叫登津?伯西亚，这个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自己的小兄弟特比?诺盖。
我选了一个名叫巴布?里塔的人做我的双虎之一，这人总是笑眯眯的，又矮又胖，但一看便知非常健康和快乐，又选了住在高海拔村庄里的昂?蚩力做我另一位登山搭档。巴布的灿烂笑容很有感染力，我没法不对他报以笑容。他的一口牙齿一个不缺。昂的个头儿相对较矮，但他的桶状胸太宽阔了，我的父亲准会将之形容为“做肯塔基州一流的法官”。我可以想象得到，昂?蚩力可以一路爬到珠峰峰顶，而且不用从任何人的氧气罐里吸一口氧气。
我们又用了几分钟时间来聊天，然后雷吉宣布任命一个很开朗的人作为此次探险的厨子，这人个子很矮，名叫瑟姆楚比，很显然他没有姓氏。另有一个高个儿夏尔巴人负责管理驮兽，这个人不苟言笑，肤色相对较浅，名叫那旺?布拉。
“说到驮兽，”雷吉说，“我们现在得把装备分配到驮篮里。”她拍拍手，帕桑一比画，这三十个男人朝着较低处的马厩飞快走去，装着装备的卡车就停在那里。
“好了，先生们，你们该去选择你们的马和马鞍了。”雷吉说着带领我们向高处那个更大的马厩快速走了过去。
*
“你是在开玩笑吧。”我坐在一匹白色小马身上，双脚贴着地面。
“这些是西藏矮种马，”雷吉说，“相比普通的马或矮种马，这种马更擅长走我们要去的冰山雪径，而且能够在普通的马或骡子找不到食物的地方找到草吃。”
“是啊，可是……”我说。我站起来，让这匹马从我腿下走过去。让-克洛德见状捧腹大笑。他的腿够短，所以他能够抬高双腿，夹在马肚子两侧，看上去就和他正在奔驰中一样。理查选了一匹马，不过他懒得骑上去试试。
拂晓的时候，雷吉骑完马之后，我看到她那匹高大的花毛马小跑着回到马厩里，我还以为我们会骑着真正的骏马去西藏。毕竟杰弗里?布鲁斯的1924年探险装备清单建议每个英国人都把他们自己的马鞍带来。
这匹白色小马从我弓着的双腿下走过去，我不禁仔细端详着它。老天，就连英式马鞍都会把这个可怜的家伙压垮；如果换成了美国的西式马鞍，这家伙肯定直接就被压死了。
理查仿佛读懂了我的心思，说：“骑马时你可以只铺一块毯垫在这可怜的牲口上，不过老是抬着腿，你肯定会累的，杰克。在一些狭窄山路上，从马上滑下来可相当危险……那里和山下的河流之间可能会有三四百英尺的垂直落差。1921年时，马洛里曾希望我们使用一种藏式木马鞍，不过我并不做此推荐。”
“为什么不？”我问。
“这种木马鞍是‘V’型的，”雷吉说，“两三百英里之后，你的睾丸就会被压碎了。”
从前我可从没听过一个女人脱口说出睾丸二字，然后我意识到我的脸忽然变得通红。让-克洛德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去帮帕桑医生监督装载装备。”理查说。
雷吉给一个穿制服的仆人讲解哪匹小矮种马该配哪个小矮种马马鞍。而我拿到了最大的一个马鞍。
“准时11点吃午餐，”她在理查身后大喊，“然后我们得把给养的事情定下来。”
理查停下脚步，转过身，张开嘴巴想说什么，可接着他却从他的花呢夹克衫口袋里拿出烟斗，咬住烟斗柄，并没有将它点燃。他用右脚脚后跟做了一个军事旋转动作，然后用齐步走的步速快步走出马厩，朝着车库和小马厩走去，我们能听到夏尔巴人的呼喊声和骡子的叫唤声从那个方向传来。
*
午餐期间，理查和雷吉一直在大声争论着，下午，装备和给养终于按比例分配为数个包裹，以便能在明天早晨快速装到骡子身上，这时候是我们喝雪利酒的时间，他俩还在争个不停。在大餐厅吃晚餐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又争论了起来。
他们为了补给吵，为了路线吵，为了搜寻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尸体的候补计划吵，为我们抵达珠峰后的攀登方式吵，而所有争论的核心点都在于谁来当此次探险的领队。
在午餐时间的争论中，理查提出了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虽然理查和1924年的珠峰探险队有接触，可我们始终未能解开这个难题：到底为什么珀西瓦尔?布罗姆利能在大吉岭加入探险队？不论是查尔斯?布鲁斯准将（在他生病被迫离开探险队之前），还是后来成为探险队总指挥的诺顿上尉，都是非常顽固的人，肯定会严格遵守他们已经制订好的计划。且不论再吸纳一个人进探险队，给养和随身携带帐篷数量等计划肯定会被打乱，而且小珀西自然也算不上那种闻名遐迩的登山者，以至于马洛里和其他人不会强烈反对在最后时刻收编这样一个多余的累赘。甚至理查的好朋友诺埃尔?奥德尔，曾告诉过理查，他们也搞不懂为什么珀西会被允许跟来。他们只知道，布鲁斯准将和诺顿上尉坚持这样做是对的，可这根本不合常理，而且，理查问过的每一位登山者，他们都说珀西这个小伙子人挺好，为人很低调，而且只要他本本分分地跟在探险队后面，落后于大部队差不多半天时间，大家就不会找茬。
不过他们并不打算让小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跟到绒布冰川脚下的珠峰大本营。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在争论给养的过程中，理查又把话题绕回到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得到允许，可以随队前往珠峰。
雷吉已经说得不耐烦了，她的语气听上去像是要结束大部分对话一样。“我只说最后一次，迪肯先生。1924年探险队的几位领导受邀到茶园来和利顿勋爵及夫人共进晚餐，这时候珀西瓦尔表弟也受邀到这里来，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你或许还记得，利顿勋爵曾经是孟加拉总督，他和布鲁斯准将及诺顿上尉几个人在书房里单独和珀西聊了大半个钟头。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布鲁斯和诺顿都宣布，珀西得到允许，可以跟着探险队，你知道，他不能和他们一起，而且并不是正式成员，不过他可以在后面跟着，前提是珀西要自己准备马匹、帐篷和食物。最后这一点不成问题，因为在探险队抵达加尔各答的两个星期前，珀西就已经把他的装备放在茶园里了。”
理查摇摇头。“这说不通。让人跟在探险队后面去西藏？没有官方许可就能进藏？即便珀西瓦尔勋爵落后于真正的探险队只有一天时间，可作为一个英国人，他要是被逮捕或拘留了，整个探险队就可能与领主和西藏发生矛盾。这根本就说不通。”
“我听人说过很多次领主了，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让-克洛德说，“当地的首领？村长？还是别的什么？”
“其实都不是，”雷吉说，“大部分西藏居民聚集地都由领主管理，通常是两个人，一个是大喇嘛，另一个人是村子里的俗家人。不过也有只有一位领主的时候。”她转过身看着理查，“时间不早了，迪肯先生。你的问题都已经得到满意的答复了吗？”
“只除了为什么你的表弟会在诺顿探险队离开那里之后还要尝试攀登珠峰。”理查不依不饶。
雷吉哈哈大笑起来，只是她的声音里一点儿幽默的意味都没有，“珀西从来不打算尝试攀登珠峰。这一点我十分肯定。”
“西吉尔告诉《柏林日报》和《伦敦泰晤士报》，他的确这样尝试过，”理查说，“西吉尔说，当他和其他几个德国人到达二号营地的时候——他们探险，一开始只是打算碰运气看能不能碰到马洛里，后来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他，也就是西吉尔，和其他几个德国人能看到你的表弟和科特?梅耶正步履蹒跚地从北部山脊下来。而且很显然碰到了麻烦。”
雷吉坚定地摇摇头。她那头蓝黑色秀发从肩膀上划过。“布鲁诺?西吉尔在说谎，”她尖锐地说，“珀西或许是出于某种原因才去了那座山上，不过我肯定，他去西藏并不是为了要登上珠峰。布鲁诺?西吉尔就是个臭名昭著的德国恶棍，而且爱撒谎。”
“你怎么知道西吉尔是个臭名昭著的德国恶棍？”理查问，“你认识他？”　
“当然不认识，”雷吉厉声说，“不过我到德国和其他地方打听过。西吉尔是个危险的登山者，不只让他自己陷入危险，对和他在一起的人来说，他也是个危险分子，而且他在慕尼黑的时候，就是个法西斯暴徒。”
“你觉得西吉尔和你表弟及梅耶的死有关？”理查问。
雷吉用她那双深蓝色眼睛凝视理查，却没有回答。
在那天下午较为安静的时间里，我们给雷吉看了J.C.改进过、用来攀登垂直冰壁的12爪冰爪和短冰镐。接下来，让-克洛德展示了他的祝玛登山装置和我们带来的凯佛斯绳梯。
“太棒了，”雷吉说，“有了这些东西，攀登北坳就容易多了，而且有了固定绳索和绳梯，挑夫也能更安全了。不过我恐怕我没有足够硬挺的登山靴来配这种尖冰爪。”
“只有领头登山者才需要冰爪，”理查说，“而我保证肯定不会是你第一个上去。”
“我多带了一双硬挺的登山靴，”让-克洛德说，“我觉得你穿上或许合适。我现在就去拿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
这双靴子的确适合她。她挥舞了几下短破冰锤，练习了一下。理查压根儿都没正眼瞧她，不过我能看得出来，他可是强忍着才没去看雷吉。
“我为你们所有人准备了一个新发明。”雷吉说。她去了储藏室，几分钟后回来时手里拿着四副像是皮带橄榄球头盔的东西，也很像煤矿工人戴的皮带。不过那东西后面有两块绝缘电池，前面有一个电动矿灯。
“去年九月从珠峰回来之后，我就准备了这些东西，”她说，“蒙特福特勋爵曾在威尔士有很多采矿生意，这些都是最新型的，电动头灯，而不是可能引发爆炸的碳化物火焰。电池有点儿沉，不过它们可以支持头灯开启四个小时……而且我有很多多余的电池。”
“到底有什么用呢？”理查一边把皮带、灯和有些沉的电池举在一臂距离的地方，一边问。
雷吉叹口气。“去年，当诺顿、诺埃尔和其他人大败而归退回到大吉岭的时候，我和他们聊天时他们告诉我，马洛里和欧文本来计划在凌晨6点或6点30分离开高山营地，可他们做所有事儿的时候都慢腾腾的。穿好靴子，在火炉上把雪融化，以便在出发之前烧热水熬热粥，结果却推翻了炊具，还有背好氧气罐并将之调好，在那样的海拔高度，一切做起来都是那么慢，所以一直拖拖拉拉到了8点多才离开营地。要想尝试登顶，这个时间离开营地就太晚了。就算他们登顶了，也没有可能在天黑之前下山返回五号营地。或许连黄色地带都到不了。”
“你认为脑袋上戴着这些……这些……东西，登山队能多早离开营地？”理查问。
“不能晚于凌晨2点，迪肯先生。我建议在真正尝试登顶的前一夜近午夜时分离开营地。”
一想到要在夜里登上那么高的海拔，理查便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肯定都被冻僵了。”他轻蔑地说。
“不会，不会，”让-克洛德说，“还记得吗，理查，这还要多亏你，我们有了芬奇先生那些特别暖和的鹅绒夹克，足够我们几个和四位夏尔巴人穿。而且，我觉得布罗姆……雷吉这么说很有道理。夜里雪崩会少很多。雪和冰也更为坚固。在比较坚硬的雪和冰上，新的冰爪效果更好。而且如果这些头灯真能把路照得很清楚的话……”
“这些头灯给数百名现代威尔士矿工照清了路，”雷吉插口道，“至少工程师和监工因此受惠。而且，在黑漆漆的矿洞里，威尔士矿工可享受不到星光或月光。”
“太棒了！”让-克洛德说。
“很有意思。”我说。
“午夜时分离开高山营地尝试登顶，”理查说，“简直疯了。”
*
因为要徒步去珠峰，我们一共用到了40头骡子，而每一只骡子都能驮两个包裹，即可负重160磅。一位夏尔巴人挑夫除了要背着非常重的装备，还要负责牵两头骡子。
不过雷吉一直要求带更多速食食品去。理查则坚决反对她的提议。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野鸡晚餐，喝了口感极佳的白葡萄酒，那酒在玻璃的映衬下美极了，吃饭的时候这两个人又向对方开火了。
“我认为你不理解我对这次探险背后的想法，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理查冷冷地说。
“我非常理解，迪肯先生。你打算用阿尔卑斯山式攀登方法向世界上的最高山发起冲击，把那里当成马特洪峰来攀登。你计划在沿途的西藏村落里买尽可能多的食物，还要打猎获取更多的食物，野山羊、兔子、西藏原羚，也就是一种西藏的小羚羊，白鹿、喜马拉雅岩羊，所有你能找到和猎到的猎物。”
“说得不错，”理查说，“你自称登过阿尔卑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那么你就该知道，从来没有人用过阿式登山法攀登过珠峰。”
“这是有原因的，迪肯先生。不止因为珠峰太高，还因为珠峰的气候。就算现在还没到季风季节，山上的气候也可能瞬息万变。珠峰有它自己特有的气候，迪肯先生。你根本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便携食物在山上撑好几个星期，如果能够以星期计时的话。你知道，食物快耗尽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总是从绒布冰川下去，翻过庞拉山口，到协格尔镇去买吃的。而且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庞拉山口靠近珠峰一边的小村庄初冬也没有足够多的多余食物。”
现在我知道，藏语里“拉（la）”代表山口。庞拉山口就是协格尔镇以南一座海拔高度为17,000英尺的山口，翻过了这座高山山口，就可以到达绒布寺、绒布冰川和珠峰。大多数探险队都用了四天多的时间，从协格尔镇徒步跋涉到绒布冰川河谷入口处的珠峰大本营……然后再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找到路向上攀登绒布冰川，前往北坳。
“我们可以沿途从村民那里购买备用食物。”理查坚持说。
雷吉哈哈笑。“一般的西藏村民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鸡卖给你，即便这么一来他们的家人就要挨饿，”她说，一排晶莹洁白的牙齿露了出来，“可如果在北坳下的三号营地遭遇了暴雪，你怎么在好几个星期内给鸡肉保鲜，迪肯先生？你打算随身携带冰块？还是带着冰箱？而且一旦翻越过绒布冰川，就根本不要打算靠打猎活下去。除了非常罕见的喜马拉雅山野绵羊，以及更为罕见的耶蒂，那里什么都没有。就算你不去登山，整天打猎……依旧很可能饿肚子。”
理查没有理会关于耶蒂的话题。“我去过那里，请记住，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我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星期，探索珠峰北面的通路，而你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待上这么久。”
“1921年，你只能在那里逗留这么长时间，因为你和马洛里根本找不到明显的路翻越东绒布冰川，迪肯先生。”
理查绷起脸。
“听着，”雷吉说着转头面对我和让-克洛德，同时也看着理查，“我并不建议我们按照布鲁斯、诺顿和马洛里所做的那样安排我们的给养……天哪，我是看着他们离开大吉岭的。70个夏尔巴挑夫，穿越边界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些藏人，总共140个挑夫，300多只驮兽，不光带了氧气、帐篷和必要的补给，还有大量罐头食品，有鹅肝、熏肠，还有牛舌。”
“海拔越高，食欲越不好，”理查说，“所以需要能够刺激食欲的食物。”
“噢，是的，我知道，”雷吉笑笑，“去年八月在北坳我的体重掉了30多磅，或许你还记得我告诉过你这事儿。在23,000英尺以上的高度，一想到食物就会觉得讨厌。而且人也没有力气来做饭。所以我才增加了罐头食品，简单的主食，很多袋面条和大米，开水一煮就能变热，以防我们被恶劣天气困住。”
理查看着我和让-克洛德，仿佛我们应该立刻跳起来，和他站在一边，与雷吉争个你死我活。结果我们只是对他笑笑，等着看好戏。
“我们没有准备300头驮兽，”雷吉继续说，“我们只带了40只，如有需要，可以在沿途购买替代的驮兽。我们没有70名夏尔巴人挑夫，我们只用到了30位。我们不会在协格尔镇雇另外150名挑夫，但我已经安排好，在那里把我们的骡子卖了，换成牦牛，并且继续用这30名夏尔巴人做挑夫。但我们必须有充足的食物。寻找珀西表弟可能需要好几个星期。我们决不能只是因为没有食物了，就放弃寻找，打道回府。”
理查叹口气。他不能把我们参加这次探险的真正原因告诉她。我们要等到一个好天气，采用阿式登山法一举登顶，然后……回家。
雷吉依次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我知道你们加入这次探险的真正原因，先生们，”她说，仿佛她能读懂我们内疚的心理，“我知道你们希望登上珠峰，你们只不过是利用我姑妈的钱，而且寻找珀西瓦尔的尸体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你们能去到那座山，如果够幸运的话，还可以登顶。”
我们无言以对。我们谁也没有与她那冷酷的目光对视。
“这无所谓，”雷吉接着说，“找到珀西瓦尔的尸体对我来说比对你们更重要，至于原因吗，你们或许尚无法理解，不过我也想登上珠峰。”
听了这话，我们全都抬起头来。一个女人登上珠峰峰顶？这太可笑了。可我们没有一个说话。
“9点了。”雷吉说，与此同时，钟声响彻这幢巨大的茶园房子，“该睡觉了。天一亮我们就出发。”
我和J.C.与雷吉一起站起来，可理查依旧坐在那里。“必须先把谁当探险队指挥的问题敲定才能睡觉，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一个探险队不能有两位领队。这样肯定会乱套的。”
雷吉再次露出了微笑。“去年，布鲁斯准将患上了疟疾之后，这法子就行得通，迪肯先生。泰迪?诺顿上尉当了探险总指挥，他可能是知道他自己最后无法入选登顶小队，而马洛里先生则负责攀登计划和甄选尝试登顶的人选。当然了，结果证明，可以尝试登顶的人就是他自己和他那位非常健康却缺乏经验的助手桑迪?欧文……真是个出色的小伙子。我很开心曾邀请他到我家里来做客。现在，我想我们得使用相同的方法。我负责这次探险，而你主管登山，负责做出登山方面的决定，而关于寻找珀西表弟尸体一事，我若提出合理建议，你则需要听取。”
我看得出来，理查正努力琢磨恰当的话来彻底反驳这个建议。可他的嘴皮子太慢了。
帕桑……帕桑医生……把雷吉的椅子拉开，给她让出路。
“晚安，先生们，”她轻声说，“天一亮，我们就出发前往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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